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阿財教授演講「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及經變與民俗文化」紀要

　　主持人王廷宇教授首先介紹「亞洲佛教與文明系列演講」的過往講題，並提及此系列演講為天主教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於 2019 年 4 月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的合作企劃。雙邊單位共同策劃邀請鄭阿財教授，向聽眾展示以散見世界各大博物館的敦煌寫本作為研究核心的視角及成果。

　　鄭教授耕耘敦煌學、中國佛教文學、俗文學及域外漢文文獻研究多年，曾任中國文化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南華大學教授及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亦擔任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委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著有《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敦煌佛教文學研究》等書。

　　此次演講主題《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為鄭教授從 1999 年至 2015 年發表數篇論文及專著所關注的敦煌文獻之一。演講前半段鄭教授向聽眾介紹「觀音信仰」，後半段則從文獻發展、文本分析及民俗文化三大脈絡，講述《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的研究成果。

　　鄭教授從經典文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開始，指出隨著經文、靈驗記的流傳及發展，「聞聲救苦」的觀世音逐漸成為核心典範，「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可見觀世音對社會層面的影響，亦為佛教信仰圈的重要神祇。

　　歷來研究者多關注觀世音的外形轉變。鄭教授指出 Avalokiteśvara 於梵文義為男性名詞，早期的佛經稱其「勇猛丈夫」、「善男子」，如漢譯《華嚴經》可見「勇猛丈夫觀自在」或《悲華經》提及「善男子，今當自汝，為觀世音」等文字。故於印度早期造像，多見蓄鬚的男子像。但在部分佛教經典中可見觀世音的「隨機化現」，例如《普門品》、《楞嚴經》都提及觀音的三十二或三十三變化身能力，其中即包含「女身」。或可參照《大佛頂首楞嚴經》提及「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我於彼前見（現）比丘尼身，女王身，國王夫人身，命婦身，大家童女身，而為說法。」觀世音的「法無定相」不為性別所限，因此在經文敘述中，無分性別均給予共同的保證。

　　關於中國地域的觀世音造像為何逐漸向「女相」發展，除了文本提及觀世音為弘法方便，有不同變化身以外，鄭教授另提出幾種可能。觀世音的慈悲特徵，與母性慈悲相應，或與時代之審美觀契合，例如在《釋氏要覽》記「自唐以來，筆工皆端嚴柔弱……今人誇宮娃如菩薩也。」或是段成式《寺塔記》載「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伎小小等寫真也。」顯示造像與審美觀相互影響。文學的推波助瀾也有助於女相觀世音的發展，例如香山寺之妙善傳說、白衣觀音之妙音寶卷等。信仰者將《普門品》中三十三化身的觀世音以不同法器、形貌姿態與場景區別，如楊柳觀音、遊戲觀音、水月觀音、白衣觀音等。觀音信仰從「經典」與「造像」展開，女相觀世音的發展與流行更可看見「世俗化」過程，廣大的信仰者依循己願，形塑不同特點及審美心理的觀世音形象。觀世音的「聞聲救苦」也逐漸超脫時空概念、形體、物質、精神上的束縛以渡化眾生，成為無所不在、無所不現的超越性神祇。也因此，鄭教授認為「男相女相、亦佛亦道的觀音是半個亞洲的信仰」。

　　《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為敦煌寫本中關於觀世音信仰的密教經典。未為歷代藏經所收，史志經錄也不錄。歷來研究者多注意流傳版本最多的明代刊本，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代泥金寫本、北京法源寺中國佛教文物圖書館藏明刻本，後來也發現宋刻本。鄭教授溯源考察，指出此經雖屬偽經一類，但有寫本、石刻及刻本三大類文獻，其中更發現西夏、回鶻文版本，亦傳播至朝鮮、日本、越南。不論是從寫本語言的多樣性，或多達三類的文本形式，均見此經彼時流傳之廣度與傳播情況。

