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教授演講「兩難的抉擇:王國維的哲學時刻」紀要

 
講題: 兩難的抉擇:王國維的哲學時刻
主講人: 黃進興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持人: 楊瑞松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時間: 2019 年 5 月 28 日(二)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季陶樓 340423 會議室
撰寫人: 尤智威(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黃進興教授演講「兩難的抉擇:王國維的哲學時刻」紀要
 

  黃進興院士,畢業於哈佛大學,現為中研院副院長與政治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學術專業為中國思想史、宗教文化史與史學理論,對中西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保持深厚的興趣。

  本次演講黃院士關注歐洲—日本—中國的跨國思想環流與跨國人際網絡中,王國維的學思過程、學術研究與人際互動。演講可分為三部分:一、開場,說明研究取徑;二、談論王國維接受歐洲哲學的脈絡,以及研讀歐洲哲學與生活實踐之間的關係;三、講述王國維轉向經學與史學研究之後,歐洲哲學對其經史學研究的影響。

  開場時黃院士便指出,隨著中國學術界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王國維研究在資料蒐集、整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並且根據這些資料做出不少有創見、考證細緻的研究。然而,臺灣的研究者比較不容易取得這些資料;因此,轉換研究觀點就成為一個為臺灣研究者打開創新契機的方法。黃院士採取的觀點是重視思想家所處的跨國脈絡與文本的跨語境脈絡,尤其許多晚清民初的思想家、學者、文人(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傅斯年等)都曾居留異國,受到許多外來影響。所以,重視思想家所處的跨國脈絡與文本所處的跨語境脈絡,可以開展出一些僅使用中文材料所難以發想的創見。黃院士近來寫就的三篇文章,就是分別從跨語境脈絡來分析梁啟超的「新史學」(〈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面臨的困境〉,收入氏著《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台北:三民書局,2006),頁 229-267)、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機構的宣言:重讀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復旦大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5 期 (2017: 9),頁 19-28)與本次報告的王國維的思想。

  接著,黃院士指出王國維之所以接觸歐洲哲學,與王國維年輕時的心態有關。在晚清的時代漩渦中,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被捲入中學與西學之爭與追求富強的焦慮之中。許多追求西學的中國知識分子選擇學習軍事、工程、法制、政治等實用之學。然而,王國維年輕時的心態卻是想向西方追求真理,而西方追求的真理之學即是哲學。因此,王國維作為一位反潮流的人物,選擇去學習歐洲哲學。

  王國維接觸歐洲哲學的歷程受到三位學者的影響甚大,分別是羅振玉 (1866-1940)、藤田豐八 (1869-1929) 與田岡佐代治 (1870-1912)。1899 年,王國維一邊為《時務報》工作,同時在東文學社受教於藤田豐八與田岡佐代治。王國維從田岡佐代治的著作中,見到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與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的名字。然而,當時王國維不熟悉外文,所以無法藉由閱讀康德與叔本華的著作來掌握兩人的哲學體系。義和團事件發生後,王國維伴隨羅振玉至日本避難。留日期間王國維的日文與英文大幅精進,使得王國維具備了研讀歐洲哲學著作的語文能力。

  1901 年至 1907 年是王國維全心研讀歐洲哲學的時期。1901 年,王國維從日本回到中國,在藤田豐八的引導下,開始閱讀康德與叔本華的哲學著作。康德的著作非常難以理解透徹,著名的哈佛大學哲學家普特南 (Hilary Putnam, 1926-2016) 就認為康德是歐美哲學中最難理解的三位哲學家之一。王國維四次攻讀康德著作的故事,就發生於這個時期。

  然而,黃院士所關注的問題並不是「王國維是否理解康德哲學?」或「王國維是否誤解了康德哲學?」,而是關注王國維閱讀康德、叔本華哲學,與王國維如何運用新獲得的西方哲學知識解消了古典中國的思想命題,末了方及於王國維經史研究之間的關聯。

