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子毅 (Roman Shapiro) 教授演講「西方的中國公主:從波斯童話通過普契尼歌劇到中國戲曲」紀要

 
講題: 西方的中國公主:從波斯童話通過普契尼歌劇到中國戲曲
主講人: 羅子毅 (Roman Shapiro) 教授(捷克馬薩里克大學中文系)
主持人: 陳相因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時間: 2020 年 10 月 27 日(二)下午 2:00 至 3:30
地點: 國家圖書館 301 簡報室
撰寫人: 馮昭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羅子毅 (Roman Shapiro) 教授演講「西方的中國公主:從波斯童話通過普契尼歌劇到中國戲曲」紀要
 

  羅子毅 (Roman Shapiro) 教授為俄羅斯籍漢學家,現任教於捷克馬薩里克大學 (Masaryk University) 中文系。承襲俄羅斯厚實的漢學學術訓練,羅教授精通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希伯來文等多種語言。本次演講為國家圖書館寰宇漢學系列講座之一,以著名劇作《杜蘭朵》(Turandot,或圖蘭朵)為題,透過羅教授所蒐集的各類跨語言文化材料,說明《杜蘭朵》從故事到戲劇,從西方到中國的歷史與現況。

  提及《杜蘭朵》,多數人首先會想到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 1858-1924) 的歌劇,也就是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杜蘭朵》是普契尼最後一部歌劇創作。由於直至其過世前仍猶豫該如何為此劇結尾,普契尼生前並未能完成全劇,而是由他的學生 Franco Alfano 接續寫完最後一幕。這部最後之作在普契尼逝世兩年後於義大利米蘭首次演出。普契尼創作歌劇時使用了許多中國文化元素,包括八首以中國傳統音樂為基礎的主題旋律,其中三首來自曾為義大利駐中國外交官的友人 Baron Edoardo Fassini-Camossi 所贈的音樂盒,五首習自 Van Aalst 介紹中國傳統音樂知識的書籍,包括在劇中具有相當作用的〈茉莉花〉。除了旋律以外,普契尼還運用中國傳統音樂的五聲音階、銅鑼與打擊樂器等元素,以及北京、紫禁城、柳兒等中國式的地名與人名,讓歌劇中穿插許多中國文化的符號。羅教授特別說明,《杜蘭朵》畢竟是西方人所作充滿想像與象徵的中國故事,對中國人而言,其中許多不符實況的細節,以及杜蘭朵公主的負面形象,都使得這部歌劇起初並不受中國歡迎。

  接著,羅教授介紹《杜蘭朵》進入華人世界的過程。二十世紀末的臺灣與中國對西方歌劇逐漸產生興趣,自然而然注意到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西方歌劇《杜蘭朵》。1984 年由日本導演粟國安彥執導,名為《杜蘭朵》的歌劇首次在臺北演出,由華人演員以中文演唱。這是華人世界首度搬演西方的中國故事,過去西方人不在乎的細節(如時空、服飾、風格等)在此刻必須加以考量,經過各種討論,後決議以明朝作為故事的背景時代。不久後中國也引入《杜蘭朵》歌劇,1990 年首先在上海以中文演出,然而官方憂心《杜蘭朵》可能對中國形象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雖不禁止但也不鼓勵此作品傳播。1995 年北京的表演是中國第一部以義大利原文演唱的歌劇,為避免負面印象,故事地點由中國改為中亞,與普契尼原作已有相當程度的差異。1998 年張藝謀在紫禁城執導的版本,混和中國各朝代與民族的服裝,並加入更多傳統元素,包括鼓、龍、武術等西方人喜愛的中國元素,以及柳兒在紫禁城中以金釵而非刀械自盡等更符合歷史現實的細節處理。張藝謀特別注重燈光效果,視覺呈現十分亮眼,但也因此被批評家指責過於商業化,以及不夠注重歌劇中的聲音要素。儘管如此,這次演出對《杜蘭朵》的人氣與傳播幫助極大,也打消中國政府對歌劇內容的疑慮。

  羅教授認為《杜蘭朵》在華人世界越來越受歡迎的原因,就如一位華裔男高音所說:「《杜蘭朵》就是我們的《波吉和貝絲》。」《波吉和貝絲》是美國黑人的代表性歌劇,多採用黑人演員演出,對黑人文化的發揚影響重大。《杜蘭朵》不僅向西方人代表了中國,也增加華人歌手的演出機會,對華人在劇場的位置極具意義。羅教授舉例,當前在俄羅斯便出現聘請華人演員參與戲劇演出的現象,極受觀眾喜愛。

  《杜蘭朵》的改編未曾停止,包括 2001 年中國廣州芭蕾舞版本,以及以魏明倫劇本為基底的各種中國戲曲形式等。2008 年張藝謀於北京再次執導《圖蘭朵》,以中國作曲家郝維亞創作十八分鐘的音樂取代歷來所用 Franco Alfano 的最後一幕戲,不僅增加新角色,也解釋公主從殘酷到軟化的心境變化。另外 2008 年臺灣歌手張惠妹參與日本久石讓執導的歌劇、高雄衛武營與德國萊茵歌劇院 2019 年的合作演出等,都證明《杜蘭朵》在各地流傳的程度。但無論如何傳播與改編,〈茉莉花〉以及著名的 Calaf 王子詠嘆調主題旋律都會被保留下來,成為《杜蘭朵》不變的經典橋段。

