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學術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導

 
時間: 2020 年 11 月 12 日(四)上午 8:40 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五)下午 4: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一會議室
撰寫人: 詹前倬(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清代中晚期學術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導
 

  本次「清代中晚期學術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中研院近史所籌劃,除主題演講與綜合討論,共有五個場次,十五篇論文。因篇幅所限,評論與談及討論爰以省略。

11 月 12 日

主題演講

主講人:王汎森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講 題:嘉道咸以降的思想界



 

  王院士演講首言此課題是醞釀近二十年的專書計畫,藉此機會重新理出十五項研究要點,闡明少有人處理的嘉道咸以降,特別是 1810 年至 1860 年這五十年間的思想脈動。王院士標舉出「衰世」為當時思想界的共通感受,感受的發生背景是現實環境的變亂,而造成變亂的因素有乾隆後期的天下動亂,以及結構性的社會、人口、土地與商業社會問題。王院士繼而援引王國維 (1877-1927) 與梁啟超 (1873-1929) 之言,說明「道咸以降之學新」與「變」,導因於時人面對社會失序、道德風格變化的三種發展徑路,一是創造新說,二是「眼前無路想回頭」,發掘古代思想學術,三是深入挖掘現有資源。此三徑路創造出多元的思想樣貌,然而王院士特別指出,學派拆開來看雖然是種種不同,但思想的底色都是「明道救世」與「當世之用」這兩句口號所表現的濃厚現實色彩。

第一場

 

主持人:鍾彩鈞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田富美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論 題:清朱陸異同論爭的一個側面——論王懋竑《朱熹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
發表人:楊正顯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論 題:清中葉陽明學的復返——「王劉會」的成立與活動
發表人:丘文豪(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為「經世」辨「陸王」——以吳廷棟校訂《《理學宗傳》辨正》為例
評論人:鍾彩鈞教授

  田富美教授引章學誠 (1738-1801) 語,揭示程朱學者編纂朱子年譜的問題性,可以由此探查程朱學者如何預設朱子 (1130-1200) 形象,又如何思考朱陸異同論爭。本文以「宋明理學殿軍」王懋竑 (1668-1741) 為個案,分析的文本包含《朱子年譜》、《朱子年譜考異》與《朱子論學切要語》。田教授分析王懋竑的編纂動機,遠因在於闡明正學,近因則是要批駁陸王心學主張的朱陸「晚同」,並挖掘出具體攻訐的對象為明代李默 (1494-1556) 的《紫陽文公先生年譜》。王氏自言:「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本文比對李本年譜,集中探索鵝湖之會的書寫,發現王氏會前增錄鵝湖會背景,預示朱陸之學的差異;會中刪削陸學弟子所載史料與朱子的天理心性之說,淡化兩學相通之處;會後補載鵝湖會後評述,且添述「子壽(陸九齡,1132-1180)悔其非,而子靜(陸九淵,1139-1192)終身守其說不變」,彰顯朱學道統地位及陸學拘執不通。本文最後將王本年譜放回清代理學脈絡,對話王汎森院士提出的程朱學「去形上化」現象。

  楊正顯教授面對清代中葉陸王思想的缺乏,運用自己蒐集的陽明真跡題跋,發掘出王芑孫 (1755-1818)、杜煦 (1780-1850) 與宗稷辰 (1792-1862) 三案例,並從中找到祭祀王陽明 (1472-1529) 與劉宗周 (1578-1645) 的「王劉會」加以分析。楊教授解讀王芑孫所寫題跋,指出其人批評漢學而崇尚陽明,透顯出對嘉慶朝「世道多艱」的憂慮,這股批評合乎當時朝廷策問中多次提及陽明之學,肯定陽明後學的現象。在此潮流中,劉宗周的地位節節升高,而有士人籲請從祀之,主要的推動者是杜煦等紹興人士。杜氏等人在餘姚地方舉辦王劉會,並且贖回王、劉之祠墓,刊刻陽明詩帖與《劉子全書》。杜煦過世後,王劉會由宗稷辰接班,他如何因應當時學以經世的氛圍?楊教授認為從宗氏與發起顧祠派的友人何紹基 (1799-1873) 二人的關係,可見學術立場差異甚大者仍能為共同的經世目標而努力,也指出嘉道學者在危局中,處於往功利或是學問的兩難,而王劉會似乎想重新塑造一種典範。

