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彩鈞教授演講「王陽明與當代程朱學者」紀要

　　鍾彩鈞教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系博士、臺大中文系博士，曾任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主任、文哲所所長，深耕宋明理學三十餘年。鍾教授以《王陽明思想之進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進入學界，榮退演講亦以陽明作為主題。

　　中國思想史上，王陽明與陸象山合稱陸王，和程朱思想相對，但就思想的背景與發展而言，陽明實從朱子轉出，與象山關係較少，這是近年來陽明研究的共識。由於現代陽明研究很興盛，明代資料大出，王陽明與其後學文獻的蒐集整理也有豐碩的成果。就王陽明個人來說，束景南先生的《王陽明年譜長編》、《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可以稱為集大成之作。關於陽明與朱子學關係的研究，一般根據錢緒山《王陽明年譜》與《傳習錄》中的〈答人論學書〉、〈答羅整菴少宰書〉等資料，來看陽明學習朱子學的歷程。錢《譜》的優點在於他有親炙陽明的經歷，束先生書則廣泛蒐集文獻，打開學者視野，全面考訂陽明與當時學者、文人來往的情況。陽明所處的學術環境除了一小部分的白沙、甘泉學者外，完全是程朱學者的天下。本講以束先生書為線索，舉出七位尚能找到資料且具有類型意義的程朱學者，來說明陽明的程朱理學背景。

　　第一位是婁諒 (1422-1491)。婁諒的女兒是寧王宸濠的妃子，寧王之亂後，婁諒的著作被毀。從婁諒作《日錄》一事，可知他追隨吳康齋，講求身心之學，是陽明心學的先聲。他又著有《三禮訂訛》等經學著作，這種兼具經學與身心之學的方式，與同門胡敬齋的學問道路相同。

　　陳鳳梧 (1475-1541)、吳世忠 (1461-1515)、徐守誠（生卒年不詳，弘治六年 [493] 進士）三人是和王陽明關係較密的刑部同事（有西翰林之稱）。三人當中以陳鳳梧的資料較多。羅整菴《困知記．附錄》收有〈答陳靜齋都憲〉三書，整菴思想接近程明道「道即器，器即道」之說，以為道心即性，道心自主即是工夫，理氣有混融之妙；而陳鳳梧主張形上本體、形下作用與工夫之說，則謹守著朱子思想。陳鳳梧是個很正直的官員，具體表現在拒絕特權（如太監）的干擾，保持制度之尊嚴。《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有〈答文鳴提學〉、〈答懋貞少參〉、〈答徐成之書二〉等陽明答書，從中可以看到陽明面對朱子學的態度，主要在於指出學問目的是為己之德性，但未批評朱子，而不像他在龍場之悟時指出朱子格物致知的錯誤。

　　潘府（1453-1525，成化二十三年 [1487] 進士）是王陽明刑部同事中，材料還存在的一位。其學講求以德（仁、義、禮、知、信）行道（五倫），著眼於政治實踐。仁義禮知信中以知為先，知是知道，仁義禮信為行道，可知他主張知先行後。潘府直接指出聖賢之學的重要與可能性，但他對於本體論、心性論、工夫論等理學論述所言甚少，他重視的是朱子經學。潘府之學以經學為主，理學為輔，強調聖人之心、六經與吾心之間的相通，由經學而達於聖人之學。鍾教授強調，潘府是個程朱學者，但不是個心性學者，這是明代程朱學者的一種面貌。程朱學者不是每個人都講心性，哲學理論只是其中一個成分，程朱理學的普及，主要依靠經學。

