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祥麟教授演講「『四千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滿洲鼠疫 (1910-1911) 與防疫口罩的誕生」紀要

　　2020 年 Covid-1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的爆發與大規模流行，讓人們想起一世紀前在中國發生的「滿洲鼠疫」——不論是封城政策、防疫口罩的使用與相關的科學研究，即便事隔百年，疫病的對應方式至今仍有相似之處。雷祥麟教授 2011 年曾撰文 “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 The Containment of the Manchurian Plague, 1910–11”，即是受到 SARS 流行的刺激；而今 Covid-19 的出現，讓雷教授想以此與滿洲鼠疫相對比，從國家主權與防疫對策等方向，探尋兩者之間的異同與其意義，並企圖透過一般大眾的觀點，從中獲得不同於醫史學界的見解與建議。

　　作為近代中國醫學發展的里程碑，「滿洲鼠疫」除了為中國引進傳染病防治及預防醫學，展現其重要性，也揭示現代醫學勝過中醫的優越性，並確認公共衛生是國家的責任。晚清政府向來重視西式農工商礦的「實學」傳統，至此終於注意到醫藥衛生亦屬發展國力的核心價值。雷教授透過下述六點：一、滿洲鼠疫與鐵路，二、滿洲鼠疫是什麼病，三、伍連德 (1879-1960) 在傅家甸的抗疫措施，四、抗疫的困難之處，五、「四千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六、防疫口罩的使用，分別講述滿洲鼠疫的防治過程。

　　十九世紀末，滿洲一地就經歷兩次中、俄、日三大帝國戰爭，以致戰後帝俄興建的西伯利亞鐵路，以及再往後由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之鐵路網形成。過去中俄邊界就有旱獺（土撥鼠）傳播鼠疫致人染病的紀錄，但透過鐵路系統以及大批季節工的流動，使疫情加速擴散。1910 年 10 月鼠疫在滿洲里爆發，哈爾濱、瀋陽等地也接連傳出疫情，翌年 1 月竟擴散至千里之遙的北京。除了疾病蔓延，對清廷來講，日、俄兩國此時欲借防遏疫情之名，行控管之實，造成東北地區的主權危機；另一方面，美國不樂見日、俄兩國的介入，於是透過駐華領事顧臨 (Roger Sherman Greene, 1881-1947) 作為清廷背後的指導者。由此可見，滿洲鼠疫的因應處理背後醫療與政治問題高度結合。

　　再者，1894 年北里柴三郎 (1853-1931) 、耶爾辛 (Alexandre Emile Jean Yersin, 1863-1943) 分別於香港發現鼠疫桿菌，後者並確認鼠蚤就是歐洲黑死病（腺鼠疫）的病菌媒介。滿洲鼠疫伊始被認為是腺鼠疫桿菌，因而進行「滅鼠」為主的防治。但伍連德在 1910 年 12 月底抵達哈爾濱後，發現患者具吐血等肺鼠疫的病徵，建議採取「隔離病患」的作法。由於兩類鼠疫的傳染途徑與防治對象完全不同，連氏作法起初遭受當地居民與其他學者的強力反對，一時仍以北里倡議的「滅鼠」為重。直至上萬的鼠隻經解剖、檢驗後未見鼠疫桿菌，且病例未見減少，從而確定「滿洲鼠疫」是純粹的肺鼠疫後，才改行隔離政策。

　　伍連德的防疫對策，重點在於控制人類的活動與習慣。他將傅家甸這個苦力聚集的地方分作四區，每區設有消毒站、醫師、助理醫師、學生、苦力、衛生警察、運輸傷患與消毒馬車。各區每日派出四至六組搜索隊逐戶探查，若有病患就送至鼠疫醫院，「接觸者」則送至由俄國提供之火車車廂改建而成的隔離所，每個車廂可容納二十五人；同時消毒房屋，並將最骯髒的房屋焚毀。除有許可證的人員外，四區間禁止出入，然後封城，並動員一千多名士兵駐守。封城一個月後，死亡人數就迅速降為零。

