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溫振華教授

　　溫振華教授，專長為臺灣開發史、區域史、原住民史。歷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所長，以及私立長榮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臺灣研究所所長等職，2020 年 7 月退休。主要著作為《清代東勢地區的土地開墾》(1992)、《臺中縣蔗廍研究》(1997)、《淡水河流域變遷史》（與戴寶村合著，1998）、《大茅埔開發史》(1999)、《清代新店地區社會經濟之變遷》(2000)，另有編著、合著專書數冊，與相關學術論文數十篇。

一、碩博士論文的訓練與奠基

　　溫教授於 1949 年出生在臺灣中部大肚溪旁的烏日，自言從小就對臺灣歷史很感興趣。1967 年高中畢業後，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就讀。當時沒有專門的臺灣史課程，真正開始從事臺灣史研究是 1975 年進入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階段。溫教授記得最早是在王爾敏教授所開授的史學方法課堂上，王教授要求學生們對什麼議題有興趣，就往那一方面蒐集資料，最後繳交一份報告。當時溫教授對於城市史，特別是長安城，很感興趣，便向王教授提出構想，但老師反而建議他尋找臺灣的議題與案例，最後課堂報告就進行清代艋舺地區形成的歷史探討。

　　有意思的是，這個艋舺研究的報告，開啟了溫教授日後對臺灣史研究莫大的興趣。因此溫教授後續又在張朋園教授開設的現代化理論課程中，探討大稻埕地區的歷史發展，最後這篇報告以〈淡水開港與大稻埕中心的形成〉為題，發表在《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六期 (1978)。這篇在後人的研究回顧中被譽為是「港口史研究的必讀之作」的文章，可以被刊登在以研究者投稿為主的《臺灣師大歷史學報》，對還是研究生的溫教授來說當然是莫大的鼓舞，也增添了對清代臺灣史研究的信心。

　　後來溫教授意識到除了艋舺、大稻埕以外，新莊也是清代北臺灣的重要街市，便一併納入碩士論文的討論中。在 1978 年提交的碩士論文〈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溫教授主要以淡水河流域為主體，串聯臺北盆地的地理空間，視為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域。當中處理到漢人的土地開墾問題時，發現土地大多來自平埔族，而必須追溯平埔族的歷史，特別是若回到清代臺灣的人群分類，平埔族應要稱為「熟番」，背後則牽連諸多土地、族群、經濟的問題。因此，無論是清代北臺灣的區域研究還是平埔族相關課題的探討，碩士論文的撰寫經驗，對溫教授而言實有深遠影響與重要意義。

　　此外，臺北盆地的研究經驗，也讓溫教授深刻體會到契約文書在族群問題研究上的重要性。1972 年左右，美國亞洲學會在臺灣各地有計畫性地蒐集文獻史料，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張偉仁教授是該會臺灣研究小組的成員，於是找了曾經任職於臺灣省文獻會的王世慶先生到全臺各地蒐集古文書、族譜等資料。溫教授曾經介紹王先生去拜訪師大地理系的陳國章教授。陳教授的父親曾擔任北投鎮（今臺北市北投區）的鎮長，家裡保存著契約。王先生事後讓溫教授閱覽所蒐集到的契約，讓他十分驚艷。後來，輔仁大學尹章義教授在 1981 年受鄭余鎮市長委託主修《新莊志》時，他的學生在田野過程中也蒐集到不少契約文書。這些經驗讓溫教授瞭解到，臺灣民間社會其實還留存許多有待發掘的文獻史料。

　　在文獻的蒐集之外，溫教授也注意到只研究平地的族群是不夠的，他提出「從平地要看山上，從山上要看山下」，才能使區域歷史及族群關係的討論更加周全。溫教授其實很早就意識到這個視角，但一直沒有發展成文章，要到 1997 年在《北縣文化季刊》第五十四期發表〈烏來泰雅族社會經濟變遷（約1730-1945）〉一文，透過住在山上的泰雅族民之視角，長時段觀察山下不同的政權之間，各籍人群與泰雅族的族群關係和社會經濟變遷，才對於烏來泰雅社會有較為宏觀、整體的瞭解。這樣的研究脈絡，也影響著溫教授對清代臺灣歷史的論述。

