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淵教授演講「《幼學故事瓊林》與晚明到民初的商業出版策略」紀要

　　本演講為中研院文哲所書籍史研究群所舉辦的第四次讀書會。李仁淵教授碩士論文主題為晚清民國時期的新型媒體傳播與知識分子，博士論文則轉往福建山村進行田野調查，探討基層社會如何使用文本。本次演講透過《幼學故事》各版本的梳理與比較，從通俗故事書籍的編輯、版式、閱讀到使用，揭示明清時期中國通俗書籍市場的幾個面向。

　　演講從魯迅《朝花夕拾》〈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回憶開始，指出在魯迅的時代，《幼學故事瓊林》是幼童耳孰能詳的書籍，具有深刻影響力。而李教授過去在福建山村田調的經驗裡，也常發現《幼學故事瓊林》的各種版本，包含刻本、石印本等等。他爬梳晚明以來各種版本，區分出《幼學故事》版本發展的四個階段：一、晚明清初建陽與江南的商業出版，二、十七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中葉的詳註本與重印本，三、十八世紀下半葉四堡書商的改造，四、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各地方刻本與江南石印本，藉此觀察此一長時段歷史中大眾書籍市場的出版策略。

　　關於《幼學故事瓊林》的作者，一般說法歸屬於西昌程登吉（允升）。程氏為江西新建縣人，新建舊稱西昌。程登吉相關史料不多，唯一完整的小傳出自於清同治《新建縣誌‧遺才》，交代了程登吉的背景，並稱其《幼學故事》在康熙年間因巡撫刊刻而廣為流傳。然而這個說法不準確，事實上這部書籍在崇禎年間便已有刻本流通。

　　李教授所見最早的刻本為日本慶應大學所藏《簡堂重訂便讀故事幼學須知》，該本收入程登吉〈序〉，時間在崇禎年間。扉頁有「書林楊小閩梓」，楊小閩為建陽出版家族，扉頁中有廣告文字，云坊間雖有不少故事柬札，但本書集其大成不同於一般。由此可知至少在楊小閩刊印的時代，《幼學須知》已是一種商業出版品。程登吉〈序〉中表明其編纂動機乃有見於當時書籍市場所需，有意識地調整書中內容的編輯方式，一方面保留傳統「類聚」的編排結構，另方面縮減內容篇幅，採用短小的聯句，並加上簡單註解，方便童蒙記誦學習。如此跨越了類書與蒙書兩種類別。

　　崇禎建陽本正文的聯句連綴，每聯皆有典故。通常行間註是針對字詞的簡單解釋，典故解釋則置於上欄，篇幅亦短小。版式寬鬆，適合幼童閱讀。書末附有序列歷代世統、國號之歌、圖、表，這部分目前無法確定是否為程登吉所編，抑或書商所添，但顯然是溢出正文以外新增的內容。該書稱明為我朝，皇帝年號記至崇禎，由此可確認此本為崇禎年間所出，。

　　日本上山市立圖書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亦收藏另一早期版本《幼學須知便讀書故事》。比對此本與崇禎建陽本，無論內容或版式皆相似，惟印刷字體不同，且訛誤較多，註解亦有位移，可見品質較差。上山本有「書林劉子文發兌」，劉氏也是建陽當地出版家族，但卻由「金閶楊瑞卿梓行」。據此推測該本以建陽版為底本，在蘇州重新刊行。該本末尾歷代帝王世紀經重新改編過，終於崇禎自縊和明代滅亡，不及清代，應是明清交替之際江南書商重刻的版本。

　　另有《幼學成語考》，原版已佚，今日所見為日本京都 1682 年重刊的和刻本。該本在版式、內容與字體上與崇禎建陽本幾乎雷同，但更改書名，同時將作者改為丘濬（瓊山先生），並云「雲間盧元昌文子補著」，未收錄程登吉〈序〉及年表。像這種把著作權歸屬於其他更有名望的人，是晚明書籍史上常見的現象，冠上瓊山先生所著的類似書籍尚有《故事雕龍》，亦僅見和刻，查史料與丘濬文集皆無相關記載。至於雲間盧元昌 (1616-1695)為順治到康熙年間松江府活躍的編書人，早年編選許多科舉制藝用書，但亦無史料顯示他編輯過《幼學成語考》。無論是盧氏重編了《幼學須知》並冠上丘濬之名，抑或書商重刻時冠上兩人名字，這些都是當時出版業常見的商業策略與操作手法。

