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祥麟教授演講「『四千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滿洲鼠疫 (1910-1911) 與防疫口罩的誕生」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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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ovid-1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的爆發與大規模流行,讓人們想起一世紀前在中國發生的「滿洲鼠疫」——不論是封城政策、防疫口罩的使用與相關的科學研究,即便事隔百年,疫病的對應方式至今仍有相似之處。雷祥麟教授 2011 年曾撰文 “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 The Containment of the Manchurian Plague, 1910–11”,即是受到 SARS 流行的刺激;而今 Covid-19 的出現,讓雷教授想以此與滿洲鼠疫相對比,從國家主權與防疫對策等方向,探尋兩者之間的異同與其意義,並企圖透過一般大眾的觀點,從中獲得不同於醫史學界的見解與建議。
作為近代中國醫學發展的里程碑,「滿洲鼠疫」除了為中國引進傳染病防治及預防醫學,展現其重要性,也揭示現代醫學勝過中醫的優越性,並確認公共衛生是國家的責任。晚清政府向來重視西式農工商礦的「實學」傳統,至此終於注意到醫藥衛生亦屬發展國力的核心價值。雷教授透過下述六點:一、滿洲鼠疫與鐵路,二、滿洲鼠疫是什麼病,三、伍連德 (1879-1960) 在傅家甸的抗疫措施,四、抗疫的困難之處,五、「四千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六、防疫口罩的使用,分別講述滿洲鼠疫的防治過程。
十九世紀末,滿洲一地就經歷兩次中、俄、日三大帝國戰爭,以致戰後帝俄興建的西伯利亞鐵路,以及再往後由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之鐵路網形成。過去中俄邊界就有旱獺(土撥鼠)傳播鼠疫致人染病的紀錄,但透過鐵路系統以及大批季節工的流動,使疫情加速擴散。1910 年 10 月鼠疫在滿洲里爆發,哈爾濱、瀋陽等地也接連傳出疫情,翌年 1 月竟擴散至千里之遙的北京。除了疾病蔓延,對清廷來講,日、俄兩國此時欲借防遏疫情之名,行控管之實,造成東北地區的主權危機;另一方面,美國不樂見日、俄兩國的介入,於是透過駐華領事顧臨 (Roger Sherman Greene, 1881-1947) 作為清廷背後的指導者。由此可見,滿洲鼠疫的因應處理背後醫療與政治問題高度結合。
再者,1894 年北里柴三郎 (1853-1931) 、耶爾辛 (Alexandre Emile Jean Yersin, 1863-1943) 分別於香港發現鼠疫桿菌,後者並確認鼠蚤就是歐洲黑死病(腺鼠疫)的病菌媒介。滿洲鼠疫伊始被認為是腺鼠疫桿菌,因而進行「滅鼠」為主的防治。但伍連德在 1910 年 12 月底抵達哈爾濱後,發現患者具吐血等肺鼠疫的病徵,建議採取「隔離病患」的作法。由於兩類鼠疫的傳染途徑與防治對象完全不同,連氏作法起初遭受當地居民與其他學者的強力反對,一時仍以北里倡議的「滅鼠」為重。直至上萬的鼠隻經解剖、檢驗後未見鼠疫桿菌,且病例未見減少,從而確定「滿洲鼠疫」是純粹的肺鼠疫後,才改行隔離政策。
伍連德的防疫對策,重點在於控制人類的活動與習慣。他將傅家甸這個苦力聚集的地方分作四區,每區設有消毒站、醫師、助理醫師、學生、苦力、衛生警察、運輸傷患與消毒馬車。各區每日派出四至六組搜索隊逐戶探查,若有病患就送至鼠疫醫院,「接觸者」則送至由俄國提供之火車車廂改建而成的隔離所,每個車廂可容納二十五人;同時消毒房屋,並將最骯髒的房屋焚毀。除有許可證的人員外,四區間禁止出入,然後封城,並動員一千多名士兵駐守。封城一個月後,死亡人數就迅速降為零。