　　溫教授在碩士畢業以後，獲得時任系主任的王家儉教授之推薦進入師大歷史系擔任助教。任助教期間，繼續入師大歷史系博士班攻讀。博士班修業時，透過王業鍵教授開設的中國經濟史課程，溫教授發現合股開墾所反映的漢人功利精神，是清代臺灣經濟活動的重要特色。不過早期平原地帶的合股開墾組織是股份少、投資金額多，中期以降近山地區的開發則是股份多、投資少。最後這篇課堂報告改寫為〈清代臺灣漢人的企業精神〉，刊登在《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九期。

　　除了空間的議題之外，溫教授也開始留意長時段的觀察，所以 1985 年完成博士論文，選擇以〈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為主題。當時臺灣史研究領域中尚少見跨政權、長時段的研究。溫教授便從碩士論文觀察清代臺北的歷史，延續至二十世紀臺北的變遷，雖然現在看來這個研究並不細緻，但初衷是想透過長時段的觀察，將文化的變遷等各類問題梳理出來，算是當時較具整體性觀察的研究。

　　透過大量的人口統計資料，溫教授的博士論文所得出的論點為：臺北的人口增加，實為短距離人口移動的結果，致使臺北的都市人口成長有其侷限性，因為城市的人口成長一定要有遠距離的人群移入，另外，溫教授在運用人口統計資料時也發現，二十世紀初的宜蘭隸屬於臺北州，必須要將宜蘭剔除掉，才能得出臺北地區真正的人口。為此，必須先對宜蘭的人口流動有所掌握，因而也進行〈二十世紀上半葉宜蘭地區的人口流動〉的研究，從中發現宜蘭的人口移動也屬於短距離移動。透過這些積累，溫教授博士論文的重要觀察就是臺北地區的人口增加，應為除去了宜蘭之外的臺北州內之人口移動。

二、臺灣區域史研究的諸般面貌

　　溫教授自博士畢業以後，就陸續有人邀請從事地方史研究的工作，特別是地方縣市政府的文化中心，給他很多研究上的助力。當時服務於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的陳炎正先生認為溫教授出身臺中，理應為臺中的地方研究盡些心力，於是力邀協助處理大甲溪流域開發史的研究，主要負責漢人的部分。當時資料相當有限，只能憑藉日治時期留下的《大租取調書付屬參考書》與《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溫教授在從事大甲溪南、北兩岸的調查時，特別將祖籍分布情形作了一番梳理，發現泉州人多聚居在海邊，漳州人分布在中間，客家人居住在沿山地帶；若再對照施添福教授所提出的「原鄉論」，可以發現此一論點最典型的分布樣態，就是在臺中這個大區域。大甲溪流域的研究經驗，開啟了溫教授對大臺中地區的關注。

　　後來在進行臺中東勢的研究之前，曾經和《山城週刊》的吳鎮坤、吳國城在豐原開會。溫教授回憶道，由於自己對當地不熟，便詢問他們兩位可否協助進行田野調查，隔日便一同前往東勢。當時才剛辦過農具、契約文書等鄉土文物展的中科國小，代理校長恰為吳鎮坤的同學，在拜訪校長後得知，提供展示契約文書的張姓人家就住在學校旁邊，一共收藏四張。

　　在幾次的田野之後，溫教授發現靠山的東勢人口流動並不頻繁，所以很可能還留有大量的文書資料，便著手撰寫計畫書向國科會（今科技部）申請東勢地區的研究，其成果就是《清代東勢地區的土地開墾》一書。在開展東勢的田野與研究時，溫教授採用「區域」的視角來進行，意即除了東勢之外，也必須將周邊的石岡、新社含括進來。溫教授當時的研究助理是才大學四年級的趙祐志先生，他們一起用步行的方式進行田野。溫教授印象很深刻的是，在石岡只有一戶人家提供一張很破爛、字跡不甚清楚的契約，經過費力地辨識內文，才將此份文書收錄在書中。除了這張契約和《大租取調書付屬參考書》所收錄的一些文書之外，石岡再也沒有找到其他資料。