　　《幼學故事瓊林》版本發展的第二階段，由現存十八世紀中葉的重刻本，可以推知自十七世紀晚期開始，《幼學須知》便有了詳註本。利用重刻本回溯，可歸納為兩大系統：一為江西臨川王相註《幼學須知直解》，後由新建唐良瑜、唐良瑚重刻；一為江南無錫黃汪若註《幼學須知句解》，後由揚州錢元龍重刻。其中王相活躍於十七世紀下半葉，編註有《三字經訓詁》、《百家姓考略》、《千家詩》、《女四書》、《尺牘嚶鳴集》等書。黃汪若生平不詳。這兩種版本均較程登吉原本增添許多註解，甚至逐句有註，並且引用出處原文，同時版式也改為學術書籍常見的雙行夾註，顯現清代中葉的出版與學術風氣。

　　今日最常見的《幼學故事瓊林》是第三階段，於十八世紀下半葉，被福建四堡書商改造過後的出版品。四堡是清代重要的印刷出版中心，主要製造便宜、低階的通俗出版物，以鄒氏、馬氏兩大出版家族為主，《幼學故事瓊林》便是由鄒氏家族的鄒聖脈 (1692-1762) 所刊行。書名標明「寄傲山房塾課新增」，為這部書冠上鄒氏品牌，並於序中言明是「制科度津之筏」，為科舉準備之用。書中每類擴充數聯、整理註釋，大量補入如往來尺牘等實用內容，後來又陸續增加各種禮儀帖式、地圖、插圖，並採用上下雙欄的頁面結構。扉頁廣告詞指出該書「不但為士林所需，農工商賈亦無不展覽」，最後稱「即謂酬世全書可也」，可見經過四堡書商的改造，此書不僅只是蒙書，並兼具不同功能。鄒氏家族亦出版《酬世錦囊》等其他類似參考書，是此書在四堡改造的背景。

　　鄒氏將《幼學須知》從童蒙書改造為參考書《幼學故事瓊林》之後，這種形式大為流行，其他書商也仿照刊印。四堡的馬氏家族乃至於江西滸灣的出版商，都出版了《幼學故事群芳》等採用程允升原文，但在形式上仿效《幼學故事瓊林》的出版品。透過這些低階出版中心，這種多功能的《幼學故事》大為流行，成為最主流的版本。

　　第四階段，十九世紀以降，僅有程允升原文加上詳註的《幼學須知直解》、《幼學須知句解》等在各地印行，甚至有地域化的版本出現。如以丘濬為作者的《幼學必讀成語考》因為丘濬在嶺南的特殊地位，在廣州與佛山大為風行，稍晚低階出版品發達的潮州也有當地的版本出現。至於《幼學故事瓊林》則是遍地開花，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木刻本的《幼學故事瓊林》可在各區域的印刷中心發現，不僅在中國東南，在華北、四川等地都可找到當地刻印的版本。

　　十九世紀下半葉，石印技術在江南逐漸普及，因為初期投資成本與技術門檻較高，出版中心集中於上海，但成品文字清晰、圖像精美，篇幅大為壓縮、方便攜帶，以至於售價低廉，更適合商業書籍市場，故傳播快速、滲透力強。目前所見最早的石印本《幼學故事瓊林》是在 1894 年由紹興奎照樓出版，而後在紹興與上海的各個石印出版商幾乎都出版了《幼學故事瓊林》。石印本的《幼學故事瓊林》可容納更多內容，有些版本在本來就擁擠的版面，從兩欄增加到三欄，補充更多插圖與，並且包括許多新知識，如英文單字、現代禮節（文明結婚）。石印版本由於價格便宜，成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最主流的版本，甚至在偏遠的山區或海濱村落都可發現紹興或上海石印出版的《幼學故事瓊林》。

　　李教授以此出版個案展開四個書籍史研究的面向：一、是否能以目標讀者做為書籍分類的方法；二、參與書籍製造工程的各種人物，包含作者、編輯者、註解者與出版者；三、特定時代的出版中心商業模式及其互動狀況；四、探討十九世紀以降印刷書籍對於地方社會文化的滲透與影響。討論時間也圍繞這幾個議題，劉瓊云教授、楊玉成教授、王鴻泰教授提出，童蒙書籍往往具有可琅琅上口的誦讀特徵，與類書的查詢功能訴求不同，認同《幼學故事瓊林》的發展游移在二者之間。胡曉真教授則認為大體而言，這部書的發展過程中內容並無劇烈變化，註腳與版式的改造應為功能上 (function) 的差異，而非文類 (genre) 上的區隔，應斟酌跨文類 (cross genre) 一詞的使用。邱怡瑄教授與林桂如教授補充了童蒙書籍在近代知識分子與日本上層社會漢文教育的使用方式，以及和刻本的改造過程。林麗江教授從印刷工序與商業貿易的角度，指出從《幼學故事瓊林》的個案來看，明清地方出版中心之間的互動，不僅刻工群體會四處轉移，商人也會自行攜帶版片、流動資金與運輸商品，明清時期的出版業在各個出版中心之間似乎已形成產業鏈，但由於史料分散，學界所知不多，還需要更多個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