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柯律格 (Craig Clunas, 1954-)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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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律格 (Craig Clunas) 教授於 1972 年至 1977 年間於劍橋大學學習漢語與漢學,並於 1978 年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取得博士學位,期間以蒙古語作為主修。1994 年起於大學任教,先後在薩塞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ussex)、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及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教授藝術史相關課程,於 2018 年退休,現為牛津大學榮譽教授。柯教授在大學任職前後,於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 遠東部門負責中國藝術品的展覽與研究長達十四年的時間。柯教授的漢學學術養成背景,以及博物館的工作經驗,促成其與眾不同的學術生涯。其所出版的著作一再改寫藝術史學界既有的認知,提出更廣闊的中國藝術史視界。
其成名作《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地位》(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1991) 以物質文化的角度重新審視晚明消費社會裡的物品,更為中國藝術史學界掀起了物質文化研究的浪潮。透過柯教授之眼,總能發現「中國」的另一面,而究竟柯教授是如何對中國產生興趣?又是什麼樣的契機,讓身為漢學研究背景的他,能別開生面的在中國藝術史學界占有一席之地?這都需從柯教授與未知「中國」的相遇追溯起。
圖一:2019 年訪談柯律格於新北石門
啟蒙:對於「中國」興趣的契機,1959-1970
中國在柯教授接受教育的六、七零年代,正值共產主義蓬勃發展期,而「中國」經驗在年幼的柯教授生活中,是由夏日旅行倫敦時在大英博物館及 V&A 博術館所見的異域文物,在新聞事件中提及的遙遠地方,以及在電視裡介紹的中國文化所交織而成。[1]當時的英國鮮少有中國人到訪,遑論柯教授的生長之地──遠在倫敦之外蘇格蘭東北部的亞伯丁 (Aberdeen)。在這個城市裡要遇見活生生「中國」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然而,英國並未因「不常見」而忽略中國文化的存在,即使在像是 Aberdeen Art Gallery 的小型美術館中,也有中國籍的館員參與展覽的策劃。而正是那尚未完全開放的時代,為「中國」蒙上了一層面紗;也正是這層霧裡看花的迷濛,引起柯教授對這個未知國度的興趣。
語言總是深入一個文化的第一把鑰匙。在英國學制中,就讀大學前設有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或理解成「重點中學」),課程包括英文、法文、拉丁文、歷史、希臘、數學等六個領域,並無中文相關課程。對中國感到興趣的柯教授,一方面透過中文教科書 Teach Yourself Chinese 認識中文;另一方面,在進入大學之前,柯教授也廣泛涉獵他所能接觸到的中國相關資訊,例如,考古學家 Leonard Cottrell (1913-1974) 在發現兵馬俑之前所著之 The Tiger of Ch'in: The Dramatic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Nation (1962)、高羅佩 (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 所著的偵探小說、1969 年英國改編自高羅佩著作所拍攝的電視劇──《狄公案》,以及柯教授的父親所購買之與中國有關的書籍。