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教授「從晚清到民國:文學與文化」座談會紀要

 
講題: 從晚清到民國:文學與文化
主講人: 李歐梵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持人: 梅家玲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與談人: 高嘉謙、潘少瑜、蔡祝青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時間: 2018 年 12 月 27 日(四)下午 1:30 至 4:00
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會議室
撰寫人: 葉宇軒(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李歐梵教授「從晚清到民國:文學與文化」座談會紀要
 

  本場座談為臺大中文系 2018 年度「潘寶霞女士講座」第二場活動,李歐梵院士著意與臺大中文系相關領域學者交流討論,與談人包含:高嘉謙教授,專長為近現代文學、馬華文學、近代漢詩、民國舊體詩,近著《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 (1895-1945)》獲獎連連,廣受學界好評。潘少瑜教授,專長為近代文學與文化、文學批評、翻譯文學、比較文學,博士論文題為《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鵑為中心》,著有期刊論文多篇,論題包含鴛鴦蝴蝶派研究、言情文學研究、科幻小說研究等。蔡祝青教授,專長為近代文學與文化、近代翻譯研究、明清小說、比較文學,博士論文《譯本外的文本:清末民初中國閱讀視域下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近年主要關注文學觀念的現代化議題

  座談會伊始,李歐梵院士首先表示今日並未特意限定具體的討論材料及框架,因為他想試圖擴張範圍,將昨日演講所談及之三件個案做方法學上的反省:為什麼走上這條路、為什麼提出這些問題?

  中國大陸多以五四來區分中國「近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但很多資料其實都顯示了雙方的連續性,李院士認為應該打通兩者,提出「整體」文學的格局。好比晚清許多從事文學創作的人,重點都不在文學,是想藉由文學引起讀者對西洋的興趣。因此,有必要重省「文學史」與「文化史」的邊界,思考文本研究的不足之處。

  李院士認為目前尚未有人兼顧微觀與宏觀的視野,很好地綜論「晚清到民國」的連續與斷裂,幾年前李院士在〈晚清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新課題〉一文中(見《清華中文學報》第八期),提出兩個問題:一、晚清的意義是「帝制末」抑或「世紀末」?二、各種新舊中外之物的關係如何聯繫?

  關於第一個問題,中國的「世紀末」是王德威教授的說法,指一個文化發展到極致,迴光返照的光輝燦爛,產生了「現代性的壓抑」,即所謂「內捲」效應。但李院士認為傳統不一定被「壓抑」——胡適就沒受到傳統的壓力,他主張重新審視和批判整個傳統——並將之作為文化史的基礎,這就是他提出「整理國故」的目的,在他的新視野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步觀念直接影響文學。

  李院士認同一種「文學演化論」,但和胡適的想法不盡相同,他引用美國學者莫雷提 (Franco Moretti) 的理論,認為文學史是一種文學「類型」的演變史,但其演變不等於優勝劣敗,可能始於某個形式上的細節,如敘事手法、敘事者位置等等,然後會逐漸帶動整個文體的變革。晚清開始出現小部分細節上的改變,但尚未成熟。菁英主義的五四運動,拒絕這個晚清文學──特別是小說──的先例,特別強調「斷裂」。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新文學運動背後的文學理論是什麼?他們的文學理論是從哪裡得來的?初步來看,當時對文學有一套認識,並非憑空創造,背後都隱含了一套概念和理論,這些觀念和理論(特別是關於詩和小說),大多來自英美的一些類似教科書的讀物,是和「文學」觀念的改變(可以參考蔡祝清教授最近的研究)同步,至於它又怎麼影響時人的創作?有待更細緻的討論。

  關於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注翻譯。翻譯非但是技術,同時關係著文化,如中研院文哲所彭小妍教授以「跨文化」為框架,政治大學中文系鄭文惠教授則以東亞觀念史為核心進行研究。辭典與辭書,同樣是觀察新事物如何被引入中國的重要材料。辭典編纂活動始於晚清,當時西方知識正是以辭典的形式,最快、最有系統的介紹給有心的中國讀者,比如《新文化辭書》以及收入了郁達夫譯《文學概論》、周作人譯《遺傳學》、《人種學》的「萬有文庫」,都有待學者們進一步關注。

  另外,還有一批關於歐洲文學和文學史的著作,如《十九世紀歐洲文藝思潮》在中國曾產生很大的影響,也值得研究,可惜現在已無人閱讀,一方面是由於西方學術代代更新,早已進入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主義的時代,這些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書,早已落伍;另一方面,也因為它早已被五四時期的學者和作家們吸收消化、挪為己用,成為新文學重要而隱蔽的資源。

  有的美國學者受新理論影響太大,只注重文本的詮釋,缺乏歷史化的思維和視野,所謂「閱讀」 (reading) 難免流於理論的遊戲,李院士的關注點則不限於文本內部,而在「文本是怎麼練成的?」如昨日演講時提及郁達夫的小說寫作,跟那個時期他讀過或知悉的某些德文文學和文本之間存在間接的聯繫等等,都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例子。掌握這個背景,我們才能重新理解為什麼郁達夫的同代人往往批評其小說「鬆散」的原因,事實上是因為其他五四作家多走英美小說或日本私小說的路線,從而產生審美上的分歧。因為時間關係,李院士沒有進一步分析。

