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茹教授演講「由臺灣出發：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的出現」紀要

　　十八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郊」是活躍於東亞貿易的海商團體。例如十九世紀中末葉，廈門已有「十途郊」，泉州和汕頭各有「六途郊」，新加坡和泰國曼谷甚至出現「三郊」之名。然而，過去除了臺灣的研究者以外，很少人注意到郊的存在。過去學者對於郊出現的時間也眾說紛紜，常沿用日治初期著名的臺南士紳蔡國琳的說法，認為臺灣的郊成立於雍正三年 (1725)。

　　林玉茹教授指出，雍正三年以前，郊應該還未在臺灣成形。理由有三點：一、康熙年間，以施琅等攻臺武官圈占土地為首，來臺的文武官員起而效尤，大量設立官莊，而控制當時臺灣大宗商品糖。直至乾隆九年 (1744)，乾隆皇帝才徹底解決施琅等武官大員的私人莊園問題，並永遠禁革領臺以來的陋習。二、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初期，施琅和福建總督等福建文武大員，也以籌措兵餉為名或是倚恃攻臺戰功，瓜分了原來鄭氏時期臺灣對日的貿易利益，從中取利。直至雍正年間，福建督撫仍將出口糖稅視為囊中物。另一方面，施琅由於終身擔任福建水師提督一職，以廈門為據點，控制臺灣、澎湖地區，確實是最大的獲利者，直至其過世前後，對日貿易才逐漸轉至江、浙商人手中，加上日本施行貿易管制，促使臺灣土產糖的對外貿易市場轉向華中。原先鄭氏時代以來航行於東亞貿易的「臺灣船」，也轉成以臺灣與內地貿易為主的「糖船」，而為康熙末年臺灣砂糖、藍靛及魚翅與華中交換絲綢、棉布的貿易拉起序幕。往華中市場的船隻必須先至廈門掛號，才往北航行至上海、寧波以及乍浦等地，甚至直抵蘇州。三、即使康熙末年，臺灣府城的貿易商人已經興建當時最壯麗的水仙宮，但是從三益堂和重修安瀾橋碑記的變化可見，乾隆二零年代以前並沒有出現郊。事實上，由散郊戶到進一步成立商人團體，往往是為了共同籌款應付地方公事，且在偶然的契機之下成立。

　　蔡國琳提出的雍正三年，確實發生兩件大事。一來，由於文武地方衙門原以官莊租支應行政運作費用，加以康熙三零年代之後臺灣移民才逐漸增多，因此康熙年間連地方寺廟也主要由來臺文武官員倡修，且很少看到舖戶參與。但是雍正三年，官莊被下令充公，文官不再有充裕的經費可以運用，使得地方公共建設費用轉嫁至民間。二來，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清查臺灣的糖船貿易，而讓控制臺灣對外貿易的商人無所遁形，也讓他們逐漸變成來臺地方官勸捐的主力。特別是臺灣與華中的糖船貿易最為突出，這也是為何往廈門以北貿易商人會首先組成「北郊蘇萬利」的原因。

　　乾隆二十八年 (1763)，臺灣知府蔣允焄到任，在府城大興土木，更要求商人整修水仙宮，並清理南勢港港道，促使北郊蘇萬利正式創立。取名「蘇萬利」，或許隱含著大多是由往蘇州或江蘇貿易的兩地商人所組成。北郊成立之後，開啟了講閩南語的海商因為進行臺灣與中國大陸兩地貿易，而進一步組成郊，共同捐款參與各種地方建設、公益以及宗教活動的模式，之後則擴散至對渡口岸及原鄉。如乾隆三十五年 (1770)，出現「南郊金永順」與北郊共同捐修臺灣縣捕廳衙門。

　　其次，郊的種類、分化以及興衰，也反映當時的市場趨勢。乾隆四零年代以前，臺灣府城為唯一的對渡口岸，以南部的糖和米穀為出口大宗，府城因此最先出現往華中以北貿易的北郊，和以廈門為中心進行米穀貿易的南郊。隨著府城貿易的擴張，商品種類更加繁複，因此出現往同一貿易地點的外郊，和同一商品商人組成的內郊。府城的糖郊和進口布匹的布郊，逐漸擴張到與其有密切沿岸貿易關係的笨港和鹽水港。另一方面，隨著乾隆中葉臺灣中、北部土地拓墾和水田化的發展，米穀貿易大興，以福建貿易為主的南郊遂分化出泉郊和廈郊。進言之，十八世紀中葉之後，除了過去受到注意的廈門商人之外，以施琅宗族為羽翼的安海或晉江商人開始積極介入臺灣中北部對外的米穀貿易，也變成鹿港、艋舺兩大港街最具勢力的商人團體。

　　總而言之，康熙到乾隆初年，臺灣初納入清廷版圖，處於開發中狀態，各地百廢待舉，地方工作建設和寺廟興修最初委諸地方官員、地方頭人及地主倡導；直至 1760 年代前後，商人團體逐漸變成地方社會的中堅，參與甚而主導各種建設、公益以及宗教活動。又由臺、廈商民共同興建廈門龍王廟，以及郊大量參加地方廟宇的修建來看，為了尋求神明保佑航海貿易而共同建廟，卻是此後臺灣各地港市散郊戶進一步集結，甚至組成商人團體最普遍的導因。臺灣的郊往往也以寺廟作為其議事場所，而很少興建專屬的建築物，再度呈現郊與航海貿易之關連，並凸顯其與會館、公所之差異。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林文凱教授提供了幾點評論意見供參考。首先，林玉茹教授強調施琅集團在清初扮演控制臺閩的關鍵角色，與之前明鄭時期鄭氏海商集團的關係為何值得進一步釐清，是施琅集團完全取代後者？還是前者涵納與控制了後者？其次，林文凱教授依據其對清代開墾史、海防史與臺米出口的研究，提醒林教授可能過於誇大了十八世紀前期蔗糖相對於米穀在臺灣經濟生產與貿易出口上的重要性，同時其他民間貿易的重要性應該也不輸於官府或者施琅集團所控制的官方貿易；其三所謂的內外郊的定義似乎不容易判別，可以再斟酌。另外，林正慧教授希望了解清初的郊商是受到官方壓制，或是受到官方鼓勵而發展？曾品滄教授則認為，若清初官方如此掌控貿易大權，那麼在行政體系中究竟是由哪些部門負責操作貿易？林玉茹教授回應，目前尚難釐清鄭氏、施琅海商集團的成員。而內外郊之說乃日治時期村上玉吉提出，而經由實證研究可知，內外郊的區分確實並不如其所稱，此部分可再修正。至於貿易海商當然是一開始就存在的，只是受制於官方掌控砂糖貿易，因此利潤受限。在文武官員的權力被約束之後，民間經濟乃步上軌道。而原本官方哪些部門參與貿易，從目前所見資料可知，有海防同知負責押船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