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茹教授演講「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跨政權下臺南第一富紳王雪農的出現 (1880-1905)」紀要

 
講題: 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跨政權下臺南第一富紳王雪農的出現 (1880-1905)
主講人: 林玉茹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主持人: 陳姃湲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與談人: 黃紹恆教授(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時間: 2020 年 7 月 28 日(二)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02 會議室
撰寫人: 郭承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林玉茹教授演講「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跨政權下臺南第一富紳王雪農的出現 (1880-1905)」紀要
 

  從長期歷史來看,蔗糖一直都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出口商品,晚清開港之後在南臺灣仍不減其重要性。蔗糖主要從安平和打狗兩個條約港輸出,打狗糖輸往日本,安平糖則銷往華中以北。過去研究多著重晚清至日治時期蔗糖貿易的變遷,或是殖民地時期新式製糖會社以及糖業帝國的成立;較少注意晚清時期臺南和打狗的糖商是否在政權轉變過程中,因為糖的出口地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異族觀和國際觀,進而在處於日本領有臺灣的情況下有不一樣的因應和經營策略。本次演講林玉茹教授以明治年間的糖商王雪農 (1870-1915) 為例,討論其如何透過跨國貿易,成為臺灣總督府以及地方社會之間政治文化和商業文化的仲介。

  打狗糖和安平糖由於土質差異的關係而品質不同,日本人偏好打狗糖,因此 1880 年代中葉至 1900 年,打狗紅糖幾乎盡數輸往日本。日本最早開港的地區為橫濱,其時糖商也開始往橫濱發展,而陳福謙 (1834-1882) 在 1862 年至 1863 年於旗後(今高雄旗津)設立順和行,1870 年雇用西洋帆船載運砂糖至橫濱發賣,進而於 1876 年在橫濱設立順和棧經營糖業。陳中和 (1853-1930) 則是於 1870 年起至橫濱經商和經營橫濱順和棧。1882 年 5 月陳福謙過世,陳中和才返回打狗。1887 年 11 月,陳中和在打狗招攬陳福謙的家族成員,以股份方式合資創立和興公司,主要經營中國、香港,以及日本間的進出口貿易。1890 年,和興公司已經控制打狗糖產區一半以上的糖貨,取代順和行,成為控制打狗糖最大的企業。

  陳中和回到打狗的翌年 (1883),王雪農十三歲,剛好進入順和行。僅工作兩年就被派往橫濱順和棧擔任記帳,1890 年升任副總經理(支配人)。很明顯地,王雪農深得陳中和的賞識和信任,並受栽培及重用。1895 年,臺灣割讓給日本,陳中和避往廈門,讓王雪農回臺灣代他管理和興公司的事務。由於具有長住日本和貿易的經驗,又見證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王雪農和陳中和對日本割讓臺灣一事採取積極歡迎的態度,甚至協助日軍打擊臺灣武裝抗日分子。

  臺南糖商也因安平糖大多運往中國沿海各地貿易,而陷入「乙未內渡恐慌」中。相對地,少數與橫濱、神戶貿易的糖商選擇留在臺南,他們也成為之後王雪農重振三郊的主要成員。正因為他們與陳中和、王雪農一樣,具有與日本貿易的經驗,因此對比其他臺南商人,他們對日本有更真確的認識,亦能更正面面對日本割臺的事實。

  林教授表示,王雪農與傳統的華商或是那些僅與中國內地進行貿易的臺南郊商不同,其於日本橫濱長期居住經商,不僅精通外語,且在日本、香港及中國進行跨國貿易;更趁乙未巨變,臺南大紳商紛紛內渡中國時入主臺南,成立德昌公司,經營進出口貿易、航運業以及傳統或新式事業。

  其次,王雪農曾親身參與跨國貿易,不僅讓他理解日本明治政府的進步,進而掌握契機,趁亂之隙回到臺灣,成為殖民政府的協力者。另一方面,奠定良好的政商關係,從地方官廳到總督府也變成他取得地方仕紳身分和擴張事業版圖的奧援。如臺南紳商欲借重王雪農精通日語又瞭解日本文化的專長,便於與總督府、地方廳或日本企業家交流,凸顯王雪農作為政治文化與商業文化中介人的身分。王雪農雖出身「累世農戶」,父親還兼作漁夫,卻能從順和行職員做起,再以打狗商人身分入主臺南,在短短幾年之間快速向上流動,成為臺南商界和實業界領袖以及代表性仕紳。