　　鄭教授對《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的經文分析，從卷上、卷中、卷下論述其構成。卷上《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旨在勸人持誦、供養及書寫，並強調此經具有諸多功效，例如滅十惡五逆、往生淨國、轉化男身等持誦利益、效用。卷中〈佛頂心觀世音菩薩療病救產方〉則宣說持誦抄造此經對產婦安全的功用，並可見陀羅尼及秘字印等妙方附抄於經後，作為抄造此經的宣傳，經輾轉傳抄，遂轉化為經文的一部分。卷下〈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救難神驗〉載錄四則靈驗故事，明顯屬於靈驗記性質，主要聚焦於唸誦效用的見證，尤其第四則更載錄中原地區的靈驗故事，可見其偽經之特質明顯。

　　鄭教授建立觀音信仰發展、文獻脈絡、文本分析的概念後，即進入傳播現象的討論，此亦與民俗文化有著密切關係。鄭教授根據漢字文化圈現存《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製成表格並聚焦於地點、可能的抄造時間、抄造目的、施經發願等項目進行分析，歸納出傳播時間與空間的交互論述。《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的成立約在中唐以後，現存最早的文獻應為敦煌寫本，其他晚於敦煌寫本的寫本有遼道宗 (1032-1101) 時期的兩種抄本、南宋紹興四年 (1032-1101) 抄本以及凸顯明代宮廷佛教信仰的明宣德四年 (1429) 泥金寫本。遺存文獻以刻本最多，也印證明代佛教典籍刻本的普及與流通。石刻則存八件，均造於金代 (1115-1234) 並集中彼時首都易州（今河南易縣）。也因此描繪出兩大階段與傳播圈，唐宋時期以西北為主，從敦煌寫本到西夏、遼刻本及金的石刻經幢，至南宋雕版印刷為一階段；另一階段則為明代大量刻本印行，流通至鄰近的越南、朝鮮、日本，而有喃字刻本、和刻本、朝鮮刻本的發現。

　　佛經的流通、發展亦與藝術呼應，如「經變畫」、「經變圖」、「變相」指石窟、寺院壁畫透過線條、色彩、圖像來展示一部佛經的內容敘事或義理。這一類的佛教藝術形式後來與佛經寫本、刻本結合，形成「圖文合一，書畫並重」的弘傳特色。鄭教授舉《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之經變畫為例，講解常見的三種形式：卷首扉畫、經中插圖、拖尾畫。例如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崇寧元年 (1102) 刊本經折裝的《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便採「卷首扉畫」的形式，此形式多見於早期的卷軸裝幀；明天順六年 (1462) 刻本則採取「經中插圖」，此與裝幀形式逐漸改為經折裝幀有關。「拖尾畫」則是經文之後的附圖。

　　靈驗記往往也載錄彼時的文化與風俗，例如前述《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下卷的四則靈驗記，其一內容為前世被害冤仇者藉輪迴重新入胎，使當時的加害者而今世為母者，受難產之苦或喪子之痛。鄭教授藉由願文、題記的內容分析靈驗記中「冤家債主」的論述，期以持誦、抄寫化解宿世之仇，可見二者的關聯。另外，前述此經具有「順產」的祈福作用，亦見於題記。這樣的思維並非僅限於民間，鄭教授發現明萬曆二十五年 (1597) 刊本的題記「大明敬妃李謹發誠心，印造《佛頂心大陀羅尼經》一藏，大明萬曆丁酉年孟夏吉日印施。」足見此文化風俗亦於皇室流傳。或可歸納此經在傳播歷程呈現共同的信仰習俗，從相關的題記、願文可窺見關於婦女孕產民俗、消災解厄等共相，亦與喪葬文化結合的特殊信仰面貌。

　　鄭教授最後簡明整理、解說《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開展出的獨特民俗與文化，藉由整合考察經文、題記與願文，呈現歷代抄造此經為亡靈造壽塔、安產、消災解厄、解釋冤債等民間育產民俗與喪葬文化，彼此間如何相互印證。最後，王廷宇教授表示期待日後能再邀請鄭教授講述敦煌的相關講題，並請各位期待下一場「亞洲佛教與文明系列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