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寧教授演講「俱樂部與殖民：近代滬上的上海總會」紀要

　　張寧教授本次演講以〈俱樂部與殖民：近代滬上的上海總會〉為題，奠基於去年出版《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之研究，從運動型總會 (sports clubs) 轉而聚焦社交型總會 (social clubs)；並爬梳總會如何以公民社會形式，提供休閒、認同與位階，組織起近代上海殖民社會中的外國人社群。有別於推動、轉譯英式運動文化的運動型總會，社交型總會常以通商港口為名，數目與種類雖少於前者，卻更富影響力與象徵性意義。相對於前述專著中，「三跑」反映了運動型總會由排他而朝向公眾開放的切面變化；張教授本次則以最早成立的上海總會 (The Shanghai Club) 為例，討論草創時期公眾性如何凝聚外國人社群，後復因總會林立而排他性復起。

　　延續前人對上海總會建築、社交性質等研究，張教授從與母國總會的比較視角出發，觀察上海總會在殖民社會中的角色地位與運作，首先簡介英式總會的源起。結社文化約興起於十八世紀，如 association 或 club，乃介於國家與市場間的志願性組織，形成公民社會的一部分。1764 年 Samuel Johnson 等創辦 The Club，訂定以 “clubbable”（風趣且好作伴）為標準嚴格審查的會員制，討論出內容守密等原則，定期於酒館聚會、聊天與辯論。其後各社團制度漸趨明確，一一集資成立會所，形成上流仕紳聚集的紳士型總會 (gentlemen’s clubs)；此類總會多毗鄰倫敦戲院區、金融區，也不遠於政治核心，以便獲取小道消息。隨著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向外擴張，紳士型總會具體而微地在英國其他重要城市及其殖民地、租借區域持續建立發展。

　　母國紳士型總會的特色在於：純男性空間、家外之家、與高度排他性。紳士資本主義 (gentlemanly capitalism) 下，總會標誌身分、地位之作用愈趨重要；然而前述性質到了非正式帝國之上海，有了奇詭的變調。隨上海開埠日久，以英僑為主的外人社群人數漸增，出於模仿母國，於 1860 年決議模範租界應成立自己的英式總會，並接納滬上其他非英國籍者為會員。他們於作為上海門面的外灘，自豐裕洋行租下一片土地，向滬上各國大洋行的行東招股，募得鉅款 48,000 兩，並於 1864 年建成會所。張教授向在場學者展示《申江勝景圖》——會所為地上三層、地下一層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築，三段式立面，面向黃浦江，頂樓有廣大的陽臺，入口則是令中國人印象深刻的大段階梯。

　　然而，堂皇的建築背後，實暗藏財務危機。建築期正值太平軍進攻與小刀會起義，蘇杭富戶遷入使租界繁榮，故股東無懼於追加貸款以擴大會所規模。尤其股東會與上海運動事業基金會 (Shanghai Recreation Fund) 的成員高度重疊，後者之代表寶順行大班典題 (Henry W. Dent)，更以信託 (trust) 概念支應高達 33,900 兩，給其擔任主席兼司帳的上海總會股東會。然不過二度春秋，太平天國已平，經濟陷入不景氣，典題離滬後寶順行亦倒閉。幾經波折，1869 年股東會同意將會所與家具交予基金會抵債，後者則將之轉租給總會會員，經營權由股東會過渡到會員主導的管理委員會。另外，還有兩項重要影響：選舉方式由舉手表決更改為秘密投票制 (balloting)；並透過調降入會費、改善伙食、出租客房等方式創收。由此，上海總會終於隔年出現盈餘，並在 1885 年還清欠款。

　　打造家外之家的舒適環境之際，上海總會卻與倫敦總會迥異，展現出強烈的公眾性。一方面在討論上海總會的事務時，大家經常將其當作是「公眾的」財產 (public)；一方面在空間運用時，展現對性別與階級的開放性。開埠前三十年，外人普遍共用機構，包括不同教派的新教徒前往同一個教堂做禮拜，不同國籍的商人在同一個商會裡協調糾紛。上海總會作為滬上唯一具規模的總會，是不同國籍的最大公約數，作為滬上的門面與象徵，甚至可逕稱 The Club。每逢滬上有重大活動，如貴賓來訪或重要舞會，她也慨然出借場地，因而打破原先英式紳士型總會中性別與階級的藩籬。如上海跑馬總會 (Shanghai Race Club) 等運動型總會之會員大會，以及自來火、自來水等重要民生工業公司之股東會，皆在上海總會舉行。