  最後,林教授指出,在過去研究中,較少注意 1870 年代後這一群親自到日本、香港進行跨國砂糖貿易的打狗商人對晚清臺灣商業文化所進行的改造及其歷史意義。再者,1896 年 12 月方進入臺南經營貿易公司的王雪農,在短短幾年之內逐漸變成臺南第一富豪和代表性仕紳,主要是因為對明治政府的認識,又精通日語,成為殖民政府的協力者,因而特別受到總督府和地方廳的倚重和提攜。與同時期的臺南商號相比,王雪農透過學習國際貿易的知識,讓他得以成立更具競爭優勢的德昌公司。總而言之,王雪農擅於以文化中介者的身分,一方面擴張事業版圖和網絡,另一方面確立其作為臺南經濟界領袖與代表性紳商的地位。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黃紹恆教授首先指出,林教授對王雪農的描述及歷史評價稍有熱情。認為王雪農是以其經商的見聞經歷,與時俱進的去學習新的經商手法,這是臺灣傳統華商從前近代邁向近代的躍升。對於這樣的解釋隱約有些不安,若要觀察由華商建立起的商業網絡及重要華商之轉變,應將觀察王雪農的角度置於東南亞或東北亞,而非臺灣。黃教授更舉自己在東南亞所接觸的華商為例,認為儘管這些華商在形式上已經近代化,但內在的華人核心價值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而且這些華商在十九、二十世紀面對不同以往的經商模式時,能做出的改變與彈性或許超過我們的想像及認知。其次,關於臺南的糖商和高雄的糖商有不同的異族觀和國際觀,這點的確值得注意,但可惜的是演講中並未加以說明。包括臺灣在內的這些華商,對國家、國族的概念值得進一步探討。其三,王雪農作為臺灣商人與日本官方的政治和文化的仲介者,然而作為仲介者有何重要的事蹟,在文中並未凸顯出來。其四,忽略六三法體制對王雪農或陳中和在商業活動的限制,如果未考慮國家權力的介入,則不容易理解王雪農是政治與文化仲介者。

  稍後,在與黃教授的對話中,林教授指出,研究王雪農最大的問題是他未留下日記或其他個人私密性的資料,難以非常深入地探討王雪農的商業經營思維。其次,林教授以清末鹿港、竹塹商人為例,相互對照比較王雪農及陳中和與其他臺灣傳統商人的差異之處,而指出晚清打狗商人兼融傳統跟近代的經營模式,從而進行跨國商業貿易。再者,對比鹿港及竹塹商人對日本人的觀感,亦可看出王雪農有明確不同於前者的異族觀與國際觀。至於要如何評估國家權力對王雪農在商業活動上的影響,林教授認為,當時日本殖民統治尚未穩固,殖民政府極需臺灣資本家的支持,六三法體制對於商人的影響尚有限,更何況王雪農深諳日本政治與企業文化,反而援引銀行法和糖業獎勵制度,藉以擴張事業版圖。

  後續熱烈的討論中,林文凱教授亦提出了幾點意見。如臺灣總督府不准商工會議所成立,包括日本商人亦不得設立,就只有商工會可以,而三郊在某種意義上是屬於商工會。林正慧教授認為,雖然是討論跨國貿易與文化中介,然而整篇文章關於文化中介的著墨並不夠;而俱樂部會、饗老委員、天足會和文人的支持,應該是屬於商業網絡或社會網絡的部分,所以要再思考如何支撐文化中介的論述,才不會使文章的討論不平衡。再者,王雪農和陳中和的關係為何能如此緊密,除了原本的主雇關係外,是否可能有其他的社會關係來維繫,讓彼此之間都沒有產生競爭或矛盾心理。最後,文章前述臺南產的糖主要賣往中國,高雄產的糖賣往日本,但王雪農在臺南成立德昌公司之後,卻收購臺南的糖賣往日本,何以日本開始能接受臺南的糖,抑或是當時狀況是如何。曾品滄教授則指出,在合股公司裡,除了對股東的形成和權力、利益的分配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資產的管理,所以有一些帳簿是以資產負債表、損益平衡表的形式出現,如果和興公司是現代的合股公司,可從帳簿一窺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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