  丘文豪闡發吳廷棟 (1793-1873) 一生的思想與活動,以嚴格的程朱陸王「性即理/心即理」之辨與「義利之辨」為主軸。吳氏不同於十九世紀以來伴隨經世風潮,朝野士人重新提倡「理學」普遍不分門戶、不辨心性理氣,但求實踐與實際的態度。本文視吳廷棟為唐鑑 (1778-1861) 以後北京理學圈的領導人物,分析其晚年與學友校訂、刊行河南人劉廷詔 (?-1856) 所作《理學宗傳辨正》,並大量抄錄羅澤南 (1807-1856)《姚江學辨》為附錄,此活動提供吳氏「程朱陸王之辨」與「義利之辨」兩大主題內在有機連結的線索。發表人指出,吳廷棟正是反省十九世紀特別是太平天國戰亂所帶來的「失序」,認為必須正確認識本體,方能有真正的「經世發用」,故其一生不憚門戶之見譏,始終嚴拒陸王佛老,斤斤計較於「心性理氣」,並嚴守「義利之辨」,反對一昧追求事功。吳廷棟的活動亦可說明,十九世紀有一群跨越省籍的程朱學者,抱持嚴格的「性即理」立場並付諸行動,試圖以此作為經世方案,展顯出不同於崇尚實用而和同朱陸的河南理學學風之經世態度。

第二場

 

主持人:蔣秋華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曹美秀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姚鼐的古文《尚書》觀點
發表人:趙世瑋教授(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永嘉經世學對孫衣言政經思想實踐之影響及其產生之缺陷
發表人:何威萱教授(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論 題:論方東樹對顧炎武的評價
評論人:蔣秋華教授

  曹美秀教授探析姚鼐 (1731-1815) 的古文《尚書》觀點,回應當前學界對於姚鼐的兩種見解,一是認為姚氏思想上偏向宋學,二是學者論古文《尚書》都聯繫漢宋之分,稱漢學家視古文《尚書》為偽,宋學家則以為真。姚鼐的立場挑戰這兩種見解:他的若干觀點與朱子相去甚遠,特別表現在古文《尚書》,認為此本屬於偽作。此外,前人研究姚鼐多重文章與文學,學者現已反省此論,指出其義理、考據、辭章三分的架構,核心關懷落在經學,透過析論姚鼐的學術與經學觀點,方能得其大本。曹教授先釐清姚鼐對程朱的觀點,澄清其治經尚義理,且認為治經乃「萬世公理」,將經典的權威性置於程朱之上,但亦能同情理解程朱,進而分析姚鼐的古文《尚書》論述,指出姚鼐並不認同十六字心傳,且評定古文《尚書》與孔《傳》皆屬偽作,而其治經論述並不輕忽考據,合乎其三分架構。

  趙世瑋教授撰寫系列論文,試圖呈現清代永嘉學派重要倡導者孫衣言 (1815-1894) 的面貌。本文詳細梳理其人經世思想於南宋永嘉經制之學的繼受與突破,首先探索漢宋學之爭的有無,以及道問學與尊德性的關係兩議題,展開孫衣言提倡永嘉學術以辟漢宋門戶的立場。趙教授的討論顯示,孫衣言尊經重禮的原則根基於永嘉之學,而其所求在於挽救制度、人才乃至人心與風俗。孫衣言常論吏治與時政,其批評仰賴永嘉學說「忠廉仁義」之禮,建立出反對個人追求私欲的「治體」論,其於擇吏之法有獨到見解。趙教授也分析孫衣言於民政、經濟問題上的實踐,指出其於稅賦關務的處理體現出「官民一體」的仁義心態,不過對待西人時則採堅決排斥的態度,連帶拒斥西學,認為勝西人之本在於儒家經制之學。