　　雖然身為伍連德的主要支持者，但東三省總督錫良 (1853-1917) 在《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中，稱其防疫方式是「四千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而這與錫良遭遇的防疫六大困難有關，其中又以「員醫無素養之困難」為首。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傳統中國醫學認為〔腺〕鼠疫是經由「地氣」傳染，因此要遠離有害之氣以避疫，而肺鼠疫以人傳人、急速擴散的傳染方式，背離了清廷官員與醫者的既有認知。滿洲鼠疫有兩個特色，一方面此為新型疾病的大爆發，另一方面，這種透過人傳人、隨機的傳染方式，是時人無法想像的；所以伍連德的防疫政策之所以遭到反對，一部分也肇因於此。另外，遮斷交通、逐戶搜索病患、押解民眾進隔離所與焚毀房屋，都是影響民眾生命財產的措施。再加上無論中、西醫，對肺鼠疫的治療效果都不見效，造成民眾恐慌，集體火化屍體更引起華人世界的廣大爭議，也是錫良最無法接受的部分。《東三省疫事報告書》序裡，錫良認為這些防疫新法，迫使官民違反了傳統的基本價值，質問西醫「則以此為人道主義」，讓他意識到國家未來可能要面對採取具有高度正當性、控制性，卻必須殘害民眾權益的措施。相對於目前臺灣史學界對於近代醫學發展史的正面態度，雷教授認為錫良對於滿洲鼠疫而生的感嘆，呈現出另一種值得後人省思的面向。

　　在伍連德為萬國鼠疫研究會準備的照片集 Views of Harbin Taken during the Plague Epidemic 中，有兩百多個人配戴口罩，有趣的是，照片集開場的「導論」中，卻完全未提及口罩在防疫上的功能。那麼，防疫口罩對滿洲鼠疫防治是否有所助益？確認滿洲鼠疫為肺鼠疫後，公衛專家雖以肺結核的飛沫傳染模式來理解此一疫病，但卻使用了肺結核防治中未曾使用的口罩；這點，可從伍連德在萬國鼠疫會議的報告末段來理解。伍連德猜測滿洲鼠疫為人類史上已知疾病中，最具高傳染性、高致死率的呼吸系統疾病，這些懷疑也從 1953 年美國對滿洲鼠疫的研究得到證實。所以報告中建議，要近距離接觸滿洲鼠疫病人或染疫屍體的人員，不僅要配戴口罩，也須配戴眼鏡、手套，甚至穿著全身的防護衣；發現疫苗治療無效後，更重視口罩的使用。隨後爆發的西班牙流感，民眾以手帕掩蓋口鼻、配戴口罩的情形才開始普及，而這也呈現防疫觀念的改變——從保護自己轉而意識到保護他人。那麼，華人地區又是何時產生這樣的變化？雷教授認為這也是未來值得繼續深究的課題。

　　切合時事的精彩演說，讓與會學者在演講結束後熱烈提問，並提供建議。發問內容多從個人身體、社會文化及國家主權的角度出發。對於滿洲鼠疫的經驗為後世帶來哪些影響，雷教授回應，以疾病本身而言，由於從爆發到平息不過數月時間，因此僅確定是肺鼠疫；至於用藥、防疫手法的檢討與後續的科學研究，除了當時日本的研究紀錄外，幾乎沒有資料可參考，這也是往後研究會遇到的困境。就改變個人衛生習慣或觀念這點，目前並無直接、具體的陳述，而這也是雷教授想要解決的課題。對國家而言，雖說事後因此成立了「北滿防疫處」，但在 1920 年伍連德前往爆發鼠疫的山西時，卻表示當時的國家控制力不足以抗疫。當時的口罩規格制定標準與材料來源並沒有明文記載；而口罩對疫情是否有幫助亦出現正反兩方的意見，至今也沒有明確的答案。

　　雷教授表示，單從以上說明，難以認為滿洲鼠疫還有其他值得探討的創新議題。不過，他認為「新」的定義在此一事件上有多重表現，例如錫良在滿洲鼠疫裡扮演的角色與其意見，正巧呈現出當時國家以維持健康為由，利用近代醫療知識來掌控民眾生命權的狀況，還有一般民眾面對由西方醫學觀念主導的防疫措施，與既有社會價值觀衝突時的反應。此外，清廷動用了不同於以往的方式來維護主權，在治理上全新的體驗。無論是新知識的運用，新的權力競逐方式，乃至新的道德倫理議題，雷教授從滿洲鼠疫的始末裡，發掘到諸多過去未曾關注的課題，而他也認為這些課題與現今 Covid-19 的疫情發展有著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