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高樹教授演講「『八旗生計』研究上的幾個問題」紀要

　　葉高樹教授，專業領域為清史，本次演講以他長期關注八旗制度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對清朝旗人的生計問題提出另一番思考。八旗研究為近二十年來十分興盛的領域，清朝皇帝視旗人為國家根本，在入關後衍生出許多問題，牽涉到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概念，其中又以「滿洲漢化」與「八旗生計」為兩大討論重心。葉教授認為，滿洲是否漢化對旗人來說應屬個人問題，不同地域、階層的旗人面對漢文化的衝擊與抵抗能力有所不同，難以一概而論；對身為統治者的皇帝而言，當皇帝視漢文化為滿洲文化的一部分時，即無所謂「漢化」問題。而「八旗生計」為另一討論熱烈的議題，「生計困難」一詞，在清朝幾乎成為指涉旗人經濟生活陷入困境的專門詞彙。1990 年出版的《滿族大辭典》對旗人「生計」的定義為：旗人生計來源仰賴旗地和俸餉；旗人不得從事仕宦、披甲以外的工作；旗人生齒日繁、入不敷出，國家極力設法解決。這三項成為我們對八旗生計的基本印象，亦是研究上的普遍看法。旗人研究的困難在於留存資料不足，晚清時因筆記、報刊雜誌發行，對旗人困苦生活的描述增加，旗人生計困難的實證研究亦較具體與明確。然而葉教授提出，目前資料呈現出晚清旗人生計困難的現象，是否可以視為「生計困難」就是盛清以來旗人社會的普遍問題，則必須要做進一步的思考。

　　旗人的收入在入關前以「八家均分」為原則，透過分配與再分配獲得經濟來源。入關後則仿行明制、發放俸餉，並在京畿一帶圈地，分撥土地、莊園予以旗人。旗人的階層可分成皇族、官員與兵丁，身分決定了經濟能力與條件，依照身分等級不同，配給不同數量的土地與不同額度的俸餉。康熙朝以後，宗室的俸祿已經固定，可確保其衣食無虞，善於經營者，亦可累積一定財富。而隨著人口增加與中央集權的強化，宗室出生在北京可獲得爵位的比例不斷遞減，未有爵位的閒散宗室仍受國家照顧，未成年以前可以領取養贍銀、米，成年後可以入仕獲得一定收入。

　　以在京文武官員的歲支俸祿而言，旗人官員的俸祿看似略少於漢人文武官員，然八旗官員文職三品以上、武職四品以上，各給「親隨兵坐糧」（月支銀二兩、米折銀一兩），是皇帝對旗人官員的補貼。至雍正三年 (1725)，滿漢官員的待遇已調整為一致，而「親隨兵坐糧」並未取消，此時八旗官員的薪餉已經較漢人官員更高。外官部分，八旗駐防官兵每月按品級發放固定俸祿，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另定「丁糧馬乾」制度（月糧每口月領二斗五升，馬匹每匹月給草料、豆料或折銀二至三兩不等），是本俸之外的津貼，按職級、地區不同會有變化。單就俸餉定制而言，駐防旗人所領薪俸較在京旗人為少，但將補貼計算進去後，駐防兵丁的薪俸應未必少於京旗。相較於綠營俸餉在順治五年 (1648) 已有定制，八旗兵丁的俸餉額度至康熙二十五年 (1686) 方才固定，展現旗人原先配給土地、自給自足的特性，當時俸餉只是皇帝給予旗人的賞賜，後因駐防需求移駐各地，俸餉制度方才調整，進而成為旗人的固定收入。葉教授並以兩位八旗官員——宜兆雄與鄂爾泰——為例，探討八旗官員的收入是否能夠有效維持生活。宜兆熊於雍正二年擔任福州將軍，每年俸祿三千多兩，贍養家中四十多口可有餘裕。鄂爾泰於雍正九年自雲貴返回京師出任大學士時亦向皇帝表明，每年二至三千兩已經足夠其家人使用。再以杭州駐防馬甲的年收入為例，一位馬甲所領俸米可供十九人一年食用。上述案例可見，旗人所領俸餉應可供小家庭生活無虞；是以在討論八旗生計問題時，往往未將國家給予的額外補貼納入討論，旗人的實際經濟情況值得再行檢討。

　　雍正朝以後，官員奏摺中時常可見「生齒日繁」、改善旗人生計之建議。檔案、官書中所見的八旗人丁數量，男丁較入關前大約增加一倍，官缺跟兵額隨國家疆域變大，總數亦有增加，官員總數中約有十分之一保留給旗人。而作為八旗基層單位的佐領，數目在順治至康熙年間增加了一倍，比例上應能滿足旗人人口增加的問題。實際以光緒二十九年 (1903) 正黃旗中的三個佐領為例，兵丁的經濟情況會因家庭人口數而有差異，並非全部都面臨生計困難。至於旗人是否能夠從事其他工作，葉教授指出，入關之初為維護國家穩定，旗人不得經營工商業，又因四處征戰而不務農業，並非旗人自身不願從事其他工作，實為配合國家政策所致。雍正、乾隆二朝分別推出八旗井田制度、京旗回屯制度，皆為國家鼓勵旗人耕種之政策，目的在於解決旗人餘丁問題，亦是優惠旗人的措施。由此可見，皇帝並未反對旗人從事其他工作，清中期以後，另可見旗人進行服官、披甲以外的其他工作。雍正皇帝提出養育兵、八旗米局、八旗井田等制度以解決旗人生計問題，繼位的乾隆皇帝對這些制度有若干檢討與廢止，然而旗人抗拒的態度卻成為雍、乾二帝推行改善旗人生計政策的最大阻力。

　　葉教授總結，旗人在關內時間越久，特徵會隨時間轉變，並面臨不同的挑戰。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優勢，衍生出各式措施以確保八旗制度得以繼續運作，如俸餉制度的實施，改變了旗人的經濟來源，使其與漢人官員的收入來源一致。就兵丁而言，旗人的俸餉甚至較綠營兵丁好上許多，應可滿足生活所需。因此面臨人口增加、物價上漲的社會變化時，旗人與漢人所面對的生計問題應該相同，此應是整個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而非特定團體、族群才會遭遇。另外，關於旗人生計的重大政策都集中在雍、乾二朝，而國家實際上已經投入許多資源改善旗人的經濟狀況。葉教授指出，原因或許在於「恩養」措施出現，因入關前八家均分的概念改變，皇帝權威上升，旗下屬人與本旗間的人身依附關係瓦解，旗人成為皇帝的私屬，因此才轉變成由皇帝全權照顧旗人，是以諸多政策應運而生。八旗生齒日繁、錢糧有限、旗人貧富不一的情形確實存在於旗人社會，然而旗人個別家庭人口數與其自身生活態度，或許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我們應該思考，「生計困難」究竟是旗人所面臨的特殊現象，抑或只是社會上的普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