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威志教授演講「世變詩學、詞體特質，與遺民新說───「淪陷／易代」作為方法」紀要

　　劉威志博士現任成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以遺民論題及淪陷區文學文化研究為核心關懷。自其碩士以至博士期間，陸續研究了明遺民、清遺民，與民初淪陷區政權時期的詩詞。本次演講，提出「以『淪陷∕易代』作為方法」，頗有整合易代文學研究與淪陷文學文化研究的意味。

　　講題「世變詩學、詞體特質，與遺民新說──『淪陷∕易代』作為方法」，分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清遺民朱祖謀〈鷓鴣天 _{廣元裕之宮體八首}〉本事新證，透過各種史料與檔案，考證該組詞意旨，從中析理清遺民群體面對「宣統出宮」事件的內部「差異」。第二部分，援前所得之清遺民內部差異，並前賢在明清之際與民初論陷區之研究成果，重新思考既有遺民定義。

上篇：清遺民朱祖謀〈鷓鴣天 _{廣元裕之宮體八首}〉本事新證

　　朱祖謀〈鷓鴣天 廣元裕之宮體八首〉乃仿元好問 (1190-1257)〈鷓鴣天 宮體八首〉而作。由於《遺山樂府》以詞牌排序，學界至今未能斷定這組詞是否作於金亡之後。透過細讀，劉教授指出「宮體八首」實只描寫驛站送別及閨中情事而已。

　　然而，就在近七百年後，始得清遺民況周頤發揮這組詞中黍離麥秀之思，以亡國的寄託之義說詞 (1920)。其後，朱祖謀於 1924 年作〈鷓鴣天 _{廣元裕之宮體八首}〉，復得況周頤評「雖遺山復起，無以尚之」。1931 年朱祖謀過世，1933 年謝掄元主張朱詞乃影射袁世凱稱帝，次年《詞學季刊》主編龍榆生照刊張爾田來函，痛斥此說，主張此八首實感 1924 年「宣統出宮」而作。白敦仁《彊村語業箋註》承襲張說，更為考證。劉教授也以此詞與「宣統出宮」有關，但更提出新旨並與舊說商榷。他透過細讀文本、比較史料檔案、梳理歷史脈絡，與前賢之研究成果，進行詩史互證式的考論，依序推論出禍因、禍首、時代風氣與清遺民之間的意向差距四點。

　　關於禍因，劉教授指出，站在清遺民朱祖謀的立場來說，「宣統出宮」乃是清遜帝周圍諸臣「慢藏誨盜」的結果。清室於 1912 年簽署《清室優待條件》而「讓國」後，每年民國政府卻不能付足宮中用度。致使溥儀及其內務府，困於經濟拮据，乃有私售宮中文物、開設圖書館、刊印禁中藏書等籌措財源諸議。朱祖謀〈鷓鴣天 _{廣元裕之宮體八首}〉第一首反覆言及財貨，即在批評遜帝近臣諸人不識韜光養晦，最終引來民國政府、北洋軍閥與時俗民眾競相覬覦清室財物，最終導致溥儀被驅逐出宮。

　　接著，劉教授考證第三闋之詞旨，乃在批判致成宣統出宮的禍首馮玉祥。他以張爾田按語所提供「紫禁城騎馬之賜」、「天主與世尊典故不合之疑」為線索，並合詞中脈絡與相關檔案，分析《詞學季刊》中那個被龍榆生刊落的名字，即「基督將軍」馮玉祥。結合宮詞的特性、常州詞派寄託說詞的方式，指出朱祖謀第三闋中，隱藏對馮玉祥的嚴厲指責。

　　關於時代風氣，由於宣統出宮之際，民主思潮已然高漲，民族國家的共識逐漸形成，知識分子普遍對復辟懷有恐懼，社論一度以溥儀比諸尼古拉二世及路易十六者。朱祖謀在詞作中，以「狂」來比喻這些時代風潮，並哀傷地以為無法阻止催危。至於 1934 年《詞學季刊》主編龍榆生何以刊落馮玉祥之名，則因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步步進逼，長城戰役有馮玉祥舊部奮力抵抗，舉國同仇敵愾。雖然張爾田以師門長輩之姿來函，龍榆生只能照登，但置身要求嚴懲漢奸的時代氛圍中，龍榆生不願其師與滿洲國產生聯結，故而刊落馮玉祥之名。劉教授以第二闋為例，修正 1980 年代白敦仁《彊邨語業箋注》因國族主義之政治正確而將詞中惡德象徵全指向日本與滿洲國的箋釋進路。