當然,關於藝術史的讀物也在其中。柯教授回憶,當時 Michael Sullivan (1916-2013) 所著《中國藝術史》(Chinese Art, 1967) 是其年幼時曾讀過的關於藝術史書籍,不過當時的他對於藝術史本身並不特別感興趣,書中介紹的中國藝術只是認識未知的一部分。柯教授回憶起十四歲時一次關於藝術賞析的作文比賽,他笑說那正是他第一篇關於藝術史的著作,他以宋徽宗《五色鸚鵡圖》為題寫作參賽,不過並未獲獎,當時的他只感到視覺藝術寫作並非易事,也沒有預期之後會走上中國藝術史研究之途。在進入大學之前,柯教授並非有系統性的學習與中國相關的知識,對他來說,中文的學習、相關書籍的閱讀都能滿足他對這個未知國度的好奇。
認識「中國」:劍橋大學,1971-1980
在英國的大學體制中,大學的申請是針對性學科的申請,柯教授受 Martin Bernal (1937-2013) 等人的面試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就讀,此為柯教授開始系統性地認識中國的開端。前兩年劍橋的課程規劃都是必修課程,大多與中文、歷史與考古學相關。歷史學課程中包括編輯《劍橋中國史》的著名學者──崔瑞德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1925-2006) 所開設的通史課程、鲁惟一 (Michael Loewe, 1922-) 關於中國中世紀時期的知識和制度史專題等。另外,考古學由曾主持四川華西協和大學四川考古工作的考古學家鄭德坤 (1907-2001) 授課,中文方面則受到麥大維 (David McMullen)、Bob Sloss,以及幾位華人教授教導。柯教授表示,雖然進入大學前就曾透過電視或廣播聽到中文,但在課堂上聽到老師教學中文四聲發音時,才真正意識到說中文的實際情況。進入劍橋,在課堂上老師的帶領下,幼年時那渾沌未明的「中國」,輪廓得以漸朗。
在劍橋的學習生活中,不只有老師與課堂是柯教授接觸學術研究的對象,當時在劍橋大學研究的博士生周紹明 (Joseph P. McDermott, 1945-)、研究唐文化的 Robert M. Somers (1942-1983) 等幾位受美國教育的研究人員,也讓柯教授間接接觸到美國的學術方式。而令柯教授印象最深刻的是 Robert M. Somers 教授(他當時可能在協助崔瑞德教授編輯《劍橋中國史》唐代部分,但兩人均已過世,無法確認)。Robert M. Somers 是柯教授古文的「指導」(supervision,這是 Cambridge 的用語,類似 Oxford 的 tutorial),他認識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1936-),並給柯教授所屬的班級閱讀史景遷當時尚未出版的《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手稿,其精彩內容令柯教授為之興奮,觸發了他對於學術研究的嚮往。對一個遠從蘇格蘭亞伯丁而來,年僅十七歲的柯教授而言,在劍橋大學的學習並非一帆風順:英格蘭的文化衝擊、城鄉階級的歧視,以及學習全新事物的挑戰,都造成柯教授在劍橋大學前兩年的學習過程中極大的壓力,然而這並未抑止柯教授對中國探究的好奇心。
1974 年柯教授正準備回劍橋開始第三個學年時,突然獲得可以前往中國的通知,這趟遠行對柯教授而言十分重要,他終於可以一睹以往在學校、博物館或是媒體中所形塑之「中國」真面目。在七十年代前往中國並非易事,除了行前須到外交機構聽講如何面對危機外,航程又須多次轉機。幾經輾轉抵達中國後,柯教授笑著表示,他對中國的印象就像到月球另一邊般荒蕪。在中國一年的時間,柯教授在北京語言學院(現為北京語言大學)學習中文,那裡大多是來自共產黨世界的學生。北京語言學院的課程規劃,一週需上六天的漢語、中文文法等課程,其中也包含少部分古代漢語教學。當時政治教育也被安排進入語言教學當中,如課堂中教師便透過教授先秦法家文獻,試圖合理化集權的行為;而對柯教授來說,這正是他學習文言文的途徑。當時中國時值文化大革命之後,是個相對平靜但沈悶的年代。柯教授在中國語言學校的一年間,並沒有太多機會獨自在中國境內旅遊,多是參與由語言學校舉辦的旅行行程。他回憶:有次前往參觀長沙馬王堆,是由著名考古學家夏鼐 (1910-1985) 所接待。除了沒有太多自由活動的時間外,柯教授的室友被安排為共產黨員,而當時中國人不允許與外國人交談,也因此柯教授無法直接與當地人對話溝通,以至於並未有太多機會練習中文口語。