  王國維對歐洲哲學的認識也影響到王國維對晚清教育改革的評論。1902 年到 1903 年之間,中國進行了兩次教育改革:壬寅學制與癸卯學制。這兩次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是中體西用。兩次教育改革的共同點是:排除哲學,以及於中學堂以上開設「人倫道德」課、於中學堂以下開設「修身」課。當時王國維任教於通州與蘇州師範學堂,教授「修身」課。而王國維視西方文化之精神與基礎所在為哲學,所以他認為沒有學哲學就無法從根本來認識西方的法律、倫理、科學。因此,王國維不僅在教授「修身」課時結合中國經書與歐洲哲學,獲得學生的好評;還分別撰寫〈哲學辨惑〉(1903) 與〈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1906) 批評中國教育忽略哲學的缺失。

  在王國維精心閱讀康德與叔本華著作的同時,他也開始使用康德、叔本華哲學中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思想的關鍵概念與中文文學經典,並撰寫成〈論性〉(1904)、〈釋理〉(1904)、〈原命〉(1906) 與〈紅樓夢評論〉(1904) 等論文。在〈論性〉中,王國維接受康德區隔「形上」領域與「經驗」領域;在〈論性〉、〈釋理〉、〈原命〉中,王國維也將《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781) 中的〈先驗辯證〉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應用到對「性」、「命」、「理」的詮釋;而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則在對《紅樓夢》的詮釋中融入了叔本華的悲劇觀。這幾篇文章皆充分顯示王國維經歷了歐洲哲學的洗禮之後,開始使用嶄新的觀點來進行中國古典研究。

  最後,黃院士講述王國維逐漸遠離哲學,轉向了經史學研究的過程。1907 年,王國維開始對研究哲學感到疲倦,並認為自身才性無法成為一位傑出的哲學家與文學家。1911 年,王國維再次伴隨羅振玉前往日本,在羅振玉的勸導下,王國維終於與哲學分道揚鑣,放棄自己習得的歐洲哲學,全心投入經史學研究。不可忽視的是,羅振玉也積極引介王國維與日本、西方漢學界互動,進而使王國維成為國際漢學界的一員。這對王國維的經史學研究能在國際漢學界迅速取得盛譽有極大的助力。但是,王國維此時仍未完全放棄研讀哲學,根據青木正兒 (1887-1964) 於〈追憶與王靜庵先生的初次會面〉一文的紀錄,他走入王國維於日本的住處時,玄關放了康德與叔本華的著作,可作為王國維未完全放棄研讀哲學的旁證。

  然而,王國維從事經史學研究時,仍受到歐洲思潮影響。就讀東文學社時期,經藤田豐八教導,王國維深受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史學理論影響。蘭克史學重視原始史料以及各別原始史料之間的系統性關係,而蘭克史學的特徵具體展現在王國維的經史學研究的過程與內容;例如,王國維在寫作《宋元戲曲史》之前,就大量蒐集、整理各種相關資料,並編輯成《宋大曲考》、《優語錄》、《戲曲考源》。因此,王國維的弟弟王國華 (1886-1979) 評論兄長的中國經史研究說:「先兄治學之方雖有類於乾嘉諸老,而實非乾嘉諸老所能範圍。」東文學社時期,經由藤田豐八介紹而結識王國維的日本漢學家狩野直喜 (1868-1947) 則在〈回憶王靜安君〉中如此評論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因為他曾研究過西方的學問,所以在學術研究的方法上比以往的中國大儒更為可靠。換言之,他對西方的科學研究法理解得極透徹,並將之用於研究中國的學問,這是王君作為一個學者的卓越之處。」

  黃院士總結,狩野直喜所寫的「西方的科學研究法」就是指二十世紀初期被視為科學史學的蘭克史學。因此,可以說歐洲哲學對王國維的影響是暫時的,但歐洲史學對王國維的影響卻是永久的。

  演講結束後,與會師生開始就王國維的人生歷程、文學創作、學術成就展開熱烈討論。張廣達教授認為,在晚清教育改革時,王國維倡議要注重哲學,尤其是注重哲學中的認識論,在今日也還是具有現實意義。彭明輝教授好奇於王國維文學作品的評價?黃院士回應,王國維的文學研究褒貶不一,但是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卻受到廣泛的推崇。最後,針對王國維是否有受到叔本華悲劇論影響的問題,黃院士回應,王國維有受到叔本華悲劇論的影響,而且王國維還認為悲劇是最高的文學形式,而最高的學問則是哲學中的形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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