　　關於清遺民之間的意向差距，劉教授指出，固然我們都以遺民描述這群人，但透過考述第七闋，可知其中仍有一明顯的差異：面對宣統出宮事件，鄭孝胥等人以從龍中興之臣自許，朱祖謀乃自比於夷齊遺民。劉教授特別辨明，「遺民」身分的前提，必然是承認新朝繼起，且舊君中興再無希望，方做成遺之可能。因此，作為遺民，朱祖謀面對「宣統出宮」這一事件，與溥儀及其近臣將出宮視為復辟良機諸人有所差別，此乃「遺民」與「復國者」因自我定位不同，所產生的差異。然而，朱祖謀從未否定「自詡從龍中興」一派臣子的忠心和道德，白敦仁以朱作在批判親日派等滿洲國漢奸，恐為後見之明。

　　劉教授進一步析論「宮體八首」其六及其八，認為朱祖謀不贊成復國，而以恢復《清室優待條件》為唯一訴求，故詞中以男女釵盟鈿約，表述被棄之委屈，以諷中華民國政府的背信。也因不贊成復辟，朱詞中遂以「虞賓」期諸溥儀，勸其自重身分，謹守退位詔以保身終老。這也是鷓鴣天組詞中，所以操作那麼多隱含行動意欲的動植物作為喻體的緣故。這些不只影射禍因、禍首與時代氛圍，更象徵著「遺民」與「復國者」不同的自我定位。

　　最後，元好問「宮體八首」並無寄託之意，做成此解者，實始於況周頤；羽翼其說者，與朱祖謀不能無關。其後朱之弟子邵瑞彭、況之弟子趙尊嶽，及女詞人沈祖棻，在各個關鍵重要、且隱含作者難言之隱的歷史時間點（趙作於汪日和約、沈作於國共和談／內戰），都各有續作。可以視作民初「鷓鴣天宮體八首」此一體式的寄託傳統業已成形。

　　得此，常州詞派的寄託說，不再只停留於理論與文學批評，更有一系列實際操作下的文本：朱祖謀進行「鷓鴣天宮體八首」的再創作，對同黨、對舊主、對新朝、對時代風氣有所批判指涉，有所求、有所棄，也有所堅持，側寫出清遺民委屈難堪的情境，與此情此境之下的行動訴求。朱詞以宮體言男女情事特性，再加上「詞體」表述委屈情思的特質，使得常州詞派的寄託說與（葉嘉瑩所謂）「詞以弱德為美」的特質，於焉結合。不啻可視作常州詞派得到一組匹配其理論的作品與傳統。

下篇：遺民的再定義──「易代∕淪陷」作為方法

　　在近一小時詩史互證式的考述，劉教授據前所得「遺民與復國者不同的自我定位」，於下半場轉入思考「遺民」此一概念。透過綜合梳理前人（與他自己）對明清之際、清末民初，與抗戰時期淪陷區的研究成果，劉教授指出，「淪陷」與「易代」，乃是同一歷史事實的兩面說法；表現在文本中，尤以「遺民」此一概念的涵攝範疇與暈化作用，最為顯著。劉教授分三點推進他的論述：

　　首先，從學界對清遺民與明遺民的研究成果可得出，遺民至少被分作「復國者」與「守節者」兩種。用朱祖謀的詞句來說，即是「繫金鈴」與「悲落葉」；用嚴迪昌的研究來說，則是「矢志恢復」與「徬徨草澤」。兩派的政治認知與行動意欲有所差異，劉教授藉此說明「遺民」所以為「被遺棄之民」，其預設前提本該有「承認舊朝覆滅，且中興再無希望」此一認知。就此而論，遺民一詞，應指「守節者（悲落葉／徬徨草澤）」，而不能包含「復國者（繫金鈴／矢志恢復）」。

