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正恒博士演講「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初探」紀要

　　盧正恒博士本次演講以「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初探」為題，講述其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爬梳資料時，查得較現知《平定臺灣得勝圖》各版本更早前由福康安奉命繪製、進呈的版本。比較兩者差異後發現，福康安本展現了在臺灣的邊疆觀察以及欲展現個人功勳的成分。相較於此，最終由皇帝認可、宮廷畫家繪製的版本則略去上述二者，僅呈現其帝國偉業的一面。

　　演講伊始，盧博士以乾隆皇帝八十萬壽一首御製詩為起頭。皇帝將開國、西師、臺灣等六幅戰圖送給前來祝壽的諸國使者，故戰圖有著宣揚國威的功能。現存描繪平定臺灣林爽文事件戰況之《平定臺灣得勝圖》（亦稱《臺灣戰圖》）共有十二幅，許多學者如李泰翰、馬雅貞、詹振鵬、鄭維明等，對於《臺灣戰圖》從底本到定本的製作過程、《得勝圖》的文化建構等課題已有相關研究。《平定臺灣得勝圖》經乾隆皇帝降旨福康安繪製「進呈副本」，進呈後再由宮廷繪師作成「紙本」十二幅，由內務府造辦處依照「紙本」第一次於本土製作成廣為流傳的「銅版畫」。此外，另有在江南製作送回北京的「雕漆掛屏」。以上便是現存的各種版本。不過此前任何《得勝圖》之相關「稿本」皆未見於世，所以無法確知從稿本到定本銅版畫之間的差異。福康安之「進呈副本」的存在及其內容成了分析《得勝圖》的重要依據，更可以理解該圖從邊疆製作到帝都重製之文化意涵與此間差異。

　　盧博士發現，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共計十六幅，此即前述「進呈副本」，其中圖名、貼黃多有標籤錯置之情形。經考證重新編排後，各幅圖按時間順序分別為：《嘉義縣解圍》、《興化店戰役》、《大排竹戰役》、《大埔林、中林、大埔尾戰役》、《水沙連戰役》、《獅子頭社戰役》、《大里杙戰役》、《集集埔戰役》、《小半天戰役》、《擒獲林爽文家屬》、《攻佔斗六門》、《擒獲林爽文》、《大武隴戰役》、《牛庄戰役》、《枋寮戰役》、《琅嶠戰役、擒獲莊大田》。這十六幅圖於乾隆五十三年 (1788) 二月福康安奉命在臺灣繪製完成，雖然稿件在臺灣完成，但最終是送回中國裝裱整理。而後七月福康安與《得勝圖》同時返抵北京，八月乾隆皇帝從十六幅中挑選十幅另行起稿。將原圖重新繪製，加之賜宴圖稿、渡海凱旋各一幅，總計十二幅圖。起稿的原則是「其山川形勢與打仗情形，照福康安所進之圖；人物畫法照西域、金川，戰圖尺寸大小一樣」，成為最終送如意館製成銅版畫的「紙本」。所以燕京圖書館所收藏的這份「進呈副本」，或許即是當時給皇帝過目後，藏於內務府的副本。

　　「進呈副本」圖中人物形象主要簡化分為四類族群，包括騎馬射箭的滿洲騎兵、操作銃砲的綠營兵、持弓叉的原住民，以及手拿大盾及施放大砲的叛軍或義民。其中原住民形象只有生番而未描繪熟番。而綠營兵雖有統一穿著，然實際身分卻多為從四川、貴州等地徵調來的屯練兵。此外，十六幅圖中每一幅皆出現身著藍色衣服、臉部為白色、跟隨在黃旗後的人物，正是福康安。另一位穿著粉紅色、臉留落腮鬍，則是海蘭察。「進呈副本」細節包括將軍形象、戰爭情形、旗幟款式等，並未完整呈現於後來以滿洲巴圖魯為核心的「銅版畫」之中。由福康安主導繪製的得勝圖僅著重於個人戰功，描繪自己曾參與的戰事，顯然想要告訴乾隆皇帝，其在臺灣展開第一次軍事行動的戰果豐碩。

