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鳳娟教授演講「東方學者羅尼與《西譯孝經》」紀要

　　潘鳳娟教授致力於西方十八至十九世紀《孝經》翻譯研究，目前正在進行專書寫作，本次講題為「東方學者羅尼與《西譯孝經》」。本文主角羅尼 (Léon de Rosny, 1837-1914) 之《西譯孝經》為潘教授找到的第六個西方《孝經》譯本。

　　潘教授對西譯孝經的興趣，來自對傳教士衛方濟 (François Noël, 1651-1729) 為何在《四書》以外，同時也翻譯《孝經》的疑惑所引發，並關心此後兩個世紀間各譯本間的關聯、差異，以及其與中國學術發展之間的互動。

　　潘教授列舉衛方濟之後的六個《孝經》譯者，分別是將《孝經》定位於「帝國文獻」，在中華帝國脈絡下研究的韓國英 (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定位為「道德政治範本」，在共和國脈絡下研究的普呂凱 (François-André-Adrien Pluquet, 1716-1790)；定位為「經典與蒙書之間」，在中西教育脈絡下研究的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定位為「宗教文獻」，在比較宗教脈絡下研究的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以及定位為「神聖之書」，在東方民族學脈絡下研究的本文主角羅尼。潘教授強調，西方譯者進行翻譯時多會參考之前的譯本，也會平行參考中國註釋，使中國相關詮釋進入西方譯本。晚出的羅尼《西譯孝經》因此得以參考前述五位譯者，與當時中、日兩國《孝經》詮釋之成果。

　　介紹完《孝經》西譯的基本狀況後，潘教授簡介羅尼其人的特殊背景。潘教授指出，羅尼的非傳教士身分，使之與其他傳教士譯者有著不同的關懷。此外，羅尼的漢和交流背景特別值得重視，羅尼大量參考日本江戶出版的和刻本《孝經》，並與福澤諭吉等明治維新人物有通信往來。

　　羅尼所譯之《孝經》特色，其一為「唯一參考古文《孝經》與和刻本《孝經》而完成的譯本」。其次，該「譯本不僅呈現十九世紀法國東方學者對中國古文經典的論辯，也展現了和漢典籍之間的交流成果，甚至部分建構了歐亞之間知識交流」。第三，「目前學界對於羅尼的研究都忽略此譯本的存在」。最後，羅尼的譯本「提供了黃種人起源與孝道的附錄文字」，前所未有地以隱諱的方式將東方的孝道精神與人種民族做聯想。

　　接著，潘教授介紹《西譯孝經》的譯本結構。該譯本第一部分為「導論」，接著為「經文彙編」，向讀者說明其根據的底本；第二部分則為「正文翻譯」，包含中文漢字、拼音對照與法文翻譯，並又區分為「經文」與「註解」兩個細項，對經文部分字詞逐章解釋。最末附有四個附錄，包含：「黃種人起源的宣言」，「朝廷：黎明時刻」，所參考的六個《孝經》和刻本、日文書目以及中文索引，最後則是以拉丁字母拼寫日文發音的《孝經》經文。潘教授進一步比對羅尼如何參考《古文孝經》與和刻本，指出第一至六章主要根據董鼎的《孝經大義》與中村惕齋的《孝經示蒙句解》，第七至十三章參考冡田大峯《古文孝經和字訓》、董鼎《孝經大義》與溪百年《經典餘師》，第十四到十九章則根據《小學體註大成》、冡田大峯《古文孝經和字訓》、《孝經大義》與溪百年《經典餘師》。

　　潘教授說明，羅尼雖將《孝經》視為「神聖之書」，卻也強調其對於「孝的理解屬於政治與倫理的領域，與神學無涉」，故將〈孝治章〉翻譯為「論依於孝道而治理的政府」，〈聖治章〉譯為「聖王的政府」。此外，羅尼也不想涉入之前傳教士的譯名爭議，因此，羅尼將「禮」字翻譯為「社會原則」，將女性、幼童與僕從納入「社會原則」之中，展現出對女性弱勢者的關注。其次，羅尼將「聖人」以歐洲讀者比較容易對觀的具宗教性質的聖人意像展現。另外，對於過去譯本將「一人」指向「皇帝」，羅尼的翻譯則帶有「第一人」之意味，淡化帝國意象，「明王」、「先王」也被翻譯為過去而非當代的帝王，以此迴避了過去傳教士們的祭祀爭議。第四，羅尼將「配天」之「配」翻譯為「與……的形象一樣」，而不採用過去所譯的「等同」。最後，潘教授深入討論前述黃種人與孝道的關係。羅尼在 1893 年將標題由〈黃種人之起源〉改為〈從黃種人民族誌的角度看孝道〉，此觀點正好與其所處的時代開始對有色人種轉向負面觀感相反，試圖從人種特質理解孝道之所以在東方文化據有核心地位的原因。

　　潘教授總結，羅尼的《西譯孝經》大量依賴中文經文的詮釋，並參考和刻本的日文拼音，展現出「視東方為一個整體的觀點」，以整體視野參考中日不同的《孝經》版本。此外，羅尼擺脫了耶穌會士在宗教與非宗教間的掙扎，呈現「獨立於傳教士詮釋之外的新視野」，擺脫了譯名問題，並開啟一種「東方民族學」的詮釋取徑。因此，潘教授認為可以進一步思考，羅尼「強調人種特質」與「民族學」的翻譯嘗試，將中西文化價值體系與人種差異連結，會喚起「十九世紀相當流行的物種起源研究之於東西文明差異的見解」。而羅尼的取徑也將使孝道跳脫倫理層面，被視為「烙印在民族之中的文化特質」，甚至促使我們反思羅尼的見解與德國歷史學者尤根‧歐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筆下「亞洲去魔化」的關聯。

　　演講結束後，與會學者分別針對十八世紀啟蒙哲士與《孝經》譯者之間的交流；羅尼於《孝經》中加入人種章與當時日本流行的「文明論」間的關係，以及日本孝經學對羅尼知識背景養成之影響；孝經文本中出現的滿文文字；中國地方方言，特別是廣東地區的翻譯方式對羅尼可能的影響等問題，與潘教授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