　　其次，據前所定義之「遺民（守節者）」，進一步指出彼等與貳臣的相似性。劉教授先指出，目前學界對明清之際的貳臣研究，已發現貳臣與遺民交往頻仍、不曾中斷（謝正光的研究）；也觀察到貳臣與遺民，皆共擁一種遺民性的文本內涵（嚴志雄的研究）。故知，以文本情境而論，貳臣與遺民之關係，錯綜複雜，不再雲泥二分。緊接著，劉教授掉轉時代，挪用「淪陷」來與「易代」相比擬，以此分析遺民與貳臣間的關係。他舉出，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裡，知識分子藉由書寫各類遺民性文本，進而自詡遺民的現象。譬如當時上海《古今》文人群的論述（傅葆石之研究）、南京汪政權李宣倜「橋西草堂唱和」的詩詞（劉威志的研究），都呈現一種弔古傷今的遺民性情調。只是，他們雖企圖以遺民自命，但抗戰勝利後，卻多被當作漢奸（類似傳統語境中的叛徒、貳臣）對待。從淪陷情境看待「遺民」，方知「遺民」並非易代的專屬物；「遺民」所面對的，不只是新朝的壓力，也居然包含舊朝光復之後的清理：他們得同時承擔見侮於新朝的危機，與受戮於舊朝的風險。從淪陷的情境也可知，易代中那些「復國者（繫金鈴／矢志恢復）」，與淪陷時期的敵後工作者、後方的抗戰者情境類似。

　　最後，劉教授梳理時間推移之下，易代之際與淪陷區的「遺民」與其遺民性文本。他拋出「遺民世襲與否」與正統論的議題。

　　如果要找一份「不世襲的遺民」的文本，或可用清初王士禛秋柳唱和為例。嚴志雄的研究為我們指出，秋柳唱和中可見王士禛對遺民的輕薄評論和顧炎武和詩對王的諷刺，兩派在檯面下勢如水火；但王士禛在特定時空操作懷舊情調，用以調換復明志士的行動意欲，居然因此取得遺民與新貴的最大情感公約數。蔣寅的研究為我們指出王士禎因與遺老結交，積累了龐大的文化資本，一躍成為清初文壇盟主。劉教授指出，王士禛即「易代／淪陷」之際的「不世襲的遺民」。

　　至若「世襲的遺民」，必須以此一正統對抗彼之正統，以甲子紀年，舊服衣冠，不入城巿對抗時間。可想而知「遺民不世襲」云云，必定出自不願其子孫世襲的遺民口中。蓋世襲遺民已然失去話語權，他們共擁著懷舊與憂鬱的風格（或者被轉化為神韻詩學），徬徨草澤之間。只是，若遺民驚覺所處並非易代，而是淪陷後，他們只得重新定義自己、建構自己（譬如在抗戰勝利後的漢奸審判的辯詞邏輯）。

　　王德威、高嘉謙的研究又為我們提示到，當特殊情境召喚遺民時，遺民會再度被利用，遺民不再屬於遺民自己。如清末革命風潮下對明遺民的重讀，又如後遺民寫作裡的國族想像與地域記憶。遺民於是成為蔡建鑫所謂不斷重讀、重寫的對象。

　　劉教授總結，淪陷與易代乃是同一歷史事實的兩種認知方式。當我們將淪陷的概念引入，與易代情境成形對照，遂能不受既有歷史敘述及其相關認知隱喻所限制，使得身際其中者的困境、壓力與機會，於焉顯影。

討論

　　演講結束後，討論十分熱烈，幾位與學者都對「淪陷∕易代」作為「方法」提出其是否具備有效的可操作性及普遍性的問題。易代是時間，淪陷是地區，是否能並行對照？淪陷區文字的懷舊與遺民姿態，是否是一種修辭策略，如王維一般以作為後來的免罪符？劉教授回應，若視王維之凝碧池詩或汪精衛政權文人詩詞是某種修辭策略，同樣也得視明遺民詩文為修辭策略，畢竟他們的環境是相同的。淪陷∕易代到何時才能確定由前者轉為後者？清代滅亡是重要問題，但「淪陷∕易代」作為方法代入後，問題則會變成「清代何時滅亡？」認同是根基於政治見識的投資，在遺民的淪陷∕易代論述裡，彼之易代或為己之淪陷；反之亦然。這樣的對抗可以超越既定歷史敘事和政治疆域，讓每個處於世變狀態的個人皆得以展現其詩意詩學，而我們則可挖掘裡面的情感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