　　後續在東勢的田野經驗就和石岡非常不同，民間文書的收藏非常豐碩。溫教授一行人一開始在東勢街附近遇到了一些熱心的民眾，告知有哪些人家收藏清代契約，其中印象很深刻的是住在巧聖仙師廟附近的邱國源先生，收藏一大批祖先留下的契約。邱先生的先祖從廣東渡臺後，原先住在石岡一帶，後來變成軍工匠而移居東勢。此外，下城的陳姓人家也提供不少舊文書。

　　關於下城的蒐集過程，還有一段插曲。溫教授無意間得知當地里長有一張契約，他和趙祐志就前往拜訪里長，不巧里長不在家，隔壁陳姓鄰居詢問來意後，親切招呼他們到家裡坐坐，便順手拿出了裡頭裝滿了自家祖先傳下三十幾張清代契約的袋子。那時溫教授不好意思開口取借，只好將學生留下當作「人質」，自己帶著這些契書到東勢鎮上影印。當中幾張陳家契書，也被溫教授寫進東勢開墾研究的論著中。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東勢受災相當嚴重，出借契書的陳先生家毀人散，子女搬遷至其他地方，那批契書也在震災後不知去向，相當可惜。而溫教授所影印的那些陳家契書則被淹沒在他的史料堆中，有待日後再好好發掘出來。

　　透過田野實察，溫教授一直認為下城是很有意思的聚落，因為建立在石埔的緣故，當地留有許多相當大顆的石頭，所以在清代開墾初期必須將石頭撿除，才能從事土地耕作，這是一個自然形成的聚落，與刻意規畫而成的大茅埔呈現非常不一樣的聚落樣態。溫教授經常建議文化局處的官員要加以重視、保存下城聚落的文化景觀，他也猜想當地幾百年來普遍留存的大石景觀，是因為他們的先祖具有歷史意識，要讓子孫記得開墾的艱辛。可惜的是，下城雖然挨過了九二一震災的侵襲，當地一些居民卻就地挖掘深坑，將這些大石填入掩埋，過去開墾的艱辛，人們所知就有限。此外，下城的聚落也保留了隘門，是現今臺灣很少見的民間防禦工事。這些聚落調查的經驗，也激發出溫教授對文化資產保存的興趣。

　　在東勢街與下城之外，大茅埔的張寧壽家族也留存不少文書。張寧壽家族從豐原翻山越嶺輾轉到新社，再遷至大茅埔。經過溫教授的田野發現，開啟了學界對於東勢地區的重視，如黃富三教授的學生林聖蓉，日後就透過契約文書探討清代東勢的拓墾和族群關係。

　　溫教授對東勢的考察除了運用田野蒐集的契約文書之外，也使用了不少《岸裡大社文書》。過往第一位大量運用《岸裡大社文書》的研究者，乃是陳秋坤教授。《岸裡大社文書》由於典藏在國立臺灣大學的緣故，在使用上相當不容易，必須由師大發公文到臺大。當時溫教授雖然有行文，但是臺大圖書館館長不允許整批調閱，只能一張一張申請。無奈的是，在沒有目錄也未知內文的情況下，根本不知要從何申請。後來特藏組的一位夏女士，非常熱心且再三向館長說明史料公開的重要性，最終得以讓溫教授一睹《岸裡大社文書》。當時臺大圖書館用一張透明塑膠膜覆蓋在文書原件上，他必須一張一張謄抄內容。溫教授現在回想這段過程還是覺得十分辛苦，但也因為一張張的抄錄，才得以發現文書內容其實相當有趣且精彩，值得深入研究。然而溫教授也感嘆現在清代臺灣的歷史研究似乎已不受重視。

　　回頭來看，《清代東勢地區的土地開墾》是溫教授相當具有指標性意義的著作，後來 1999 年出版的《大茅埔開發史》一書，算是東勢研究成果的普及版。隨著大量契約文書的累積，溫教授重新思考土地開發與人群遷徙的問題，如在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清朝朴仔籬社遷移史〉，就是具代表性的實例。朴仔籬社原住在石岡，後來被分派到東勢的中科、石角及新社一帶守隘，其中朴仔籬社的一個小社「加六佛」原住在新社大湳仔，因為距離埔里很近而搬遷，加六佛就成為了這群朴仔籬社人的代稱，後來被人類學者黃美英稱作「噶哈巫」，朴仔籬社的名稱漸漸不為人所知。東勢研究的專書出版後，在東海大學洪敏麟教授邀請下，一起從事大肚的研究，也在當地楊家找到了十幾張契約文書。此外，溫教授也持續投入平埔族的相關研究，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的李宗信副教授，乃是當時的研究助理，他們透過 GIS 來進行臺中地區的平埔族研究。