　　此外，滬上外人社群除春秋兩季大賽馬外，最重要的社交活動莫過於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的舞會季，多假上海總會舉行。其中最受矚目的，係蘇格蘭社群的加里東尼亞舞會 (The Caledonian Ball)，與滬上打火隊的滅火龍舞會 (The Mih-Ho-Loong Ball)；前者主體為蘇格蘭社群，後者以美國為師，皆反映總會舞會的強烈公眾性。接著，張教授簡介滅火龍的形象、格言與歷史。滬上消防隊正式成立於 1866 年，起初滅火方式、裝備與制服均大幅效仿美國；1870 年併入萬國商團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後，服裝風格則轉為豔麗。張教授展示照片，引領在場學者想像隊員著修身紅黑制服、青銅頭盔，現身起舞的視覺效果。萬國商團各式軍隊、各國領事的制服顏色均異，舞會上一片絢麗奪目，更勝女性盛裝的風采。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這樣多元滙集的景象漸不復見；外人社群分化與鄉村俱樂部之出現，大幅降低上海總會的公眾性。1865 年日耳曼社群成立的大德總會 (Club Concordia)，其正式會所 1907 年於外灘竣工開幕；外觀高大雄偉、內部豪華的裝潢，展現出日耳曼城市間的友誼，但多國成員匯聚於同一俱樂部的情況不再。而工業革命後，英美城市人口開始嚮往鄉間，帶動會員制鄉村俱樂部流行之風氣；1879 年此風吹拂至上海，成立斜橋總會 (The Country Club)。儘管缺乏城中總會消息薈萃之優點，卻具備廣大宜人的運動場地；鄉間小屋也逐漸轉為莊園別墅，成為上層社會展示財富之處。德人與法人社群也不落人後，分別於 1902 年、1904 年成立德國花園總會 (Deutscher Gartenklub) 與法商球場總會 (Cercle Sportif Français)；至 1917 年，過去與英人關係緊密的美僑，也成立自身的總會與鄉下俱樂部。各國總會於城內、鄉村同時發展，而上海總會則逐漸回復紳士型總會之特色：純男性空間、高度排他性與家外之家。

　　而 1910 年上海總會高達五層樓的新會所建立，揭櫫其另一特色：信息與權力中心。Helen F. W. Lewis 女士由外灘視角留下一段生動的描述：每天早上十點從匯豐銀行打聽到最新匯率，緊接著衝往四方辦公的經紀人與掮客，於正午轉往上海總會聚集，使其入口、大廳、酒吧熱鬧一如利物浦證券交易所，又在十二點半一哄而散、上樓用餐。有別於倫敦總會成員多於晚報時間在圖書、閱報室從事社交活動，上海總會成員以商人為主，其活動主要集中於午後，總會入口、大廳至酒吧連成可走動討論商情的「世界最長酒吧」。寫出《上海時代》的日本記者松本重治，見證了 1930 年代的上海總會。出身名門的他在英人協助下，通過提名附議制、不記名投票、高昂會費等繁複而嚴謹的篩選程序，成為總會第二名日人會員。他利用餐前時間，在酒吧與大廳守候滬上最具影響力的人士，探聽最新國際脈動；並利用會員身分延伸人脈，成為縱橫各社群的國際菁英。

　　張教授總結，上海總會雖有其嚴格、排他的陰暗面，卻為通商口岸新型社交模式奠基。不僅滬上各國社群多採納其典範，華人菁英也在二十世紀初效法，成立自己的英式總會：如粵僑廣東俱樂部 (Canton Club)、上海銀行俱樂部 (The Bankers’ Club) 之濫觴；抑或是國際性的聯華總會 (The Union Club of China)、滬西別墅 (Wu-Si Country Club)、虹橋俱樂部 (The Chinese Country Club) 等鄉村俱樂部。一波波模仿的出現，顯示這類固定會所、具有排他性、結合住家與休閒設施的總會文化，已深入人心。同類型固定成員在悠閒往來過程中交換訊息的社交模式，最終影響了 1930 年代滬上公司、組織為員工設立的同仁俱樂部。

　　演講結束後，評論人孫慧敏教授首先為 ’club’ 的翻譯提供新資料：羅存德 1860 年代晚期編纂《英華辭典》時，上海總會雖已成立，「總會」一詞卻待留美學人顏惠慶 1908 年《英華大辭典》才清楚出現。文中清楚解釋總會、俱樂部為「聚集以謀公共之事，立規約以自守者」，而會所 (club-house) 有「富家客寓之奢華與便利」。日本翻譯之脈絡，則可參考 1902 年神田乃武等編《新譯英和辭典》。此外，孫教授特別點出中日皆曾譯為「會館」，1870 年代《申報》報導舞會使用「總會館」一詞，或可呼應當時上海總會仍是各國共同會所的情形？又是否可能受中國商人於外省成立「會館」概念之影響？孫教授提醒，電子資源可協助查詢許多總會官方網站與當時出版品。再者，文中指出總會首建於原豐裕洋行之地，但外灘上其實已無三十一畝之地塊；查詢道契可知總會由兩畝五分增至十畝，不僅數字須再商榷，為何建在美商之地也值得思考。

　　張教授對評論欣然接受，也感謝點出翻譯實例與道契之問題。最後是討論時間，在場學者踴躍提問。林滿紅教授點出「殖民」的法理問題，林志宏教授探問鄉村俱樂部之淵源與總會排他性，張力教授則接續詢問會員能否帶友人參與活動。此外，張教授補充廖小菁教授對英屬馬來亞史之聯想，說明中國人善於利用英國組織法，重塑自己的社團組織並使其合法。巫仁恕教授則由明清史出發，指出同善會∕堂也是仕紳階級以慈善組織與章程，把持官府行政資源，不知中國對總會文化的較速適應，是否與自身傳統相關？張教授認為確實相像，然相較於 club，更類似 association。在熱烈的討論中，張教授帶領我們看見，俱樂部的發展演變，當中內蘊的豐富近代上海歷史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