  緊接著李院士的導言後,三位與談人進一步作精彩發揮。

  高嘉謙教授就「二十世紀舊體詩的邊界與跨界」為題開始談起。高教授指出,二十世紀的舊體詩,在新文學中一直處於很微妙的位置,明明似乎該被時代淘汰,卻持續發揮作用,並隨著人口的加速流動傳布各地,繼承與生產了舊體詩的風雅想像,形成不同的文學傳統。

  舊體詩在二十世紀文人群體中如何有效發揮作用?舊格式中又如何蘊藏新精神?由於民國初年的創作者多具有特殊的「遺民」心理,因此,彼時舊體詩的創作實際上是在世變、自我書寫及現代體驗的多義交涉中發生,尤其在抗戰時期達到創作高峰。汪政權中的政客文人是主要的舊體詩作者群之一,若我們考察詩中調動的意象,以及這些走「和平路線」的通敵者與詩的關係,就會發現這些「漢奸」在其中映出的身影非常微妙:舊體詩為這些淪陷時期與日本人合作的中國人,召喚出一套自我感覺良好的風雅秩序,以作為亂世中自我的安頓,或為政治立場辯護的說詞。

  而寫作大量舊體詩的郁達夫,則體現了抗戰的另一面。在他於印尼蘇門答臘失蹤後,其政論、散文、舊體詩作成為南洋文人的重要遺產。在新時代裡,他的舊體詩召喚傳統文人精神現身,並為這樣的身影轉化出一方能量蓬勃的棲身之地。也就是說,舊體詩的存在,讓創作者得以將自身鑲入古典抒情的序列,提供模擬應對眼前困境的敘述範式,在其中延續或獨創自我的同時,也刺激了「新文學」的持續發展。

  潘少瑜教授以「翻譯的現代性:維多利亞與近代中國」主旨繼續深論。潘教授認為,翻譯文學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中經常被忽視,但「翻譯」事實上大大改變了近現代中國文學的風貌,如書信體、日記體等敘事手法,都是被譯介進來的。潘教授嘗試連結林紓與鴛鴦蝴蝶派的翻譯實踐,正是為了梳理從晚清到民初文學的發展脈絡。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於鴛鴦蝴蝶派翻譯的主要是通俗小說(尤其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通俗小說),因此他們對「西方」的想像,或許和五四新文化運動陣營文人頗有落差,而更具有消費性、世俗性;再者,翻譯並非一種「純粹」的文學活動,時代的重要議題,也直接影響了翻譯實踐,如林紓的譯作《不如歸》,便以夾註與批語的方式將小說的重點由原本的愛情、親情轉向了軍事和政治。而通俗小說與婚戀敘事的關係,也是相當有趣的議題,如清末民初興起的情書寫作其實受到西方小說影響頗深,鴛鴦蝴蝶派和五四文人分別接受了不同的文學傳統影響,於是產生了迥異的情書寫作典範。除此之外,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作為華文世界最有名的情書,則在國家機器的運作下,經歷了正典化的過程,開啟了豐富的「來生」。最後,潘教授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為西方天文學傳入後對於近現代文學的影響,例如科幻小說中的星際旅行描寫,以及詩文作品中對西方天文學知識的挪用和宇宙觀的重新建構。

  最後,蔡祝青教授提出「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從晚清到民國」來呼應此次座談。蔡教授自言近年來關注的議題可分為五部分:

  一、英華/華英辭典中的「文學」觀念
  誠如李院士提醒,我們都知道晚清文人經常在還不熟悉外語的時候,就有翻譯的需求,此時英華 / 華英辭典就相當重要,蔡教授在這個部分所做的幾個研究,主要是從歷時性的角度切入,觀察學科新名詞的規範化與標準化,以及「文學」成為 “literature” 之對譯詞的過程。研究也強調英華辭典的普及化與影響力尤其甚於百科全書。

  二、晚清報刊中的「文學」觀念
  在此,蔡教授探究晚清報刊的「文學」用例之面貌。1902 以降,文學論述的主導權由傳教士回到晚清知識分子手中,透過他們的論辯與思考,使「文學」觀念漸漸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遞嬗,以待來者續做發揮。

  三、翻譯小說的譯介與轉化:茶花女、福爾摩斯
  此部分主要的研究成果在於翻譯文學與接受視野的關係,如從報刊的連載觀察譯者最初如何理解偵探小說,以及上海租界中「包探」的設置,怎樣達成偵探小說得以在短時間內大量譯介流傳的現實條件。

  四、文學在學院體制的設置:1903 年震旦學院、1929 年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受到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的啟發,蔡教授也關注震旦學院、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的建構與意義,研究指出傳承耶穌會教育的震旦學院比起北大,更受到晚清知識分子的歡迎;另外,在帝國與殖民主義的情境中,思考大學制度以及「東洋文學講座」如何在臺灣設置與發展。

  五、「國民文學」史觀的建構:以日本漢學家的《支那文學史》為中心
  透過這個研究,蔡教授試圖釐清日本明治時代漢學家如何建構《支那文學史》,而臺大中文系與此又有何關連。現代文學觀念的形成,與傳統小說、戲曲受到重視有極密切的關係,明治漢學家吸收了泰納(Hippolyte Taine,1828-1893)的「種族、環境、時代」學說,建構了現代的文學觀念。重要推手之一、《支那文學概論》的作者鹽谷溫,晚年曾於臺北帝國大學講學,蔡教授的研究探討中國「文學」與「文學史」的建制過程,以及臺大中文系在其中所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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