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肇亨教授演講「僧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從新出文獻談起」紀要

　　此次演講廖肇亨教授以清代新出佛教文獻為始，上溯宋、元、明三朝，在新出文獻基礎上可能的研究突破。廖教授提及江西師範大學李舜臣教授進行的僧人別集整理計畫，顯示清代新出佛教文獻的多元。就目前所見文獻，清代為僧詩的黃金時期，在數量、地域分佈、題材選擇多元以及僧詩選的大量出版，如《方外詩選》、《國朝禪林詩品》，都顯示清代禪林文藝的蓬勃發展。過往研究通常集中於清初遺民僧，對康雍以降至八指頭陀 (1851-1912) 間如此漫長時序內幾乎毫無所知。而詩僧作為廣義知識社群的一員，今日資料的大量出版，恰恰可以提供生平考述、法脈分布、士僧交流等實證研究的文本基礎。

　　廖教授首先以史語所所藏金石拓片的達受六舟 (1791-1858) 為例。達受六舟，曾任杭州淨慈寺住持，為清代著名金石僧，當時言及方外名流，往往指涉六舟，可見其聲名之盛。以往由於太平天國的破壞，導致晚清中後期佛教材料多所亡佚，六舟相關資料也隱而不見。近年《六舟集》的出版，則使六舟研究重新開展，其中記載如〈拜素圖〉的繪製，訪碑、拓碑經歷與名流交往經過，都牽涉清代藝術史、金石研究及交遊集團等課題。即便以往阮元 (1764-1849) 兒子出家一事為人所知，然而阮元對於佛教的關心一直被忽略，六舟與阮元的交往則可補充此面向。兩人情誼深厚，例如六舟此號為阮元所命，並曾受阮元延至自宅以及焦山定慧寺傳拓，可見以金石為媒介的士僧交往。而根據《六舟集》，歷來將六舟的文學養成歸於其師巨超清恆 (1757-1837)，應當修正為焦山定慧寺的僧人。巨超清恆當時主持焦山定慧寺，為清代中葉少數的曹洞宗法脈，詩才深受當時士人群體讚賞。其詩集中常見描述僧人前往拓碑的贈詩，廖教授認為可能是受士大夫所託，此現象也可補充前所言阮元、六舟交往的伏流。另一方面清恆別集中記載當時流民、天災的詩作，除了顯示釋子對世間的悲憫外，亦是重要的史料呈現。

　　乾隆年間的明中大恆 (1711-1768) 當時以詩、畫聞名於知識社群，大恆起先於皇家寺院受戒，並獲乾隆賜紫衣，主持杭州西湖一帶寺院，可視為清代皇室有意透過僧人控制江南佛教的手段。借山元璟（不詳，約順康之際在世）所作〈廈門竹枝詞〉，呈現當時異文化物質交流、人種描寫等面向。而元璟一系列對於北京城市、戲劇的記載，顯示以往認為僧詩描寫主題多以山林、禪院為主外，另一類特殊的描述面向。

　　除了別集，近來待整理的山志、寺志以及新出禪門典籍中，如康熙南巡的相關記載，都可以進一步理解清代佛教政策的實情。而廖教授於上海圖書館重新發現的《賢首宗乘》，除了揭示以往明清佛教研究缺漏的華嚴法系傳承，其中描述達天通理 (1701-1782) 與六世班禪喇嘛 (1738-1780) 的交往，以及賢首宗寶通系與清代僧錄司的關係，為清代漢藏佛教交流以及佛教政策提供可靠的文獻基礎。

　　廖教授於演講後半段分享以明末清初為始，上溯至宋代的新出資料以及研究，認為明末僧詩總集的大量出版，為僧人透過文學尋求自我定位的結果。此時相關資料，如近年《中國歷代僧詩總集》的出版、《古今禪藻集》、《海雲禪藻集》等僧詩選集，以及詩歌選輯中的《列朝詩集》、《明詩綜》、《清詩紀事》等所見僧詩，都是明末清初禪林文藝的重要成果。而《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方以智全書》、《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叢刊研究》、《徑山藏》的出版，都能提供更加豐富的資料。而明初的夢觀守仁（不詳，洪武年間在世）與南京佛教界的關係，以及透過琉球冊封使資料所保存的元璞 (1323-1368) 僧詩中的東亞交流經驗，都是值得注意明代佛教研究的面向。宋元兩代新發現的文獻，則集中於《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以及復旦大學出版的《宋代禪僧詩輯考》。學界對於宋代的僧詩材料掌握相對齊全，但仍呈現南北宋的關注差異，南宋僧詩研究仍有大量可發掘之處。其中南宋詩僧研究，以黃啟江教授擁有最為廣袤的研究成果，不僅重新發現《中興禪林風月集》，並且細緻地描述宋代僧人與士大夫的交遊網路以及佛教對士人生活的全面影響。僧詩研究另一重要面向即是構建於東亞交流，近年黃檗宗文獻、江戶僧詩的調查，保存中國自晚明以降禪僧東渡後的異文化交流經驗、佛教的耕植、在地化以及日本當地僧人文藝思潮、史實以及宗教觀。

　　廖教授最後提及近來文獻的重要收藏地，如日本中世僧詩、禪文獻，多收於建仁寺兩足院以及花園大學。而明清佛教文獻，如蘇州西園寺以及福州鼓山湧泉寺，都是值得需要關注以及深入發掘的文獻基地。

　　在討論的階段，林聖智教授針對稱呼「清代為僧詩的黃金時期」，除了數量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依據？廖教授指出在藝術表現、書寫主題的開拓以及當時士人對禪林文藝的高度參與和讚譽，都是清代僧詩高度發展的證據。徐維里博士則針對資料尋找方面，詢問清代傳記是否目前難以尋獲。廖教授回答清初僧人與士人交往深切，往往經由文人之筆保存，而此時僧人塔銘亦可見於山志之中。清中葉還有可見資料，然而之後因太平天國戰亂以致亡佚；另外，學界由於尚未於此著力於清中葉至晚清的佛教研究，未來研究除了研擬新的研究課題外，文獻探查的基本工作亦是學者能著力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