  何威萱教授點出「漢宋」框架的流行廣傳,源於乾嘉學者已持此分別,後來的學術大家亦藉此展開論述,不過對於二者的定義與關聯莫衷一是。何教授研究的方東樹 (1772-1851) 是公認的宋學領袖,其著作《漢學商兌》是學者理解漢、宋學內容的重要參照。但是《漢學商兌》這副眼鏡並不完足,過度倚賴此書不免產生誤解,何教授另闢蹊徑,嘗試比較方東樹在《漢學商兌》內外對特定人物的評價,來突破現有認識。而在該書中被描繪為乾嘉漢學源頭的顧炎武 (1613-1682),便成為何教授的關懷焦點。何教授的分析顯示,方東樹在《漢學商兌》中曾肯定顧炎武的音韻學,但這些贊揚突顯的是方氏對顧氏的紮實批判與質疑;方氏校評《援鶉堂筆記》與撰寫《書林揚觶》時,大量引用且肯定顧炎武的見解,當顧氏見解有違程朱義理時,方氏也不必然像在《漢學商兌》中嚴格捍衛程朱權威。誠然,方東樹對顧炎武也並非全然肯定,但其評價確實不同於《漢學商兌》的激烈立場。此間的複雜性,何教授認為應當考量著述的性質,重新衡定《漢學商兌》之書寫目的,以重建對於方東樹與漢宋觀(學)的認識。

第三場

 

主持人:丘為君教授(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張循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史系)
論 題:道咸時代一位地方士人的學問世界——讀潘道根的《隱求堂日記摘要》與《晚香書劄》
發表人:唐屹軒教授(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論 題:嘉道時期士人的「觀風整俗」——以陳用光、祁寯藻家族為核心
發表人:林勝彩教授(醒吾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
論 題:從隱逸遺民到理學真儒——張履祥從祀孔廟的歷程和意義
評論人:丘為君教授

  張循教授指出,清代學術思想史在兩個時間段較為薄弱,一是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二是道光與咸豐年間,而本文所探討的潘道根 (1788-1858) 正是道咸時代終身居於昆山的地方士人。張教授無意全盤梳理潘氏的思想,而是透過他的兩部著作《隱求堂日記摘要》與《晚香書劄》,觀看既有認知的上層學術思想,折射到下層士人的學問世界後產生的圖景,以期印證或修正當前的理解。張教授研究顯示,潘道根在兩方面與精英士人圈同調,一是以文字訓詁講經學,二是以經世致用推崇顧炎武;然而不同調亦十分明顯,漢宋之爭與新興之今文經學隻字未見於《日記》與《書劄》。此外,張教授發現潘道根最為關切的是出而經世或避世退守的選擇,並觀察到出處糾葛是昆山地方士人的主要關懷,或可從「亞文化」的角度來考慮這些差異。

  唐屹軒教授描繪出江西陳用光 (1768-1835) 與山西祁寯藻 (1793-1866) 兩人的家族網絡,嘗試以分屬華北、華中地區的案例,探討時代氛圍與社會風貌的地域性顯現。唐教授觀察到士人的書寫環繞士習與風俗,不過始終沒能提出具體有效的改善措施。此外,地方志纂輯一方面可以拉攏同道,宣揚理念,另一方面也能樹立風俗典範,進而批判澆漓士風。再者,唐教授認為〈忠義傳〉與〈循吏傳〉載入國史傳稿雖是延續傳統之舉,但在若干方面具有強烈現實感,值得關注。

  林勝彩教授探討清初遺民理學,於張履祥 (1611-1674) 之前僅有二位當代儒者與一位遺民先賢從祀,四人的身分認同與理學立場並不一致,令人好奇清代從祀孔廟的標準與取捨如何變化,並分期概述張履祥學術評價與地位的變遷歷程。林教授認為,張氏在康熙、雍正年間被視為隱逸遺民,其聲名與著作在乾隆、嘉慶年間方才走出浙西。至道光、咸豐年間廣受精英階層推崇,同治年間成功從祀。林教授分析,此一變遷歷程一方面關乎其學說立場與不仕清廷的態度,另一方面也與漢宋之學的消長有關,最終藉浙江地方官紳的努力方得從祀。