圖二:柯律格 1975 年於明陵。(柯律格教授提供)
結束中國一年的學習後,柯教授回到劍橋繼續大學課程,這一年在中國的經驗,讓柯教授得以落實對於中國的認識,對自己的中文能力也更有自信。這時,總是著迷於未知的柯教授,已經不滿足於只學習漢語。他閱讀當時著名的人類學家施堅雅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 的中國研究,深受啟發。回到劍橋後曾試圖轉換研究領域,想學習能更深入歷史研究的地理學。不過柯教授三、四年級時上張心滄 (Chang, H. C., 1923-2004) 教授開設之中國經典小說課,老師的引導方式,以及課堂中閱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文學名著的美好經驗,讓柯教授又堅定繼續以漢語、漢學為研修領域。在劍橋的最後一年,柯教授在崔瑞德教授的推薦下,以王毓銓 (1910-2002) 所著《明代的軍屯》一書作為書評對象,完成最後的學位報告,之後直接進入博士學程,進行下一個階段的研究。
研究「中國」:SOAS 與 V&A 博物館,1979-1994
柯教授在一次與崔瑞德教授的討論中被問道:「你對什麼感興趣?」柯教授回想起結束中國語言學校學習返回英國的路程中,途經蒙古但礙於國際政治因素難以進入,觸發他對蒙古的好奇。於是柯教授便在崔瑞德教授的推薦下進入亞非學院,受業於當時全英國唯一研究蒙古的 Charles Bawden (1924-2016) 教授。柯教授以十九世紀的蒙古史為主題,並以第一本以蒙古語所寫的小說──尹湛納希 (1837-1892) 所著的《一層樓》作為主要材料,在 Bawden 教授的帶領下學習蒙古語、進行研究。博士學程的第三年,柯教授獲得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遠東部門研究助理一職,往後四年的博士生涯,就在博物館工作與博士論文寫作兩者間度過。對當時擁有雙重身分的柯教授而言,時間相當緊湊,他每天去博物館上班前,必須早起先從事相關的研究。幸而當時 V&A 的主管慷慨地讓柯教授一、兩個月就可以請假與老師討論論文。
圖三:柯律格 2010 年 12 月與石守謙、黃猷欽於台北。(柯律格教授提供)
在指導教授與博物館員的支持下,柯教授於 1983 年完成以《一層樓》為核心的博士論文。本書作者尹湛納希為蒙古土默特部貴族,活動區域於現今遼寧一代,以定居農業為生。除了母語,尹湛納希也精通當時清廷所使用的滿語、漢語、藏語,同時與基督教傳教士往來。柯教授在知名蒙古學學者 Gombojab Hangin (1921-1989) 的研究成果上進一步發現,《一層樓》中有大量內容乃取自於《後紅樓夢》、《十二樓》等中國的文學作品翻譯而成,因此他認為十九世紀「多語性」的文化現象並不只見於滿清,蒙古文化區域中亦然。柯教授的博士論文口試並非全然順遂,最後答辯時最擅長的漢語領域,遭到口試委員挑剔。但這樣的挫折並未終結柯教授對學術的興趣,他修改論文中的瑕疵,繼續前往下一個研究階段。
取得博士學位後,柯教授在V&A於 1983 年晉升為 Assistant Keeper。當時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是為東方陶瓷學會與大英博物館舉辦的明清牙雕展所撰寫的專文,而首本專書則是 Chinese Export Watercolors (1984),屬於當時擔任遠東部門 Keeper 的 Joe Earle 主導出版的《V&A 遠東系列》之一。柯教授回想,當時在博物館中的寫作和出版,對他的學術生涯影響重大,其成名作《長物》一書亦是寫作於在博物館工作期間。當時正值英國史領域研究物質文化熱潮的八零年代,柯教授參與博物館開設的設計史的課程,發現許多學者關注消費文化與英國設計史的關係,並認為這是英國的獨特現象。柯教授當時在內心反思,他所認識的中國似乎也有類似的現象,因而開啟了他研究晚明物質文化的動機。《長物》一書當時的對話對象是英國文化史學者,而非中文學界,目的在於讓英國學者們注意到英國史中炫耀性消費所產生的奢華設計,並非僅僅是英國的特殊現象。《長物》的研究始自 1986 年,柯教授藉著參與學術交流的機會,前往北京、蘇州、杭州考察,蒐集研究材料,耗時兩年時間寫作。寫作期間各篇章在學術會議中發表,受著名新文化史學者 Peter Burke (1937-) 鼓勵,全書終在 1991 年出版。
