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哲嘉教授演講「康熙皇帝的健康教育」紀要

　　本次演講，張哲嘉教授透過考察耶穌會傳教士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 為康熙皇帝講授解剖學與病理學之事，分析其教材《格體全錄》現存各個寫本內容，藉此探討西學傳入中國的脈絡，以求呈現出中西文化交流史更為完整的面貌。

　　明末以降，耶穌會傳教士主要以天文曆算在中國宮廷立足，清初雖遭回回派攻擊而一度失勢，但康熙親政後讓他們重新回到欽天監，其中對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尤加恩寵，命他入宮教授數學；然南懷仁年事已高，遂致函歐洲諸國君侯，請求派出年輕一輩人才接手其事業。當時，法王路易十四亟欲打破葡萄牙壟斷的局面，企圖在東方展開「學術外交」，選派名為「國王數學家」的教團來到中國宮廷，其中張誠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正是此批學者中最受康熙青睞者。

　　1691 年第二次親征準噶爾時，康熙皇帝龍體欠安，當時大臣強諫，應立即停止數學課程，以免勞神傷身。這場病促使康熙思考到底是什麼原因讓自己病倒，讓人致病的原因又是什麼？但康熙無法自中醫得到滿意的答案，因此期盼傳教士可以給他一套說法。就傳教士而言，他們自信西洋最新解剖學知識的水準遠勝中醫，再加上展示壓倒性優勢之西洋知識的同時，又可彰顯造物主的偉大；於是，白晉參考法蘭西科學院解剖學院士 Joseph-Guichard du Verney (1648-1730) 的著作，製作了講義與圖譜，為康熙講解人體結構。其後康熙御體康復，但解剖學的課程並未如傳教士所深切期待的能成功吸引皇帝的興趣，奉命停課，實際上得到康熙關注的還是具有實效的西藥。此後白晉仍受寵信，還被差遣回法國執行外交任務，並為皇帝物色更多新人以滿足康熙的知識胃口。

　　張教授接著揭開故事的第二階段。接替白晉教學任務的洋侍講，是來自法蘭西大魯賽鎮的巴多明。他知識廣博不說，又具有語言天分，很快就流利地掌握滿漢語，還能在外交場合發揮折衝樽俎之能，因而深獲康熙寵信，又能滿足皇帝對西洋最新科學知識的求知慾。巴多明因而有機會再次將康熙拉向解剖學。

　　這次，巴多明並沒有沿用白晉的教材，而是參考了法蘭西學院學者 Pierre Dionis (1643-1718) 的著作，插圖則採用丹麥解剖學家 Thomas Bartholin (1619-1680) 的著作。Dionis 是哈維的血液循環論的堅貞擁護者，而 Bartholin 則是最早正式發表淋巴學說的學者，兩者在當時都屬新學說。過去曾有人質疑，耶穌會傳教士僅把落後的西方知識傳播到中國，而巴多明卻選用了當時歐洲尚未普遍接受的前衛學說，可知舊說有待商榷。巴多明真正的教學目的，是要向皇帝介紹最新的血液循環論。康熙皇帝也確實熱烈回應巴多明，課程中曾打斷教學，命人拿出太醫院針灸銅人加以比較，以此確認中國是否也早已認識血液循環論。巴多明雖曉得中醫的氣血循環的概念並不能直接等同哈維的血液循環論，但仍附和康熙的看法，並在寄回法國的書信中表示，中國人應該知道某種程度的血液循環論。巴多明信中所描述反映他們師生之間的互動模式，好學的康熙皇帝隨時發問，並將討論引導到其他方向；而耶穌會教師未能完全握有教學的權威，學生有時比教師更能掌控課程的主導權。

　　巴多明會將授課內容繙譯成滿文教材，為了支援這項任務，康熙皇帝自上書房選派數名官員與畫師協同翻譯與圖繪，並親自細心批閱，甚至「勘誤」。就此而言，這部教材確實是「欽定」，因為康熙是所有內容的最後審查者與裁定者。這部後來被世人稱為《格體全錄》的教材，巴多明說到，皇帝認為不能放任它被不肖之人利用，下令抄寫三份後，就此深鎖大內。雍正繼位後，巴多明眼見通過解剖學打動皇室的希望已然渺茫，於是將自己抄錄的一部，連同說明繙譯原委的書信一通，寄贈回法蘭西科學院，以見證他曾經做過的努力。

