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至汶博士演講「轉型時代的傳教士、媒體人：李提摩太」紀要

　　郭至汶博士此次演講是基於其博士論文中有關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的研究與討論。郭博士先簡介李提摩太的生平，1870 年其抵達中國山西傳教，1890 年接受李鴻章邀請至天津擔任《時報》(Shibao) 的主編，隔年加入上海廣學會任秘書，主要負責廣學會的營運，前後長達二十五年，直到 1916 年辭去職務回到英國。李提摩太任職於廣學會的時間 (1891-1916) 正好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轉型時代，該時代的特徵為新式刊物與新興知識階層的出現，兩者互為表裡。關於轉型時代的研究，學界討論已多：政治文化活動如維新運動、戊戌變法；個別知識分子諸如康有為、梁啟超，以及重要的刊物如《萬國公報》，皆已得到許多關注。學者一般是以中國脈絡為主的視角考察中國知識界如何回應西學的挑戰，相較之下對於傳教士的認識較為單一，一般是將傳教士視為西學知識的引介者，西學透過傳教士引介、翻譯介紹到中國，其形象較為固定。郭博士切換討論的方向，透過李提摩太的視角，觀察他是如何面對轉型時代，及其與中國知識階層的異同為何。

　　李提摩太任職於廣學會後，發表的著作相當多元，最著名者如編譯的《泰西新史覽要》。除了中文，李提摩太也以英文在《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 ——新教傳教士的資訊交流平臺——上發表文章。在維新運動時期，有諸多的社論呼籲政治改革，例如上海的《申報》便多次引述李提摩太的言論或著作做為論述依據。由此可知，李提摩太在輿論界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傳教士致力於西學傳播在晚清也相當普遍，如傅蘭雅 (John Fryer, 1839-1928) 主編的《格致彙編》，以及 1877 年第一次新教傳教士大會和後來的第二次大會，都討論到在中國推廣科學教育的議題。

　　郭博士在李提摩太的英文著述有一些新發現。在 1891 年刊出的介紹與宣傳基督教的文章中，李提摩太討論了不少的科學內容，認為每個傳教士需要把握最新的科技與西學思想，強調這是傳教士應為之事。李提摩太認為傳遞福音就是實現上帝的在世天國，而推廣西學也符合上帝的旨意，郭博士指出李提摩太的傳教理念可概括為「上帝為體、西學為用」。

　　晚清的新教傳教士群體對於西學是普遍接受的。既是如此，那為何李提摩太還要在傳教士的刊物當中反覆強調西學的重要性？此事涉及傳教士之間對於傳教與科學新知兩者關係的不同看法。李提摩太在晚年的自傳中提到，1880 年他開始大量添購相關書籍以及儀器，並向中國官員介紹科學，同時在報刊上發表科普文章。1881 年在《萬國公報》撰寫宣傳福音及介紹科學的文章，涉及西學的文章，李提摩太使用筆名「中西友」，與宣傳福音使用本名不同。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寫道，在中國推廣科學與傳教是不衝突的，但他因為出版介紹道教的書籍並稱讚其可取之處，而遭同事舉報。郭博士指出，李提摩太其實在自傳當中迴避了相當多的事實，他並非因為介紹道教引發爭議，而是仰賴過多的西學作為傳教手段才招致同事批評。

　　其中兩位為狄克松 (Herbert Dixon, 1854-1900) 與德治安 (Joshua J. Turner, 1854-1937)。他們認為李提摩太五年多來在教區內介紹了大量的科學新知，如開礦、電力等，這些跟傳教並無甚關係，他們強調傳遞福音才是傳教士的首要任務。他們並在給英國浸信會的信中指出：李提摩太濫用教產購置儀器，在教區鼓勵發明飛行器的科學活動。在實際拜訪教友時，德治安還發現教友沒有把心思擺在經典與教義研讀，反而是致力於科學活動，甚至將飛行器當成上帝的恩典。因此，德治安認為教區風氣走上歧路，指控李提摩太以其他事物取代福音，根本不具傳教士的資格，應該要辭去他的職務，離開山西浸信會。