圖四:柯律格 1982 年與王世襄於大英博物館。(柯律格教授提供)
《長物》進入出版程序之際,柯教授的第二本專書《蘊秀之域:中國明代的園林文化》(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1996) 的研究與寫作也正如火如荼進行中,當時柯教授受到 The Chinese Garden (1978) 一書作者 Maggie Keswick (1941-1995) 之邀,前往萊頓大學參加庭園研究會議。萊頓大學擁有歐洲第二古老的大學植物園(成立於 1590),僅次於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成立於 1568),柯教授自然非常樂於與會。1990 年前後,柯教授得到一筆學術獎助,前往美國巴爾的摩 Dumbarton Oaks 博物館進行研究。Dumbarton Oaks 博物館有三個主要研究領域,分別是阿茲特克文明、拜占庭帝國及庭園史。藉地利之便,柯教授也前往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農業部圖書館等地查詢相關資料,《蘊秀之域》一書的內容正是柯教授在這一年中之進展。與此同時,第三本專書《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1997) 的標題也在柯教授腦海中反覆琢磨。對他而言,學術研究和寫作並非單軌進行,數個寫作計劃往往同時醞釀著。當時在博物館工作的柯教授並無出版著作的壓力,會如此積極多產,除了對中國藝術的興趣,柯教授回想大學時期受 Edward Said (1935-2003) 《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 一書影響甚深,此書批判西方中心視野下的「異質化」東方的建構,這也正是柯教授試圖突破的框架。
當時博物館的定位與研究中心之間的關係並不明確,館方對於研究員被邀請到其他大學、研究機構研究、講學是樂見其成的。柯教授從 Dumbarton Oaks 博物館研究結束後,回到 V&A 工作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於 1993 年被邀請至芝加哥大學擔任短期客座教授,開授中國庭園史專題,結束後回到英國任教。
教學生涯的展開,1994-2018
二十世紀初期,英國大學並沒有研究亞洲藝術的系所。在英國,七零年代左右藝術史才開始成為獨立學門,在此之前英國藝術史的研究僅為歷史系的一部分,相較於美國藝術史學界的發展晚了近五十年。而 1980 年以前,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有點像聯邦制 (Federal Structure),所有的學院是平行的關係,各司其職。1916 年成立的亞非學院、1932 年成立的科陶德藝術學院 (Courtauld Institute),以及 1933 年遷移至英國的瓦爾堡研究所 (The Warburg Institute),都是倫敦大學系統裡的學院 (college)。科陶德藝術學院是為了藝術史的高等教育而設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專研亞洲、非洲與中東人文及社會科學,瓦爾堡研究所則是為保存與研究古典的過去 (Classical past) 之研究機構。由於許多著名的藝術史學者包括 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 (1909-2001) 及 Michael David Kighley Baxandall (1933-2008) 都曾任職於瓦爾堡研究所,致使人誤以為其為一個藝術史機構,實則不然。在倫敦大學體系下,專職藝術史的事實上是科陶德藝術學院,然其致力於大學部與碩士班的訓練,而瓦爾堡研究所只有博士學程。由於科陶德藝術學院與亞非學院特殊性的存在,讓英國高等教育有藉口可以不設立藝術及亞洲相關系所,這也是在英國的大學編制中藝術史較晚才獨立發展的原因。
圖五:柯律格 2002 年與薩賽克斯大學 (Sussex University) 藝術史學生於羅馬。(柯律格教授提供)
