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教授

狄宇宙教授 (Nicola Di Cosmo) 簡介

　　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教授任職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為高等研究院目前主要、也是唯一一位負責東亞研究的學者。他 1991 年在印第安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印第安納大學擁有淵遠的中央歐亞研究傳統，是美國少數聚焦於中央歐亞研究的科系。該系最早成立於 1940 年代，在二戰期間提供軍方訓練中亞語言的學程。狄教授就讀期間，此科系甚至依循現在學界已很少使用的古典語言學分類，將此區域研究歸類為烏拉爾與阿爾泰研究。狄教授受聘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前，曾任教於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與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不同於傳統漢學研究訓練出身的學者，狄教授的內亞研究背景，讓他特別關注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的互動，以及內亞在連結歐亞大陸東西方兩端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因此，在目前當紅的美國新清史與全球史興起之前，他早已從「非漢」的角度，來分析我們所瞭解之「中國」的形成。

啟蒙：威尼斯大學

　　是什麼契機使得一位義大利青年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事實上，在狄教授大學時期，即 1970 年代末與 1980 年代初，「中國」並非如想像般遙不可及。七零年代冷戰時期，風聲鶴唳的氛圍下，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陣營政治勢力與美國的拉鋸，影響著世界局勢。此際的義大利內部，則是左右派政治勢力衝突激烈、左派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因此，無論是尼克森訪問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或是毛澤東逝世，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義大利國內密切關注。社會氛圍影響學術脈動，「那時候我們的老師幾乎都是研究現代領域的，現代歷史、現代文學，事實上更多是專注於當代。」狄教授回憶，當時學界的選項其實不多，相較於此類當代研究領域，真正令他著迷的，是中國在不同時代間的變化，他直白地講：「大學的時候，我就非常想成為歷史學家！」

　　大學三年級時 (1980-1981)，狄教授終於如願以交換學生的身分，首度踏上中國土地。在北京學習中文三個星期後，他決定前往以歷史系聞名的南京大學，直到為期一年的交換生活結束。在中國期間，他的生活十分豐富，不但跨海為義大利報紙撰寫中國時事的報導，還在當時中國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中客串一角，扮演宴會上跳著華爾滋的美國軍官。

　　學術研究上，狄教授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好奇，以及德國內亞研究傳統的訓練，催生他對滿洲與中國關係的興趣。他決定研究努爾哈赤在當代中國歷史書寫中的形象轉變——如何從封建征服者，轉變為執行屠殺的暴君。狄教授欲討論的不僅是漢化問題，也包含漢化的對立面，即滿洲人怎麼改變中國，以及滿州人進入中國後，自身所經歷的轉變。狄教授的論文成功連結當代中國與內亞研究兩個領域，這樣的研究取徑反映他個人的學術養成背景，但是，狄教授的研究在當時仍然十分特殊，因為當時義大利漢學研究聚焦於當代歷史學與古典漢學。

轉機：前往美國，1984-1989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的烏拉—阿爾泰學系 (Uralic and Altaic Studies)，是現在中央歐亞研究學系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的前身。當時它是美國唯一一所教授中亞研究的學校，也因此毫無疑問地成為狄教授申請學校的首選。然而，美國學校與義大利官方獎學金在申請時間上互相衝突。申請美國學校前，狄教授尚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能拿到國家獎學金。在不確定經費來源的情況下，他無法向印第安納大學確保自己能夠前往美國求學。為此，狄教授只好寫信給當時蒙古研究的重量級人物——也是印第安納大學的教授——丹尼斯．賽諾 (Denis Sinor，1916-2011)，懇請他協助，同時動身參加蒙古學每年一度的研討會 PIAC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與賽諾教授會面。賽諾教授慷慨地承諾為他寫推薦信，此舉使得狄教授獲得申請赴美獎學金的資格，並在通過國家考試後，順利地取得獎學金。

　　義大利官方獎學金支持狄教授頭兩年在美國的生活。兩年後，他受聘為系上的教學助理，協助其他學生學習滿文。在訪談過程中，狄教授饒富興味地回憶，竟然是由他，一位義大利人，教導韓國學生滿文，那情景是當時印第安納大學裡有趣的「國際化」情景。