　　在探討清代中部臺灣歷史的同時，溫教授也積極投入北臺灣的歷史研究。1990 年代臺灣社會開始重視鄉土教育，當時臺北縣文化局所出刊的《北縣文化季刊》，從第四十三期開始，每一期報導一個鄉鎮，前後大概有十篇左右。溫教授第一篇發表的是〈臺北縣鄉土史的重建──以三貂社為例〉，這篇研究讓他理解到原本以為已經消失的平埔族，實際上他們還生活在當地。

　　後來再回到大臺中的研究時，溫教授便特別重視中部平埔村社的歷史研究，同時開始注意到平埔族與史前時代的連結。這個關注促成溫教授在《師大臺灣史學報》第一期發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交會──平埔族了阿社與牛罵社社址研究〉。也因為在清水的田野調查經驗，溫教授再撰〈鄭成功治水神格形成初探──以臺中縣為例〉一文，這是過去未見的創新觀點。

　　此外，溫教授也與自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的戴寶村教授合著過幾本書，《大臺北都會圈客家史》乃是其中代表。這本書由溫教授負責前半部，戴教授負責後半部，書中的空間範圍主要建立在溫教授的碩、博士論文基礎之上，所以他對區域內的歷史變遷有一定程度的掌握。2000 年前後，溫教授也展開新店地區的研究。當時在花園新城後方的赤皮湖一位消防隊員的家中，找到三十多張的契約文書，溫教授利用這批文書發表〈安身立命赤皮湖──廖鑿在粗坑一帶的拓墾〉，刊登在《北縣文化季刊》第五十七期。溫教授自認為這篇文章寫得非常紮實，其重要性在於新店青潭到屈尺之間其實沒有什麼資料，這三十多張契約適時補足了此一區域的歷史空白。更重要的是，這批文書讓學界看到了早期開墾透過聯庄的隘制及結首制雙軌並行之下，而克服了泰雅族出草等治安問題。最後這些研究成果，成為溫教授撰寫《清代新店地區社會經濟之變遷》的基礎。

　　至於溫教授對南臺灣的研究，最初是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林美容教授的邀請下展開。原本只打算撰寫《高雄縣土地開墾史》而已，但謝繼昌教授認為平埔族研究也需要運用大量文獻，所以就推薦溫教授撰修《高雄縣平埔族史》。當時關於高雄縣開發史的書寫相當匱乏，所以溫教授想到的辦法是，首先參考《臺灣土地慣行一斑》各堡開墾的敘述，其次將水圳的資料彙整，其三整理該書收錄的契約文書。

　　溫教授 2007 年到長榮大學任教後，經人推薦，在高雄田寮鄉採集到一批約一百二十張的契約文書，裡頭包含漢人契約及新港文的典契，相當珍貴。契約內容集中在田寮當地，因此溫教授持續解析為何新港社人會去到田寮，以及新港社為何會持有田寮的土地等課題，透過這些發想，他開始留意番業戶的角色及其與清政府之間的關係。2014 年溫教授在《臺灣風物》上發表〈西拉雅族地契中「二延」一詞與男子年齡級組織關連分析〉，指出「二延」一詞與西拉雅族的男子年齡組織有關。關於年齡組織的探討，人類學家往往只能看到一個變化的結果，但歷史學家則可以告訴我們，西拉雅族母系社會中的男子年齡組織雖然衰微，卻有它遺存與運作變遷的歷史過程，這就是溫教授這篇研究的價值。

　　溫教授仔細回想他之所以從事區域史研究，更大的用意是希望能讓社會大眾讀懂地方史。因此，溫教授曾寫過一篇〈高雄縣路竹人的故事〉，文章裡的標題如「貝塚裡的乾坤」講述史前歷史，「都是老鼠惹得禍」談鼠疫等等，企圖透過簡明的文字，講述地方歷史的故事，而這也是溫教授現在努力追求的目標。

