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谷川正人教授演講「清代中朝邊境的地理與朝鮮使節的認同意識」紀要

　　長谷川正人教授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早年於早稻田大學就讀政治學，碩士階段前往美國耶魯大學踏入明清史研究，專精中朝關係，同時又關注科學史與環境史，並曾於德國的 MPIW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任職博士後研究員以及於 Einstein Center Chronoi 擔任訪問學人。主持人范毅軍教授在開場時表示，長谷川教授的研究專長能將時間與空間相結合，在此架構中放入各種敘事文本，非常契合專題中心的主題。

　　清代中朝邊境的地圖數量眾多，藏於不同的圖書館與檔案館中，其一為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海東輿地圖》，地圖描繪了朝鮮國土。長谷川教授特別注意到「山」的形象，尤其是中朝邊境。如果我們比較中國方面的資料，該如何判斷山勢與攀爬的難易度？清代的朝鮮文人也曾討論過同樣的問題，他們認為朝鮮的山比遼東的山勢更險峻、難以攀爬，亦更加危險，從而延伸出對交通技術的看法。接著，長谷川教授分享了雍正時期的盛京地圖，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這張地圖描繪的重點在盛京，朝鮮的部分較有限，僅鴨綠江周圍有所描寫。但觀看地圖，仍無法判斷這些山的性質，對當時的朝鮮人或中國人而言，具有何種意義或重要性？若從現今的衛星地圖來看，中朝邊境的環境可一覽無遺，但是邊境線一旦抹去，該如何區分中國與朝鮮？中朝之間的環境區別為何？如何判斷遼東半島與朝鮮西北部兩地之間的關係，皆是值得思考的議題。

　　為何朝鮮文人會認為山的討論很重要？長谷川教授展示的另一張朝鮮地圖，顯示了朝鮮使節團前往北京的路線圖，描繪鴨綠江經山海關至北京一帶的地形。朝鮮使節團先前往遼陽再至瀋陽，途經山海關才前往北京。長谷川教授指出，使節團經過青石嶺與摩天嶺時，往往會記載他們通過此地的經驗，朝鮮文人甚至在此地創作詩歌，《燕行錄》中就有相關記載。我們可以運用不同時間繪製的地圖了解不同世代的人如何認知朝鮮。另外，從義洲到遼陽單行需要一周，季節性的變化促使朝鮮人在旅次中得考慮合適的交通方法。所以分析清朝時期中朝邊境的資料，必須要考慮到季節性的變遷。

　　明末清初時，朝鮮的使臣經由此地前往中國朝貢，但後金的興起使得通過遼東半島的路線變得危險，有段時期朝鮮改由海路前往北京朝貢。1637 年朝鮮降清，雙方成為宗藩關係，清國使朝的官員也有相關記載。相對來說，清朝使臣留下的資料遠不如朝鮮使臣之記載。如朝鮮文官趙憲的《朝天日記》，當時尚未使用「燕行」來命名，以「朝天」表示對明朝之尊敬。日記提到趙憲通過遼東半島青石嶺的季節應該是夏天，如果沒有下大雨可以安全通過。但也提及冬天的青石嶺路況很危險。另一例是撰寫《薊山紀程》的李海應，為十八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初期的朝鮮文官。李氏前往中國的時間為十二月，就提及通過會寧嶺及青石嶺前往遼東的路途之危險，需特別留心。

　　再者，關於朝鮮的地理記載及其交通方式，二者之間有何關係呢？宋代徐兢 (1091-1153) 出使高麗開城，回開封後撰寫《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就特別提及車馬的問題。《圖經》敘述的高麗是一個很廣泛的地區，並指出高麗的地勢跟中國不同，朝鮮有許多山路，行走不易，因此平常不太使用牛車，只有儀式的時候才使用。朝鮮因為地形而不使用車輛運輸的現象不只在宋代，明清兩代仍是。但在丙子胡亂後，部分朝鮮文官更加地強調朝鮮不需用車運輸，之後更引發了用車論辯。

　　由於 1636 年丙子胡亂所帶來的種種屈辱，如朝鮮仁祖降清並於皇太極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禮、皇太極在漢江邊上立功德碑頌揚功績等等，對朝鮮菁英來說，精神上的衝擊反映在交通工具的討論，也就是對於用車運輸的思考。以十七世紀文官金堉 (1580-1658) 為例，他於 1637 年跟隨世子前往瀋陽，清軍入關後被釋回。回朝鮮後，仁祖欲給予新職位，金堉上奏拒絕，並指出要發展朝鮮經濟，培養人才，另籲請朝鮮應當推廣使用車輛。其他官員表示，朝鮮道路較窄，與清國不同，不適合用車。金堉反駁認為，清國也有很多山路，但亦使用車，所以朝鮮拒絕用車的主張沒有道理。直到十八世紀後葉，這個討論仍持續，如文官朴齊家 (1750-1805)。朴氏為兩班家庭庶子，燕行出使返回朝鮮後，寫下一系列朝鮮應如何發展國力的著作。在《北學議・尊周論》指出，朝鮮雖自詡為小中華，但滿清胡夷強大的經濟實力與科技發展，應是朝鮮當下要學習並改變國勢困境的方針。朴氏同樣也提到用車問題，縱使朝鮮山嶺較危險，然可以先在可用車處推廣用車；朝鮮也沒有如四川棧道危險的道途，在中國，長距離旅程可以換車完成，所以朝鮮亦應該採用。由此得知，地理記載背後的意義是具有政治性，朝鮮文官的用車論辯並不僅限於地理因素，政治與社會因素也是值得關注的。

　　最後，長谷川教授總結並提出幾點思考，其一是中朝邊境與季節性的問題，現有許多關於中朝邊境的交流等研究，可就此進一步關注季節性差異。其次是環境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比方說冬夏前往東北，所需物品以及交通方式，都會受環境、季節的影響，可以就其中的科技技術做進一步的思考。最後則是認同意識跟環境的關係，特別是十七世紀丙子胡亂之後的朝鮮，朝鮮文官描繪環境或地理，其描寫方式與對地理之詮釋，也會彰顯他們對清朝的看法，以及清朝跟朝鮮之間文化、外交的差異。

　　演講結束後，主持人范毅軍教授表示，近年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朝鮮燕行使的價值，如上海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以及臺大歷史所的學位論文，而長谷川教授的研究正呼應這個方向。范教授進而以《明實錄》中有關中朝邊境的記載為例，韃靼蒙古人亦於此地活動，這就牽扯到蒙古、朝鮮、明朝之間的問題。再者，若從交通史、環境史、科學史的角度出發，還可以採取比較研究的方式探討中國與交趾之間的邊境問題。最後，范教授介紹及示範 GIS 研究專題中心所做的系統，以臺灣百年地圖為例，如何使用此系統進行不同時代的地圖套疊。

　　在討論時間，與會學者詢問所謂用車少，除了技術與地形因素，是否有禁奢令的影響？長谷川教授說明，現有資料幾乎都是關於地形因素，而朝鮮的北方地區，如平安道，當地百姓使用不同的交通方式來運輸，而這種交通方式是地區性的。更進一步考慮的是當時朝鮮文人的車論辯是否帶有全國性，應該分析朝鮮國內不同地區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