11 月 13 日

第四場

主持人:潘光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范廣欣教授(南開大學哲學院)
論 題:民本與民約:劉師培對社會契約論的理解
發表人:陳以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論 題:理雅各、王韜與文化大同:以自主平等理想論為視角的新探
發表人:馬瑞彬 (Magnus Ribbing Gren)(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There Can Be No Ultimate Right or Wrong in Learning”: Chen Li’s (1810-1882) Pluralist Thought(「學問斷不能有真是非」:陳澧與儒家「兼存」思想)
評論人:潘光哲教授

  范廣欣教授研究劉師培 (1884-1919) 的《中國民約精義》,認為劉氏受楊廷棟 (1879-1950) 譯作《路索民約論》啟發,方纔創造性詮釋與改造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理論。劉師培撰述此書是借盧梭理論批判並重建中國民本傳統,而他對於盧梭理論的理解根基於自身的傳統學問與近代轉型視角。范教授將《中國民約精義》視為中國人接受與詮釋社會契約論的個案,考察「人民主權」、「天賦人權」與「共同體是個人私利的聯合」三個面向。本文說明,劉師培為了更適切理解與接受盧梭理論,回歸中國傳統,其對於前二面向的解釋成為中國理解盧梭理論的常識。然而,共同體的形成和維持是由私利驅動,此一面向卻在中國政治激進化的過程中遭到遺忘。

  陳以新教授提出自主平等理想論為視角,分析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與王韜 (1828-1897) 的交往與翻譯協作。本文先簡介二人的生平與交往,展示理雅各一家與王韜在蘇格蘭的合照,顯示兩人相交甚篤。陳教授呈現理雅各的翻譯計畫,即「中國經典」五卷本的內容,隨後指出王韜流落至香港,受到理雅各的幫助,並在後者的邀請之下參與翻譯。本文進而從具體文本中的語彙,如「天、帝、上帝」譯為 “God, Under the Heaven”,以及《禮記》中「大道」與「大同」分別譯作 “the Grand course” 與 “the Grand Union”,探析理雅各與王韜二人的心靈世界。陳教授呈現出二人如何超越中西的現實與文化衝突,抱持對於他方文化啟蒙與融合的願景,共同推進中西大同之道。

  馬瑞彬博士討論陳澧 (1810-1882) 晚年思想的一個側面,指出陳氏學術思想的動機很大程度是尋找解決門戶衝突的看法。前人評析陳澧的漢、宋學觀點主要分為三類觀點:一為折衷 (eclectic),認為二者都不完美,故而兼采。二為融合 (syncretic),認定二者不可能存在深層矛盾,故棄異取同。三為相對主義 (relativist),肯認二者相互獨立且甚至可能是不相容的體系,但是接受二者可能同等有效。馬博士以相對主義為三者之中最為可取的徑路,同時提倡儒家多元主義 (Confucian pluralism) 來理解陳澧思想。透過研讀陳澧對於考據、義理與兼存的論述,馬博士突顯陳澧的兼存態度近於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馬博士認為孔恩 (Thomas Kuhn, 1922-1996) 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s) 不合於陳澧的觀念,因此提出克隆比 (Alistair Crombie, 1915-1996) 及哈金 (Ian Hacking) 倡議的「推理風格」 (style of reasoning) 來詮釋陳澧思想,並建議將陳澧看作多元思想的源頭之一,賦予其更為獨立的歷史地位。

第五場

 

主持人:蔡長林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劉繼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論 題:武術與德性:晚清以降,以武成德的建構與流轉
發表人: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王廷佐與潘德輿的「人鬼說」——清中晚期儒學生死觀與鬼神論
發表人:賀廣如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彭紹升的儒學觀——兼論與戴東原的論辯
評論人:蔡長林教授

