林欣宜教授演講「十九世紀末西洋人臺灣書寫中的英文小說」紀要

　　林欣宜教授本次演講主題，探討十九世紀末居住在淡水的外國人所創作之小說。在十九世紀臺灣相關西文書寫中，小說是較特殊的類型，數量不多，林教授至今能找到戰前的小說有五筆 (1887-1914)，明顯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有三：一是皆敘述條約港 (treaty ports) 外國人社群之故事；二為其中三筆由莉絲‧波姆 (Lise Boehm, 1859-1921) 所作；三是書寫時段集中 1880s-1910s，即「漫長十九世紀」(long nineteenth century) 末期，而其中又有兩筆與清法戰爭期間 (1884-1885) 的淡水相關。綜此，本演講突顯此文類的重要面向：即 1880 年代末起寓臺外國人以條約港淡水之生活經驗為背景所書寫的英語小說，以及這些小說在研究上應如何被處理。

　　林教授提到，如何用小說研究歷史，一種方式是透過同時期的紀錄來進行比對。清法戰爭時期，留下不少中、西文的相關紀錄，中文材料方面主要是跟軍事活動有關的紀錄，這些紀錄僅在外交方面涉及淡水的西方人社群，並沒有直接的生活史關聯。外文材料方面，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的紀錄是一個重要的例子。馬偕的偕醫館、教會都在淡水，並留下日記與回憶錄《福爾摩沙紀事》(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另一是蘇格蘭茶商陶德 (John Dodd, 1838-1907) 於法軍封鎖時的紀錄，曾發表在香港的報紙，之後出版為《北臺封鎖記》(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此外也有法軍孤拔元帥 (Anatole- 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 的水手被刊登在報紙上的家書、《倫敦新聞畫報》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等對清法戰爭在臺灣、福建、越南等地的相關報導可資比對。但小說與歷史文獻的對照，並非以史實檢驗小說，而是用來參考、理解小說書寫出現的背景、作者的書寫想法。

　　另一種透過小說看歷史的方式，是由書寫背景及時代脈絡理解要呈現的意識或形象。哈帝的通商口岸寓外英華小說 (Sino-Anglo Expatriate Writing) 研究，是最直接與本研究相關的討論 [見 Steven Ralph Hardy, “Expatriate Writers, Expatriate Readers: English-Language Fiction Published along the China Coas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hD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niversity, 2003)]。他清楚呈現十九世紀以中國為場景的英文寓外小說產生的時空背景，指出在 1887-1934 年間的英華小說共有二十八位作者、七十多篇相關作品，時間集中在 1892 至 1912 年，主要由上海的別發洋行 (Kelly & Walsh Ltd.) 發行。這股熱潮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 等人膾炙人口的大英帝國殖民文學小說，引領寓外文學之風潮，使許多人開始想要仿效，作中國的吉卜林；其二，小說作者中很大部分是女性，最有名的則是賽珍珠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1892-1973)。至於女性為何開始參與小說創作，則是因為在十九世紀小說興起的年代，婦女地位較過去為提升，得以從事有品味的娛樂，女性因此成為小說的讀者與作者，影響了這個文類在西方的蓬勃發展。在臺灣的西方人社群的書寫，也可看出類似的情況。

　　林教授指出，這個研究要討論兩部以臺灣為場景，與清法戰爭有關的西文小說，分別出自莉絲･波姆 [Lise Boehm, 1859-1921，本名 Elise Williamina Giles (neé Edersheim)] 的《中國口岸故事》 (China Coast Tales) 與華德羅醫師 (Thurlow Fraser) 的《東方的召喚》 (The Call of the East: a Romance of Far Formosa)。分列如下：

1. Lise Boehm, “Formosa: A Tale of the French Blockade,”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4th to October 31st, 1890, 18 chapters. Renamed “No. 10 FORMOSA: A Tale of the French Blockade of 1884-1885,” collected in her China Coast Tales (Shanghai, Hongkong, Yokohama, Singapore: Kelly & Walsh, Ltd., 1906; Cheng-wen Rpt. Version, 1972).

2. Thurlow Fraser, The Call of the East: A Romance of Far Formosa (NY, Chicago, Toronto, London and Edinburgh: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4).

　　莉絲･波姆曾居住淡水，作品較為人所熟知，主因她著作豐富，其中有三篇作品與臺灣有關。她的先生是著名漢學家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曾作為英國領事派駐臺灣。莉絲･波姆的小說首先於 1890 年以連載形式刊登在《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共十八期，描述已婚的稅務司和領事夫人外遇的故事。1923 年，作品曾被該報評論為「關於中國最好的書」的其中一本；1930 年代，莉絲･波姆的作品也曾受到臺北高校及後來臺北帝大的英文教師島田謹二 (1901-1993) 注意。島田曾想發展一套與臺灣有關的「華麗島」文學。