　　接著，簡介此書的各種寫本後，張教授比較分析巴黎自然史博物館與東洋文庫等處藏本。

　　自然史博物館藏本是當年巴多明送回巴黎的原件，內容最為完整，共八冊合為一函。全書分為上部、下部與補編，上部有四卷，從腹部開始，再來是胸部、腦、神經、肌肉乃至骨骼，乃按照西方正統「局部解剖學」的理則。但下部的編排次序卻採中醫式的理則，根據五臟六腑的順序來編排各種疾病與藥方。補編則介紹了消化論、婦人病與人獸比較等學說。細究而言，下部幾乎不談婦科疾病，反而討論為何女性有時會脾氣暴躁；當時醫界熱門的課題梅毒也談得很少，瘧疾與心臟病倒是有所著墨，這可能與康熙早年染患瘧疾、晚年受心臟疾病所苦有關。下部內容，有不少巴多明的「額外加工」，例如，出現了奧林匹克名人普洛拖法尼斯只有一片肩胛骨的故事，這與晉文公「駢脅」、曹共公要趁他洗澡時偷看的傳說相映成趣。還有，藉由巴伐利亞的馬瞬間化成石馬的故事，介紹康熙西洋式的「地氣」之說。由於康熙對蜘蛛十分感興趣，巴多明還在書中摘錄了當時法國蜘蛛研究相關研究成果。由此可知，《格體全錄》不是純粹介紹解剖學知識而已，尤其下部內容，並不顧慮與解剖學知識聯繫的系統性與完整性，更多是為了滿足康熙皇帝興趣與知識需求來設計的。雖然巴多明在信中反覆委敘他是在教解剖學，但實際上他的任務是教授健康教育課程。

　　東洋文庫所藏《格體全錄》各鈔本，擁有自然史館本前七冊的全部內容。但分冊方式不同，解剖學的編排方式也頗不同。與自然史博物館藏本相比，東洋文庫本像是更接近上呈康熙御覽的稿本狀態，內頁尚有翻譯過程所遺留的貼條，如其中一頁的滿文貼條上有自稱「奴才」（aha，清代滿洲人臣僕使用的謙稱）者祈請皇上指示。也就是說，在《格體全錄》定稿的後期階段，並非如巴多明在送回法國的書信中所自稱的可主導整個翻譯過程，其實主要是由滿人直接跟皇帝接洽。章節結構上，上、下部均採取了所謂中國式的身體敘述習慣，先頭頸、次上肢肩膀、次脊髓神經及下肢、然後及於內臟。內臟的編排順序則是依循如《黃帝內經》版的五臟六腑結構。與自然史館藏本上、下部各行其是的情況相較之下，東洋文庫本的章節結構更有對稱的邏輯，較為合理。

　　透過各版本的比較，可知東洋文庫本應該較為接近康熙皇帝學習現場的原始講義；而自然史館藏本的上部結構，很可能是巴多明由原來中醫式結構重編成局部解剖學的結果，以讓自己在回國後展示成果時不被質疑。

　　再者，巴多明在譯語、譯詞選用及定義上的精確性也值得探究。雖然巴多明宣稱滿語足以正確對譯外國解剖學的概念，但細究卻不然。張教授通過幾個案例，如 “sube” 一詞竟可同時指稱神經、腱與韌帶等概念，顯示出《格體全錄》在翻譯上為了順應滿文的習慣，而犧牲了「定義」的嚴謹性問題。實際上，自明末以來，為了如何翻譯出漢語語境中並不存在的 “nerve” 一詞之概念，中外學界歷經嘔心瀝血與數代競爭，最後才由被用心創造的「神經」一詞勝出。而《格體全錄》完全不做任何努力來警示兩者間的分別。

　　張教授最後總結，《格體全錄》的例子說明了西方科學傳入的過程中，知識的引介需迎合滿洲君王的需求與審查，作為老師的耶穌會士一方並不立於指導者的高度。過去我們都依靠傳教士的觀點來探討中西科學傳播史，然而《格體全錄》自然史館本則警示我們並非完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