三、轉換跑道

　　2007 年溫教授自臺師大歷史系退休，轉至私立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任教。在這兩間學校做研究最大的不同，在於臺師大是國立大學，所以很少接產學計畫，但來到私校之後，學校鼓勵教師承接計畫案。溫教授因而有機會進行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計畫。藉此，對陽明山的毛少翁社有了較深入的瞭解，填補過去在臺北區域研究裡面的空白。

　　其次，溫教授進入長榮大學以後也陸續展開一些跨學科的研究，如在《臺灣風物》發表的〈論瘧疾與台灣原住民遷居高山之因〉，是他從事歷史研究以來很重要的成果，另外尚有〈鄒語特色的考古學分析〉，這兩篇文章的出現都與考古學有關。已逝的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何傳坤教授，曾在阿里山達邦部落挖掘出三千多年前的遺址，並將其與鄒族的文化進行連結。溫教授受此啟發，也嘗試串連考古學、生態學與語言學這些不同學科領域的討論，並帶入歷史學的分析，提出一些可能的歷史原因。

　　最後，跨域研究與產學合作，是溫教授轉職以後甚為著力的方向。由於曾經調查過臺中縣的糖廍，對於傳統黑糖的產製有所注意，這是後來長榮大學育成中心一支名為《啟動石車找尋歷史記憶》影片之所由來。以此為基礎，學校團隊又獲得教育部人文跨域研究的計畫，有機會實地觀摩黑糖工廠的製作，後續並在校方研發處的主導下，開發出「蒔醇」黑糖啤酒，成為長榮大學產學計畫的一大亮點。

　　在產學合作方面，具體的案例為執行水保局的計畫，溫教授在高雄田寮當地人的帶領下，進行惡地地形的實地踏查。這個田野經驗對溫教授從事新港社平埔族研究有很大的助益，讓他著手撰寫相關的研究。另外，也因為曾經執行臺北「看見淡水河」一書的經歷，溫教授又參與長榮大學洪慶宜教授「二仁溪風華再現」的計畫。洪教授進行下游、溫教授從事上游的研究，兩人合力把整條二仁溪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景況連結起來。在執行二仁溪計畫的過程中，溫教授也發展出臺灣河域史的研究課題，並開設相關課程。近來溫教授更提倡運用無人機從事歷史研究，結合學校的無人機學程來進行聚落調查，再透過 3D 列印把聚落變成立體呈現的空間，這是很不同於過往歷史研究的嶄新作法。

四、對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期許

　　溫教授認為，清領臺灣長達二百一十二年的歷史，此一長時段的過程對於臺灣的歷史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許多制度與習慣都是自清代延續而來，所以不瞭解清代臺灣史便難以周全臺灣史的研究。雖然目前清代臺灣史看似已累積不少的成果，但實際上還有許多值得發掘與探討的課題。

　　當然，清代臺灣史研究也遭遇了一些研究上的難題。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資料的「不足」，所謂「不足」不是真的很少，而是若和累積了大量內容豐富之調查數據、報告資料的日治時期和戰後臺灣相比，就很容易產生這種感覺。而且日治、戰後的史料在方便的資料庫建置下，可說垂手可得。由於這個緣故，研究生大多選擇進行日治時期和戰後階段的研究，清代臺灣史研究就漸淪少有人聞問的境地，造成臺灣史研究上的失衡現象。

　　話說回來，其實清代臺灣史的文獻史料也不是不多。這些材料一直被保存在臺灣民間社會之中，且為數不少，溫教授以他在高雄田寮尋得一百多張清代契約文書的實例，強調如果勤跑田野、用心與地方居民交流，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正因如此，他相當鼓勵從事清代臺灣史的研究者一定要從事田野調查，才能突破研究和資料上的困難，開展新的視野。

　　要發掘新的史料並不容易，加上又要解讀與理解當中豐富的訊息，需要花費相當氣力才能辦到，所以要培養清代臺灣史研究者並不容易，有許多需要克服的困難。溫教授認為最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各個學校要多增聘一些從事清領時期研究的師資，透過教師授課吸引學生從事研究，或者共同研讀史料，才能開展相關議題、深化清代臺灣史研究。同時，溫教授也建議清代臺灣史研究者，要多與中國、日本、美國等其他國家的歷史研究進行比較，才能夠有寬廣的視野，引領臺灣史研究走向另一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