  劉繼堯教授注意到武術名家陳鑫 (1849-1929) 與孫祿堂 (1860-1933),皆詮釋武術與浩然之氣密切相關,由此探討武術與德性的關聯。劉教授指出武術與德性的論述,係基於氣論基礎而展開,此一論述發展於明代至晚清。舉例而言,畢坤的《混元劍經》將「氣」融入劍術,萇乃周 (1724-1783) 的書寫亦注重「氣」與「形」的結合等,這些案例顯示氣論在明清武術著作中逐步生成。到了陳鑫與孫祿堂時,二人建構一套完整的論述,讓武術作為成賢成聖的方法,通過練武使身體道德化。陳氏與孫氏將《孟子》「浩然之氣」與《中庸》「中和」之說引入武術氣論,氣論遂成為武術與儒學接榫之處,浩然之氣的地位亦從武術的邊緣躍升為核心。晚清以來,武術與德性之關係得到發揚,除了武術家本身的推廣,知識分子、名人與刊物也促進其傳播。

  呂妙芬教授比較王廷佐 (1745-1775) 〈人鬼說〉與潘德輿 (1745-1775) 〈論王仲衡人鬼說〉,探討二人思想差異,並置二人論述於清代學術史脈絡,透顯三教融合的修身文化與天主教個體靈魂不朽等觀念的交涉。王廷佐以「形氣理神」說明人的組成,其人觀體現鮮明的二元架構,指出理與神不屬於氣,理神能離形氣獨存,意謂人死之後,神能存續。王氏亦根據「形氣理神」的作用關係,強調「神」具個人獨特性,批評朱子氣論的鬼神與生死觀。同鄉後輩潘德輿立基於朱子「理氣不即不離」觀點,反駁王廷佐認為精神元素可以離形氣而存與人死神不亡的見解。潘氏堅守義利之辨,譴責追求個體生命長存的動機為自私,重申聖賢修身俟命、生順死安的精神。呂教授並觀王、潘二人與清儒觀點,指出兩人的關懷與思想差異並非孤例,挑戰與捍衛程朱生死觀的說法皆所在多有,此現象反映近世中國士人持續反省與創發儒學生命之道。

  賀廣如教授探討彭紹升 (1740-1796) 的儒學思想,挑戰過往認為彭氏融會三教,但是主要著墨其釋道成就的侷限。彭紹升為清代居士的指標性人物,初誓淨土時有意與儒學斷絕聯繫,體仁茹素後反而回過頭來欣然肯認儒學,其儒學觀有獨到之處,異於同代儒者。賀教授指出,彭氏以《中庸》為儒學歸終,收攝《易》與禮樂,解慎獨為觀意而止意,並以此為儒家工夫的起點,其儒學觀的終極目標是要體現並安立與萬物合一的仁心。彭氏引用《法華經》三乘歸一說,以及陽明「三間廳堂」的譬喻,以《華嚴經》融攝儒、釋、道三教的世出世間法,並且身體力行儒、釋融涉。文末透過戴震 (1724-1777) 對彭紹升的批評,反證彭氏始終緊握儒學宗旨的態度,說明三教融聚於其生命之中,成為他可用以對應生命課題的豐富資源與力量。

綜合討論

 

主持人:呂妙芬教授
引言人:丘為君教授

  丘為君教授引言,串聯各篇主題所屬學派與時序,並指出同時代的歐洲經歷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中國應當在回應西方現代性的出現。丘教授進而揭示同治中興的基底為嘉道咸的變化,並提出嚴復 (1854-1921) 與康有為 (1858-1927) 兩典範,提醒研究者應注意系統變化。呂妙芬教授邀請與會者分享此領域整合突破的研究方向,賀廣如教授指出三教交涉與程朱官學兩套框架值得深思,陳以新教授與丘教授也分別提出中國世界化與致用兩條脈絡。

(按:本文照片由中研院近史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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