　　華德羅醫師的小說描述名叫辛克萊的醫生在清法戰爭期間救治病患並與一名來臺商人之女相戀的故事。華德羅本身是傳教士，1902 至 1904 年接替馬偕至臺灣服務，其著作的副標題 Far from Formosa 用來呼應、紀念馬偕在臺灣傳教的貢獻。華德羅醫師相關的紀錄較少，目前僅知其父華雅各 (Rev. J. B. Fraser) 也是被派駐臺灣的加拿大傳教士。這本小說呈現較多臺灣在地故事，源於傳教士在臺灣的本地生活經驗，特別之處是使用教會白話字等技巧為故事情節添色。

　　這些小說的讀者是英語讀者，偶爾穿插白話羅馬字等當地詞彙，語言的融合與使用是這一類小說的特色，藉此塑造一些異國情調。但若以為這代表地方華洋人士也隨之融和，則是極大誤解。兩部小說都可明顯見到以職業團體區分外國人（海關關員、領事、傳教士、洋商）的現象：以男性為主，作為領事夫人的女性則扮演先生的幫手，其身分附屬於男性職業分類。另外根據畢可思教授 (Robert Bickers) 研究，在像上海一樣大型口岸的外國人社群中還有些是無身分者 (settlers)，但在臺灣的口岸這一類人不多。

　　小說中，職業的分別直接連繫到他們及眷屬在臺灣的工作，林教授指出，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文學反映當時仍十分強調社會階序的背景。在這之中，外國人與本地人間的交流，也會被視為對原有秩序的挑戰，在小說中多處可見、也明白地呈現淡水外國人社群與本地人社群是互不相干的。以馬偕與張聰明 (1860-1925) 的婚姻為例，是不為外國人社群接受的，連帶也影響到馬偕等人在淡水外國人社群中的地位。由此來看，華德羅醫師身為一位蘇格蘭裔的加拿大人，在小說中與他身分類似的故事主角辛克萊醫生，雖都是心善、正直、富有同理心之人，但在臺灣條約港作為帝國邊緣（蘇格蘭裔加拿大人）與帝國中心（倫敦英國人）的差異，也明顯得見。

　　總結來說，書寫臺灣的西文小說有幾點特殊性，反映臺灣在世界史的脈絡。小說突顯中心、邊緣的差異，作為帝國的階序，臺灣與倫敦是相對的兩端；作為條約港，臺灣則與上海相對。小說中的社會階序，有性別、階級、職業等方面。作為文學的技法，小說中特殊語言的使用，最主要有洋涇濱英語 (Pidgin English) 的使用，華德羅的小說甚至使用教會的羅馬白話字與蘇格蘭及威爾斯調的英語。最後一點則是外國人跟臺灣本地人社群完全沒有交集，雙方在淡水似乎是平行時空的存在。就此而言，小說雖然是虛構的，但也有重要、正面的意義。小說呈現了不同於官方文書、地方志、本地契約的生活面向，也呈現了西方社會於遠東地區幾組階序的存在。

　　討論階段，李峙皞教授提問，外國人社群間的矛盾為何？林教授指出，在莉絲･波姆、華德羅的小說中，外國人社群分為傳教士與領事、海關、商人兩類團體。這種區別，主要因為任務與工作的關係。領事的身分地位較高，1870 年後領事選拔改用考試徵選，領事人員身分階層才產生變化。傳教士主要是自發赴外的，以臺灣的例子來看，女性並不少。他們身分的變化與在其母國的社會流動脫不了關係。另外，跟臺灣關係密切的傳教機構長老教會中，蘇格蘭裔、海外加拿大人與帝國中心英格蘭出身者就不一樣。這是來自帝國非中心與帝國中心的矛盾。

　　陳惠芬教授提問，在中國的條約港之間是否有階序的概念？不同的外國人社群間是否有不同的互動關係？若以薩伊德 (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 的研究來看，小說是否體現東方主義的意涵？林教授回應，條約港有其階序，最明顯可以從被派駐地的領事身分觀察。港口的規模也是一項指標，上海是最特別的例子，有法庭、警察、公署，這些機構臺灣都沒有。外國人之間分成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在小說中是以職業為分界。不過臺灣的外國人十分少，難以分成眾多不同的團體，領事及其夫人在社群中就扮演一個重要的領導角色。若從東方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小說都是東方主義的再現。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則是盡力突顯其意義而非批判它的扭曲。

　　陳秀鳳教授提問，莉絲･波姆與她丈夫的寓外者書寫是否有差別？這是否呈現大英帝國對中國、臺灣、日本等地有不同的看法？清法戰爭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但時任法國駐華公使于雅樂 (Camille Imbault-Huart, 1857-1897) 所著 L'î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並沒有描寫清法戰爭。而莉絲･波姆作為英國領事夫人撰寫小說是否有別種意義？林教授指出，莉絲･波姆夫妻的書寫所再現的臺灣，似乎並沒有太大的交集。翟理斯的重點在於中國人的個性、語言、文學，他傳遞的是高級文化、思想層面的東西；相對而言，莉絲･波姆講述日常生活的故事。清法戰爭只是用來引起讀者興趣的背景。一般來說，在條約港，英國領事要處理所有國籍外國人的需求、秩序；清法戰爭期間，英國人也知道自己不是交戰國，所以沒有直接關係，故這兩本小說即使有法國人存在，也小心避過處理此時國際間的緊張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