　　英國浸信會收到狄克松與德治安的指控信件後，要求李提摩太做出相關回應。李提摩太以兩個依據來為他的行為辯護，一是引用《聖經》中的段落以說明自身行為的合理性：如《以賽亞書》指出上帝對人的精神與物質是同時照顧的，這是上帝的恩典，傳教士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上帝的在世天國。二是論證他的行為在基督教史上有前例可循：在基督教歷史中，不乏傳教士協助當地的紡織業、農業、工商業，甚至有傳教士團體在中國協助治水等。李提摩太認為他的行為與歷史上的先賢相仿，差別只在於他運用了新的科學發明。李提摩太還針對飛行器特別回應，指出山西在地理上有許多交通不便的山谷，透過飛行方式促傳送人員與貨物，有助改善民生。總之，傳教士推動物質文明的目的是造福當地，實現上帝的天國。李提摩太「上帝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概念在答覆浸信會時就已見雛形，只是這封信只有英國浸信會內部成員知曉，1890 年後才透過報刊推廣。

　　至於為何1890 年要再進行這樣的論述？郭博士指出，李提摩太過往推廣西學招致批判，為了避免往後還有類似的情況發生，他便透過媒體報刊呈現完整的論述，傳揚己見尋求理解。在任職廣學會時，他時常發表強調傳教與西學相互關聯的文章。當時他主編三份報刊，分別針對不同的讀者：《萬國公報》與《中西教會報》主要針對中文讀者，另一份英文報刊 The Messenger 的讀者多為剛到中國的傳教士，李提摩太辦這個報刊是希望與其他傳教士交流，尤其是立場較保守的基督教團體。

　　隨著 1895 年維新運動的展開，中國知識階層開始辦報。梁啟超《時務報》的刊行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逐漸取代傳教士的位置，他們擁有自己的刊物，也就具有話語權。對中國知識界與出版界的變化李提摩太是有所認知的，除了中國的改變，還有日本的影響。當時報刊的取材，事實上都是來自日本所翻譯的書籍。郭博士指出，當時李提摩太已經看到閱讀市場的改變，並瞭解到這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如果以「李提摩太」為關鍵字去搜尋清末民初報刊的資料庫，1890 年到 1900 年是李提摩太影響力的高峰。但在 1900 年以後，有關他的討論便大幅下降。其回憶錄記載：1903 年與日本政要見面提出組建國家同盟的概念，1905 年回到英國出席和平會議，1908 年再到日本訪問等活動，從中可看出 1900 年以後李提摩太的重心已逐漸從中國移往國際事務。

　　如果要考察李提摩太晚年的行動及其在出版上的調整，郭博士介紹了一本李提摩太的剪報集。這本剪報集收錄了 1905 至 1919 年的報刊文章、書評、報導。剪報集一共收錄有一百五十五份剪報，其中七十七份來自英國，七十份為中國，七份日本，還有一份美國，絕大部分都是以英文書寫，僅有一份是威爾士語，還有一份以中文書寫的報刊剪輯。在 1905 年以後，李提摩太在《大同報》上仍有許多的中文文章的發表，但這些文章並沒有收錄在剪報之中。比較可能的解釋就是他的重心已經轉移，中文世界的讀者已不再是李提摩太所關注的對象，他晚年關心的是英語世界的讀者。

　　李提摩太與英國媒體的互動有幾個常見主題。首先是對中國的介紹，英國讀者能透過李提摩太來認識中國。日本的崛起是李提摩太與英國讀者互動的另一個主題，再來就是鼓吹國際聯盟，維持世界和平。李提摩太晚年有四本著作，皆是用英文撰寫，這與早期大部分用中文出版的著作不同。晚年李提摩太以英文記述個人的傳教經驗，從事佛教的經典翻譯，並出版個人的回憶錄。除此之外，1911 年還有一本李提摩太的傳記出版。針對這五本書，剪報集當中一共有二十篇書評，郭博士指出這意味著李提摩太相當在意英文讀者對他的評價。1900 年以後，中國的閱讀市場發生巨大的改變，中文的讀者已不再是他的主要關注的對象，英國的閱讀市場及讀者成為了李提摩太後來用心之所在。

　　演講之後的討論中，與會者提出了諸多問題，包括李提摩太如何看待日本的影響力？為何提倡和平組織？翻譯詞彙的考量等等。郭博士皆予以回答，進而補充李提摩太曾被比擬為利瑪竇，並且他有意識到日本在中國出版界的影響力等。至於翻譯的部分則有一些自創的詞，如將 “Christianity” 翻譯為「救世教」，但有部分自創詞彙還需要與原文比對，才能知曉原意。最後呂妙芬教授提問李提摩太在哪裡進行科學實驗？其科學活動包括哪些？郭博士回答李提摩太的回憶錄中提到買了許多書籍，會根據書籍進行實驗，並具體列出所購買的儀器為何；他給中國高官的演講時也多以科學，如光的奇蹟、電的奇蹟、新式儀器等等為題，顯示相當滿意自己的科學知識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