  羅教授比較魏明倫戲曲版本與普契尼歌劇的差異,認為魏版將杜蘭朵故事更加中國化,原本的公主「圖蘭朵」(Turandot,或譯為圖蘭多、特蘭朵)改為更中式的「杜蘭朵」。此外也淡化了原劇中公主較為殘酷的形象,以考驗才智與勇氣的求婚任務取代猜謎,不再殺害求婚失敗的王子們,且當無名氏(原本的 Calaf 王子)意識到真正所愛為柳兒而離開時,公主願意拋棄地位追求愛情,乘船追趕無名氏,最終達成杜蘭朵與柳兒融為一身的完滿結局,去除了原本深愛王子的善良丫鬟柳兒受杜蘭朵迫害自殺的情節。

  這樣一部自西方席捲東方的偉大故事是如何產生的呢?羅教授追溯杜蘭朵故事的起源,指出其故事最初來源有二,一為十二世紀著名詩人 Nizami Ganjavi (1141-1209) 所作波斯長詩《七個美女》(Haft Peykar) 中的兩段故事,以及蒙古 Khutulun 公主的傳說。《七個美女》描述波斯英雄 Bahram 保衛被中國(應為突厥或蒙古)侵略的波斯後成為國王,迎娶來自七個國家的美女,每夜至不同妻子的宮殿過夜並聆聽她們說故事,與《杜蘭朵》相關的是其中第二個與第四個故事。第二個故事由突厥公主訴說,描述一位因先祖難產而死故不願接受愛情的侍妾與伊拉克國王間的愛情,這與杜蘭朵公主誓言為受外族王子欺辱的曾祖母報仇的情節相類。第四個故事為斯拉夫公主所述,一位美貌但追求自由的斯拉夫公主在城堡周圍設下許多陷阱,看過公主畫像後意圖求婚的王子需要設法進入城堡,許多王子都因為公主的陷阱死去,直到最後一位王子成功進入城堡,證明了他的勇敢與強壯,於是公主再以謎題考驗王子的智慧,並交換寶石與戒指等具有象徵性的信物,最終成為眷屬。故事中因求婚而死亡及謎題部分與後來杜蘭朵故事的情節相同。

  另一個來源為一段記於《馬可波羅遊記》傳入西方的蒙古傳說。蒙古的 忽圖倫 (Khutulun) 公主是一位性格強悍、擅長搏鬥的女人,她要求求婚者與她比武,只有打敗她的男子才能與她成婚,失敗者則必須交出馬群,隨著求婚者們一一失敗,公主的馬群也不斷擴大。當公主年紀漸長,父母要求她假裝落敗以成婚,但公主在搏鬥時無法克制自己的力量,還是打敗了一位優秀的王子,最後公主只好放棄比試的條件,與另一位王子結婚。

  以上兩個來源與後來的杜蘭朵故事或有承襲關係,但羅教授認為,杜蘭朵故事的真正原型應為十八世紀法國人 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 的童話集《一千零一日》(Les Mille et un jours) 中的故事。《一千零一日》的框架與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相反,是一位公主每天聆聽一個介紹忠誠男人的童話。作者雖自稱故事皆翻譯自波斯童話,但許多內容並未尋找到對應的波斯原文,因此研究者認為他其實是在波斯童話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創作。其中一個故事〈克拉夫王子與中國公主〉(Prince Calaf et de La Princesse de la Chine) 中已出現許多杜蘭朵故事的要素,如中國公主杜蘭朵、韃靼王子克拉夫、女僕 Adelma 以及公主的父親 Emperor Altoum 等角色。而羅教授也提及「杜蘭朵」之名的意趣內涵,「圖蘭」(Turan) 指的是位於中亞幾國與中國交界的一個地區,Turan-dot 意為圖蘭的女兒 (daughter of Turan)。杜蘭朵雖為「中國公主」,但並非漢人的公主,更接近蒙古、斯拉夫人的形象。整篇故事結構相當複雜,共有三個敘事層次。這個故事因介紹元朝的中國而受到讀者青睞,但是,羅教授再次提醒,十八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寄託著法國哲學家所謂「理想的遠東」,因此故事中呈現的其實是西方人想像的中國,而非真實的中國情況。

  十八世紀西方並出現了以杜蘭朵為主題的戲劇作品 Le Sage et D'Orneval La Princesse de la Chine,同時具有唱、白與舞蹈,還使用了法國傳統面具以及想像的中國成分,如官名、鈴等,但其中的音樂已經失傳。故事結構較簡單,角色改為法國人能夠輕易記憶的名字。Diamantine(鑽石)公主最初便對王子抱持好感,因此出了簡單的謎語,希望王子能夠答對。羅教授還在演講現場列出其中的謎題,提供與會者同樂。

  羅教授另外介紹了其他較具特色的《杜蘭朵》劇作。威尼斯話劇作家戈齊 (Carlo Gozzi, 1720-1806) 在 1761 年以 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 故事為底本再做改寫,保留杜蘭朵、克拉夫等用名,但其他部分則增加在地特色,如給予其他角色義大利名字,使用威尼斯傳統面具,並以威尼斯方言演出,而公主謎語的謎底則是威尼斯的城徽,如此保留了義大利戲劇即興演出的傳統。戈齊作品中有個重要主題:男女之間的戰爭,只有愛情能讓男女和解。後來普契尼的版本也沿用了這個主題。其他還有二十世紀德國著名劇作家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1956) 政治諷刺形式的改寫,以及德國詩人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 浪漫化話劇等多種呈現。

  羅教授總結,從十二世紀波斯長詩與 Khutulun 傳說,十八世紀《一千零一日》的杜蘭朵故事原型,戈齊與席勒將故事化為劇作,讓這部作品更受群眾歡迎,再到廣為流行的普契尼歌劇,經過長久的流傳與改編,最後「西方人想像出來的中國公主終於回到了中國」。

(按:本文照片由國家圖書館蔡慶郎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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