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鳳娟教授演講「近代歐洲插畫裏的中國圖像」紀要

　　十五至十七世紀適逢地理大發現後，歐洲開始有許多介紹中國的出版品陸續問世，內容涵蓋歷史、風俗、語言、建築與皇室等多種題材，其書籍中的插畫更豐富多彩，能一窺當時中西文化的交流進程。主講人潘鳳娟教授此次受國家圖書館邀請演講，便是由此觀點切入「近代歐洲插畫裏的中國圖像」這一議題，探討十七至十九世紀傳教士以及往來中西方的探險家、商人等所流傳的材料裡，中國是以何種形象呈現，並帶領大家探悉這些圖像文獻蘊含的中國想像。

　　潘鳳娟教授，荷蘭萊頓大學博士，現任教於師範大學東亞系，研究領域包含傳教士與中國、西方漢學、經典翻譯、文化交流、宗教對話，研究成果非常豐碩。本次演講潘教授以 1667 年基歇爾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中國圖說》(Illustrata China)、1735 年杜赫德主編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中華帝國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76 年至 1814 年錢德明 (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 等人《中國歷史與文化風俗叢刊》(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 與《倫敦新聞畫報》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842-) 四部重要且彼此之間具有連貫性之著作作為關注焦點。

　　潘教授首先說明，從與中國往來之歐洲城市的時程變遷（羅馬—巴黎—倫敦），可約略得知其政教關係的勢力消長，以及當時西方與中國互動過程中較具中心地位的國家。

　　《中國圖說》，作者基歇爾，出生於德國，在羅馬學院任教，以研究埃及學聞名於世，於 1680 年逝世。本書以羅馬為中心，認為文明是由西向東發展的，強調中國歷史上存在基督教元素；在選材上蒐集彙整大量中國文獻，並參考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 (Michel Boym, 1612-1659) 之《中國地圖集》、《中國植物志》，將其集大成並重新建構出歐洲人眼裡的中國形象。本書花了許多篇幅介紹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以此為基礎探討歐洲與中國之間的關聯性；另外，書中繪製多幅從西方前往中國、日本與遠東地區的地圖。最後，介紹中國各種宗教信仰、政治制度、語言文字、地理環境、城市風俗、建築工藝等人文與自然概況。

　　比對《中國圖說》與《中國地圖集》、《中國植物志》之圖像風格（以植物為例），卜彌格的繪製方式是單純以植物為主體，加上解剖切面與文字說明；而基歇爾則採用不同的概念及手法，通常會在圖片中加入其他動物、人物，抑或是他認為能代表中國的建築或場景，使讀者觀看時透過他的想像增添故事脈絡及趣味性。

　　杜赫德主編的《中華帝國志》，全名《中華帝國及其所屬韃靼地區的地理、歷史、編年紀、政治和博物》，被譽為「漢學三大奠基作之一」，全書分為地理與歷史、社會與文、宗教與科學，以及歸入滿州帝國版圖或附屬的地區，共四章。除了中國外，也談及西藏、朝鮮、蒙古、滿州等區域。杜赫德編纂此書的原因，在於他試圖證明中國文化與基督教彼此相容，因此，書中迴避了當時歐洲有關中國禮儀的辯論，並且讓中國人自己發言，收錄並翻譯許多中國經典，將這些資料由傳教士彙整並帶回歐洲。

　　《中華帝國志》與《中國圖說》成書時間相差約七十年，而此一階段，歐洲人在觀念上逐漸脫離了以宗教為中心的立場，因此除了拓寬題材、描寫更多不同面向外，編纂方針與收錄標準亦有改動。《中華帝國志》主要的三個讀者群分別為教會上層人士、法國王公貴族以及經商貿易致富的資產階級，也因如此，此書將關於日用民生的內容比重提高，繪製了皇宮貴族的坐車、戰車、禮服、配件、婚宴、兵器旗幟、蠶桑紡織等，反映了中國形象的普世性與獨特性，更顯現出西方對外所建構之中國形象。此書出版後影響甚鉅，伏爾泰也給予杜赫德極高的評價：「雖不曾走出巴黎，不識一個漢字，但是他藉助教會同僚們撰寫的相關報導，編纂了一部內容最豐富的中國佳作，堪稱舉世無雙。」同時，此書亦證明了中國無需宗教助力，亦可建立一社會秩序良好且歷史悠久的國度，激化了宗教與道德分離。

　　《中國歷史與文化風俗叢刊》，全書十六冊，內容詳實的介紹了中國歷史、語言、藝術、器物、生活實況，且不侷限古史、語言，將中國音樂、舞蹈（雅樂舞）、功夫、兵法、孔子聖蹟引入歐洲，涵蓋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更擴及至文明各層面（包含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此部書之廣度、深度遠超《中華帝國志》，且影響更為深遠，基本上已可視其為博物志（百科全書）。而編纂原因源自於法國皇宮往遠東地區拓展的需求，因此英法等國之要員在中國需蒐集更多樣、準確的消息，如朝廷的上諭、奏摺等，甚至提供書籍、軍事消息、轉贈工藝品等外交資訊，並將這些手稿即時寄回巴黎，再由編輯群揀選而成。值得注意的是，首位漢學教授雷慕沙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 更參與了第十六冊之編輯工作。

　　談及此，潘教授補充道，早期英國通過翻譯歐洲大陸的著作來間接地認識中國；然而，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英國已經可以直接與中國往來，互動由間接知識逐漸轉為直接接觸。另外，《中華帝國志》雖讓中國人自己發言，然而仍是經由高度介入的篩選方式去挑選、整理資料；相較而言，《中國歷史與文化風俗叢刊》則是保存一整系列的套圖，加上完整的翻譯介紹，真正呈現出對中國文明的尊重。

　　然而，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歐洲眼中的中國地位卻開始急轉直下，轉而以一種負面與敵視的立場來描述中國，且類似論述愈發增加。倫敦第一家採用插圖的刊物《倫敦新聞畫報》，是 Herbert Ingram 與 Mark Lemon 於 1842 年 5 月 14 日創辦。1842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開始出現《南京條約》之報導；1856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更開闢對華戰爭專欄，刊登大量的相關圖片。相對於前述三種圖像漢學著作，戰爭與衝突的場面增加。

　　潘教授總結，這些中國圖像有不少來自於對中國底本的重構，旅人與傳教士所記錄的中國意象，有其凝視的角度與選擇性記憶。透過文字與圖像傳回歐洲之後，在當時歐洲對東方的想像基礎上，將中國元素重構並建立新圖像。從這些歐洲的中國圖像中，可以觀察到中國形象是歐洲自身文化裂變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指涉他人的同時也指涉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