雖然身為伍連德的主要支持者,但東三省總督錫良 (1853-1917) 在《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中,稱其防疫方式是「四千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而這與錫良遭遇的防疫六大困難有關,其中又以「員醫無素養之困難」為首。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傳統中國醫學認為〔腺〕鼠疫是經由「地氣」傳染,因此要遠離有害之氣以避疫,而肺鼠疫以人傳人、急速擴散的傳染方式,背離了清廷官員與醫者的既有認知。滿洲鼠疫有兩個特色,一方面此為新型疾病的大爆發,另一方面,這種透過人傳人、隨機的傳染方式,是時人無法想像的;所以伍連德的防疫政策之所以遭到反對,一部分也肇因於此。另外,遮斷交通、逐戶搜索病患、押解民眾進隔離所與焚毀房屋,都是影響民眾生命財產的措施。再加上無論中、西醫,對肺鼠疫的治療效果都不見效,造成民眾恐慌,集體火化屍體更引起華人世界的廣大爭議,也是錫良最無法接受的部分。《東三省疫事報告書》序裡,錫良認為這些防疫新法,迫使官民違反了傳統的基本價值,質問西醫「則以此為人道主義」,讓他意識到國家未來可能要面對採取具有高度正當性、控制性,卻必須殘害民眾權益的措施。相對於目前臺灣史學界對於近代醫學發展史的正面態度,雷教授認為錫良對於滿洲鼠疫而生的感嘆,呈現出另一種值得後人省思的面向。
在伍連德為萬國鼠疫研究會準備的照片集 Views of Harbin Taken during the Plague Epidemic 中,有兩百多個人配戴口罩,有趣的是,照片集開場的「導論」中,卻完全未提及口罩在防疫上的功能。那麼,防疫口罩對滿洲鼠疫防治是否有所助益?確認滿洲鼠疫為肺鼠疫後,公衛專家雖以肺結核的飛沫傳染模式來理解此一疫病,但卻使用了肺結核防治中未曾使用的口罩;這點,可從伍連德在萬國鼠疫會議的報告末段來理解。伍連德猜測滿洲鼠疫為人類史上已知疾病中,最具高傳染性、高致死率的呼吸系統疾病,這些懷疑也從 1953 年美國對滿洲鼠疫的研究得到證實。所以報告中建議,要近距離接觸滿洲鼠疫病人或染疫屍體的人員,不僅要配戴口罩,也須配戴眼鏡、手套,甚至穿著全身的防護衣;發現疫苗治療無效後,更重視口罩的使用。隨後爆發的西班牙流感,民眾以手帕掩蓋口鼻、配戴口罩的情形才開始普及,而這也呈現防疫觀念的改變——從保護自己轉而意識到保護他人。那麼,華人地區又是何時產生這樣的變化?雷教授認為這也是未來值得繼續深究的課題。
切合時事的精彩演說,讓與會學者在演講結束後熱烈提問,並提供建議。發問內容多從個人身體、社會文化及國家主權的角度出發。對於滿洲鼠疫的經驗為後世帶來哪些影響,雷教授回應,以疾病本身而言,由於從爆發到平息不過數月時間,因此僅確定是肺鼠疫;至於用藥、防疫手法的檢討與後續的科學研究,除了當時日本的研究紀錄外,幾乎沒有資料可參考,這也是往後研究會遇到的困境。就改變個人衛生習慣或觀念這點,目前並無直接、具體的陳述,而這也是雷教授想要解決的課題。對國家而言,雖說事後因此成立了「北滿防疫處」,但在 1920 年伍連德前往爆發鼠疫的山西時,卻表示當時的國家控制力不足以抗疫。當時的口罩規格制定標準與材料來源並沒有明文記載;而口罩對疫情是否有幫助亦出現正反兩方的意見,至今也沒有明確的答案。
雷教授表示,單從以上說明,難以認為滿洲鼠疫還有其他值得探討的創新議題。不過,他認為「新」的定義在此一事件上有多重表現,例如錫良在滿洲鼠疫裡扮演的角色與其意見,正巧呈現出當時國家以維持健康為由,利用近代醫療知識來掌控民眾生命權的狀況,還有一般民眾面對由西方醫學觀念主導的防疫措施,與既有社會價值觀衝突時的反應。此外,清廷動用了不同於以往的方式來維護主權,在治理上全新的體驗。無論是新知識的運用,新的權力競逐方式,乃至新的道德倫理議題,雷教授從滿洲鼠疫的始末裡,發掘到諸多過去未曾關注的課題,而他也認為這些課題與現今 Covid-19 的疫情發展有著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