九零年代初期,在薩塞克斯大學任教的 Thomas E. Crowe(1948-) 教授認為該系所不能繼續以歐洲中心主義設計課程教學,需要建立亞洲相關的研究課程。1994 年剛從芝加哥大學客座結束回到英國的柯教授,便赴薩塞克斯大學擔任 Senior Lecturer 一職,開授藝術史方法學課程。這對沒有受過專業藝術史訓練的柯教授來說,這是個全新的挑戰。除了方法學外,他也教授自己感興趣的明代繪畫及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專題,並在 “Art in China” 文化通識課中介紹中國電影藝術。柯教授在薩塞克斯大學共任教九年,期間出版了《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與《藝術在中國》(Art in China, 1997) 等書。值得一提的是,《藝術在中國》是由牛津大學出版社邀請柯教授寫作,柯教授思考,此一出版計畫應是針對英語世界的讀者,並且是具有教育性質的系列書籍,因此他採取有別於學術專書的寫作方式,先挑選圖版再進行內文撰寫,盡可能將中國藝術與英國讀者感興趣的事物做連結。在薩塞克斯大學的教學生涯,雖然需來回奔波於學校與家庭之間,但對柯教授而言,在大學研究教學,比起單面對博物館的藏品,更能滿足他對中國藝術的廣泛興趣。教學期間也讓他感受到,研究中國藝術史是具有使命性的,而他也願意承擔這樣的使命。
圖六:柯律格 2016 年 6 月於牛津大學藝術史系。(柯律格教授提供)
2003 年,柯教授轉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先後出版《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2004) 及《大明:明代中國的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2007) 二書。柯教授於 2007 年起受聘於牛津大學藝術史系,直至 2018 年退休。當時的牛津大學藝術史學系是很年輕的系所,1990 年成立碩士班,至 2004 才有大學部,柯教授幾乎教過所有牛津藝術史系大學部的學生。
圖七:柯律格 2016 年於杭州之中國美術學院貢布里希藏書紀念室。(柯律格教授提供)
前進下個「未知」:2018~
現今,柯教授的學術地位已無庸置疑,其出版的專書無一不被翻譯成中文,亦是學習藝術史的研究生之必讀物。2012 年,柯教授以 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 為題,受邀擔任梅隆藝術講座 (A. W. Mellon Lectures in the Fine Arts)。這是繼雷德侯 (Lothar Ledderose,1942-) 之後第二位在梅隆藝術講座中以中國藝術史為題的學者。柯教授在藝術史學界得到的高度肯定,由此可見。[2]回看過往的學術之旅,柯教授認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讓忽略中國的人看見中國,透過連結藝術史與知識史,讓藝術史能在更廣闊的學術領域中被討論,也在歷史領域中受到重視。回想其一開始寫作《長物》的動機,是對於當時英國的物質文化研究提出異議。透過對於中國藝術文化的考察與學界既定的成說對話,進而標誌出此前受到忽略的面向,是其著書研究的目的,柯教授的每一本著作,無不是如此。面對未知的好奇、對於經典 (canon) 的挑戰,這看似揚帆前往禁地的矛盾,是驅使柯教授不斷探索未知,勤於著述的原動力。柯教授認為唯有在學術路上堅持自己所想,勤於探索觀察,不囿於主流學術意見,才能發現新事物。
而總能發現未知的柯教授,認為藝術史的下一個未知之地是哪裡呢?他說現今看似有助於藝術史研究的數位化圖像,其實對於研究是個假好處,正因數位化之故,文物都被封存在收藏機構中,難以對其物質性的特質有所掌握,而物質性的研究在這個數位化的時代裡,很可能就是下個未知之地。
圖八:2019 年訪談柯律格於新北石門。
[1] 此電視節目為杜倫大學 (University of Durham)製作的Land of the Living Dragon,節目中包括部分的中文基礎教學課程。
[2] 此講座之內容已於 2017 年改寫為專書 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詳見 Craig Clunas, 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