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熙遠教授演講「清政權的交替與轉折二題」紀要

　　陳熙遠教授為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檔案館主任。此次講論會報告的二個題目為其正在進行中的研究，皆與清政權權力交替之際的課題有關。

　　第一個課題是陳教授在整理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時，對所發現之《要緊補遺檔》的初步判讀與理解。陳教授認為此份材料很可能是乾隆初年纂修《世宗憲皇帝實錄》，對實錄初稿本中有關康熙、雍正兩朝交接過程的修訂與補充。換言之，這涉及學界討論康熙帝賓天、雍正帝繼位的傳統議題。過去學者對此探討多倚賴遺詔、實錄、《大義覺迷錄》、《永憲錄》等資料，特別是遺詔扮演了關鍵角色。不過陳教授早已指出，回到遺詔製作的制度史層面來看，從其內容擬就到頒布天下，實已是政權完成轉移後的產物。[1]至於實錄部分，清代實錄另有起居注為依據，然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 (1718- 1722) 間，康熙帝因對起居注官的表現不滿而一度廢除，雍正元年 (1723) 才恢復。因此，缺乏當時起居注官的紀錄，只能從後來纂修前朝的實錄探究。

　　關於《要緊補遺檔》的性質、製作目的為何，陳教授指出，從其題名可以看出，顯然是先有某一稿本文件，而此檔便是針對稿本進行的補遺工作。在書寫方式上，《要緊補遺檔》先標註月分，再註記應於稿本中的某頁碼，進行相關補充或刪改之內容。由此可看出，其所補遺之稿本，應是以每月為一冊，每冊獨立頁碼。《要緊補遺檔》有時並未完整寫出行文前後段落，可見應是要依其標示的頁碼找到原書相對應的部分，再就記事內容予以增刪、修訂。據此也能推測，若記事敘述相對完整，則可能是初稿本中未載，需要增補的要緊內容。此外，《要緊補遺檔》記錄的時間是從康熙六十一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其中稱康熙帝為「聖祖仁皇帝」，敘事主角「上」則是指雍正帝；可見此檔應是在編纂《世宗憲皇帝實錄》過程中，對於開頭前二卷的初稿所做出的修訂與增補，此二卷便是處理康熙、雍正兩朝政權交接時，世宗的進退處置。

　　陳教授進一步探討《要緊補遺檔》所記述的「要緊」之事。首先出現的是，康熙帝在身體不適時，任命胤禛代理冬至南郊祭天的工作；在檔案中以「特命恭代」的條目，揭示該段落內容的要旨。而為突顯胤禛陪侍左右的孝親之心，《要緊補遺檔》描述其「不宜遠離，再四懇求」。在此，陳教授也指出，如比對最後《世宗憲皇帝實錄》的內容，可以發現這部分描述情節可能因過於矯揉而被捨去；當然，也有《要緊補遺檔》之修訂文字完整反映於實錄者。除了將胤禛刻畫為專注父親病情，而無心旁鶩的形象，《要緊補遺檔》也透露新君初立時的人事安排，特別是從暢春園移靈回到乾清宮的路上，對初登大寶的雍正帝而言是一場考驗。實錄僅記載胤禛分派幾位交好的皇子在此過程中的任務，而《要緊補遺檔》則對其他皇子有具體交待，此更合乎當時實情。尤其是分配皇九子允禟侍奉皇太后、皇十子允䄉看顧年幼的皇子、皇孫，皇八子允禩則留守暢春園。這些任務不僅將對胤禛有潛在威脅的皇子隔離，同時也牽制他們的人身行動。

　　陳教授強調，儘管《要緊補遺檔》內容僅有九葉，其記載也僅牽涉康熙、雍正兩朝交接前後約四十天，但就文本本身而言，既有封面標題，首尾完整，可見其製作目的明確。而察其記載內容所欲彌補之疏漏，雖有不少看似微末細節，與皇位繼承無大干係，但對主導修纂《世宗憲皇帝實錄》的乾隆帝而言，每一條都至關重要，因為這關係到其父親胤禛作為真命天子的形象塑造，也呈顯出其與父親在皇位繼統正當性上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密切關係。

　　第二個講題是就清史學界有關嘉慶朝「咸與維新」一詞所開展的名實考辨。陳教授談到此一課題研究的緣起，一方面是希望能與其師孔飛力 (Philip A. Kuhn) 教授的研究相呼應，特別是孔飛力與曼素恩 (Susan Mann) 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年》(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中所合著〈王朝衰落與叛亂根源〉("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一章。近年來亦有許多學者開始反思此問題，尤其是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呼籲應該重新看待「乾嘉變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是陳教授自己在研讀嘉慶帝遺詔時的體悟。陳教授注意到嘉慶帝遺詔中並未特別提到「咸與維新」這一想法與主張；考慮到遺詔本身具有皇帝如何回顧政權的意涵，遂引起陳教授留意嘉慶帝「咸與維新」的語義脈絡，及其與相關研究成果之間的關聯。

　　重新審視嘉慶帝的具體施政，是近年學者重估清中葉歷史發展的基礎。羅威廉、王文生 (Wensheng Wang)、米丹尼 (Daniel McMahon) 等學者的研究，提出嘉慶帝「咸與維新」的改革可能是促使清朝自中葉再往後延續一百多年的重要關鍵，換言之嘉慶是中興 (restoration) 而非中衰 (decline)之朝。相對的，陳教授則是追溯「咸與維新」一詞的古典意涵，其出處有二。一是《詩經》提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此「維」字作語助詞，並無「維新」(reform) 的動詞涵義。二是《尚書》記載：「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這一典故也是後來較常為帝王所援引而見載於上諭、實錄者。陳教授指出，嘉慶帝即位後戮力整頓吏治，首要面臨的便是如何處理和珅的問題，但對於其黨羽則「不肯別有株連，惟在儆戒將來，不復追咎既往」，「以副朕咸與維新之治」。在此，「咸與維新」該義係指針對首犯治罪，而不旁及從犯，使從者能夠有改過自新的機會。類此「咸與維新」的語義，也出現在嘉慶帝的其他上諭；例如對「川楚教亂」參與者的處理，嘉慶帝秉持同樣態度，「敷脅從罔治之仁，播咸與維新之治」。

　　職是之故，陳教授認為「咸與維新」一詞本義並未有全面性 (comprehensive)、系統性 (systematic) 改革之意；嘉慶朝也並未打著「咸與維新」的旗幟來進行改革措施。事實上，相關研究者可能未注意到「咸與維新」的古典意涵，而是以今義來理解。因此，這問題便涉及「維新」意涵的轉換。陳教授認為，今義「維新」(reform) 的出現可能來自於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才重現建立。例如何啟、胡禮垣在〈新政論議〉中提到：「更張丕變，咸與維新」，才具有今日革新的意涵。當然，到了晚清、民國時期，「咸與維新」的古、今兩義便出現混合使用，而沒有一定用法。總之，陳教授強調，對於文獻的閱讀必須回到其歷史脈絡與措辭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