　　汪循（1452-1519，弘治九年 [1496] 進士）的族弟汪尚和是陽明的弟子，陽明、汪循曾通信論學。其《仁峰文集》尚存，可談的內容較多。武宗即位時，汪循曾上疏極諫，又以歸養之名勇退，母死之後屢薦不出。他較長久的政治經驗只有當過永嘉令三年，在任期間嘗試應用程子的臨民之道，但其回憶提到「反不若用私智威猛欺絡下民者得效之速」，這顯示其學程子是真正付諸實行，亦彰顯其憨直個性。他的學問主要在經史之學，多舉史事加以評論，而以政治批評與人物評論為主，論述較有政治關懷，由此可見致用心態。汪循理學大體以存心致知為修養工夫，力行所知之理，這是朱子學最基本的學習方式，他不講太多知識內容，亦不探討深微的哲學問題，特別重視「古者尊德性而道問學，知行並進之學」。汪循認為元儒對朱子注的疏解是枉費精神，這一點與吳康齋相似，吳康齋注重日用的讀書與實踐，批評注疏太繁無益有害，不重精密的思想分析。汪循對仁義禮智、心性情等概念只是鈔錄朱子〈與湖南諸公書〉，表達肯認朱子學之意，未作任何申釋評論，這反映其興趣、心力不在哲學思辨。

　　再從汪循《閑闢辯》看其為學精神。此書是對新安學者程瞳《閑闢錄》的辯論，《閑闢錄》今存，《閑闢辯》已佚。由程瞳祭文可知，《閑闢辯》是兩人關於《閑闢錄》往復書信的合輯，其論注重「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驗於身心之間以求至於聖賢之域」，以尊德性為中心，尊德性是道問學的目的。《閑闢錄》編輯朱、陸之辯的言論，完全站在朱子的立場。陽明則相當欣賞汪循的《閑闢辯》，甚至將《朱子晚年定論》寄給汪循；但汪循竟然回信反駁《朱子晚年定論》，強調《四書集注》與《四書或問》非朱子中年未定之說，他贊成朱子對四書的工夫與見解，《閑闢辯》批評朱子之處，是認為朱、陸之辯（亦即哲學辯論）沒有必要。汪循著重朱子經學，反對元儒疏解朱注疊床架屋，批判程瞳執著於思想辯論，雖然不如陽明回歸心性本源，但也回歸於程朱理學為己之學的本質。

　　汪俊（生卒年不詳，弘治六年 [1493] 進士）也是王陽明的同事，相較於前述幾位程朱學者，他對思想較有興趣。其學區分大程的道器論，與朱子的理氣論，其論主要有兩點涵義：首先，物有來去的問題，人道常在，但人有生老病死，人事亦有人亡政息的狀況。其次，個物有真妄的問題，在大程道器一元的情況下，器是依道而出現的，器與道雖然不會歧而二之，器卻有真妄的不同，如果不依道而出現則稱為「妄」，器不成其為器。器若去妄存真，道便在器上；在器為真實的狀況中，因為道器一元，器不僅是與道相符的製品，本質上即與道同一。將此觀點應用到心性論，汪俊認為心性基本上是同一的，心性的差別在於性不涉於氣，心則有可能囿於氣。在心不囿於形氣而與性相合的前提之下，性與心有體用關係，性就道而言，無語默寤寐之別，而稱為未發寂然不動；心就流行之用而言，有語默寤寐，而稱為已發。然而因為道器合一，性是心之體，心是性之用，心性合言則心是已發，心性分言則心有已發、未發。心性關係就分合而論，並未改變心性之間的道器關係。汪俊在恆動之情中，以情之適當為未發，此為情中之性。陽明對汪俊此說有所討論，其未發、已發都是就情而言，表面上看近於朱子；汪俊則就性與情言，此處近於大程。汪俊之例可以看出，陽明心學發展的過程當中，與程朱學者互相切磋的關係。

　　鍾教授總結，從束先生《王陽明年譜長編》的線索，可追尋陽明與當時程朱學者交往、論學的大量資料，本講雖為初步之作，但已看出兩點意義：一、陽明一生仕學幾乎都在程朱理學的氛圍之中，即使這些程朱學者並非凸出的思想家，陽明思想亦在彼此切磋中成長、發展。二、陽明與當時程朱學者曾有共患難的友誼、論學之真誠，程朱學在當時也有新的發展，他們與陽明同樣批評辭章、注疏與功利之學。相對於程朱理學，陽明學是革新潮流最激進的一支，但與陽明交往的程朱學者亦有相同的革新意識，研究當時的程朱學者，可以大幅糾正明代程朱學僵化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