　　由福康安所上奏「進呈副本」的十六幅圖主題，皆是其曾上給皇帝奏摺中的內容，故許多圖畫中的細節可從奏摺中找到對照。接著盧博士將「進呈副本」繪圖布局與「銅版畫」對照後發現，本來每一幅圖都有一群叛軍從圖中遠方的山間小路逃竄、一群耆老在城門向清軍俯首等細節，皆從銅版畫中消失。以《諸羅縣解圍》為例，綠營兵丁部分改繪成滿洲巴圖魯、木柵與土牆置換成磚牆堡壘、刺竹改為樹木、小村寨變為竹林等，兩種版本所呈現的戰爭規模並不相同。每一幅圖都有不同的戰役情節，如《水沙漣之戰》牛車踐踏叛民、《獅子頭社之戰》向生番懸賞林爽文首級、《大里杙之戰》密排大砲圍攻土城、《水裏社擒獲林爽文犯屬》清楚描繪番人將林爽文家人交給清軍的情形。《枋寮之戰》與《琅嶠之戰》描繪清軍在海岸邊與叛軍交戰，「銅版畫」卻側重海上船隻大小和海戰。「進呈副本」多有叛軍身首異處、戰爭屍橫遍野的場景，而在「銅版畫」中這些暴戾的畫面皆未呈現。皇帝以殺敵數目與戰爭場面壯闊程度作為挑選標準，並將許多清軍士兵形象描繪成騎馬的滿洲巴圖魯，成為日後所見的《平定臺灣得勝圖銅版畫》，「進呈副本」裡許多戰事細節在改繪時遭到了省略以及去脈絡化。

　　盧博士認為，《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不僅可以彌補過去有關《得勝圖》編繪過程的一段空白，還可以將之放到邊疆圖像在帝國架構下知識重建的脈絡中探討，此圖將是「得勝圖」、「民族誌」、「殖民圖像」三類研究的交會。經過乾隆皇帝挑選改繪後，指涉民族誌的原住民圖像細節消聲匿跡，得勝圖版面充斥著滿洲巴圖魯的英勇形象。至此「平定臺灣得勝圖」從印象成為想像，主題由福康安的功勳圖轉為宣揚帝國武功的銅版畫，加之宮廷繪師本身的繪畫經驗與清軍陣列、大砲的戰地想像，構成帝國取得「海疆」勝利的畫面。最終，欲描繪親身戰場經歷的福康安交辦專人繪製，其中構圖以凸顯個人功勳為目的，臺灣畫師再根據文本描述，經由對於生番、士兵、叛軍、義民等人物形象的觀察與想像，繪成「進呈副本」。上呈給皇帝觀看後，決定著重於帝國功勳及仿製西域戰圖，令宮廷畫匠根據其經驗與想像，再製成「銅版畫」。此一圖像製作過程，反映「平定臺灣得勝圖」從真相到印象，再到想像的經過。

　　《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發現有助於釐清得勝圖的繪製過程與脈絡，不僅能跟過去的得勝圖進行對話，也能依其內容理解帝國如何把邊疆圖像重繪成帝國觀點、廣為流傳的新畫作。未來希望能分析臺灣畫師、福康安、宮廷畫匠、乾隆皇帝之間的互動，以及此圖冊的繪製脈絡與《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番社采風圖》等之比較和傳承。

　　在問題與討論環節，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楊朝傑詢問有無描繪漳、泉、客人物形象及主筆的臺灣畫師源流問題。根據盧博士研究，並未發現不同籍貫人物有相異穿著；此外臺灣畫師是在福康安回臺灣府途中進行繪製，經在場學者探究臺灣畫師來歷，透過其中細節與其他畫作比較，仍未有明確答案。臺史所陳宗仁教授則認為根據藝術史的脈絡，不建議使用「稿本」一詞，因其已具備獨樹一幟的原創性，而應使用「福康安本」與「乾隆本」來區別兩種版本。盧博士回應，福康安在上奏時曾提及，將進呈副本所附之圖收藏為稿本，因此在演講時也有以「稿本」來代稱《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情況。簡言之，此次演講聚焦於盧博士正在研究的新發現版本，希冀能夠以此為基礎，結合在座來賓的詢問，精煉其研究，期待其文章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