　　中央歐亞研究學系所提供的教學，主要是語言學與區域研究的範疇，而讓狄教授最著迷的，仍然是歷史學，尤其是史學史。史學史討論歷史如何被書寫，以及史觀如何發展，他因而決定以司馬遷的《史記》作為研究對象。狄教授表示：「我不想只作蒙古學研究，或只作滿學研究，我好奇的是整個歷史如何被建構。即使當時並沒有太多關於史學史的書籍，這是個全新的領域。」缺乏前人引路，他的指導教授白桂思 (Christopher I. Beckwith, 1945-) 也只能從自身專業——吐蕃帝國史 (History of Tibetan Empire)——的角度給予狄教授寫作上的指引。大部分論文內容都是狄教授自己摸索、發展而成。狄教授說，他非常感謝當時教授們給予的自由和信任，讓他能夠盡可能地靠近他想處理的議題與材料，甚至容許他在畢業前就到英國劍橋大學擔任長達三年的研究人員。

　　1989 年，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的蒙古語內亞研究中心 (Mongolia & Inner Asia Studies Unit) 為加強蒙古學相關研究，開放博士後研究人員的職缺。狄教授雖然尚未拿到博士學位，該中心的創辦人、亞洲人類學家卡洛琳．韓芙蕾 (Caroline Humphrey, 1943-)，在面試後仍決定聘請他到劍橋進行研究。在劍橋時，狄教授不需要開設固定課程，因此，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撰寫博士論文。然而，除了論文之外，他並非一無所獲——相反地，狄教授認為這段時間是他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狄教授的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中的內亞：對於《史記》中匈奴的分析》(Inner Asia in Chinese History: An Analysis of the "Hsiung-nu" in the Shih Chi)，是以歷史批評 (Historical criticism) 或來源批評的角度切入司馬遷的《史記》。他從司馬遷如何得知遊牧民族的資訊，到當時的中國應當如何面對這些訊息，來探討司馬遷對這些「化外之民」的史學建構。狄教授認為，司馬遷對遊牧民族的詮釋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類似民族誌方式的，單純描述匈奴的性質；另一種則是標準化的，嘗試將遊牧民族嵌入歷史之中。因此，《史記》的內容包含早期遊牧民族（如：獫狁、戎、夷）的文化，並依此建立了遊牧民族的歷史系譜。雖然，建立的系譜並不一定與事實相符，卻顯示出司馬遷藉由書寫歷史，將遊牧族群的資訊標準化、理性化的企圖，並可從中觀察其為政治目的服務而產生的「華夷之分」表述形式。

　　經過長期的研究工作，如今，狄教授已經發展出對各種研究方法、理論架構更深刻的理解，他認為：「我使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建構遊牧民族的歷史。考古學是一個方式，中國文獻也是，現在則轉向至氣候變遷。當然人類學仍然十分重要，只是我不再認為這是唯一關鍵的途徑。」以遊牧民族的政治文化為例，狄教授指出，能夠顯示相關內容的文獻或檔案非常稀少，而且幾乎不可能從帝國內部的文書獲得，只能從外部進行比較和觀察。為了突破這個困境，他新發表的文章 “Nurhaci’s Gambit: Sovereignty as Concept and Praxis in the Rise of the Manchus” 研究早期滿洲如何使用「國家」的相關詞彙，例如 gurun（滿文：國、朝），或是 dacing（滿文：大清）時，其所指涉的實際意涵，由此試圖理解努爾哈赤的政治策略，以及這些政治意識如何影響滿洲的國家形成。上述研究途徑正是發揮了狄教授過去所學習的語言學研究方法。在這個研究中，狄教授追溯努爾哈赤每進入一個不同的政治情勢，便使用不同的國家稱謂。當他從氏族領導人轉變成部落共主時，被統治群體的稱呼就從以部族為基礎的建州女真 (Jianzhou Jušen)，改成以民族為號召的女真國 (Jušen Gurun)，以合法化努爾哈赤統治其他女真部落的野心與行動。當他開始攻打其他民族後，他又將國家稱謂改為後愛新國 (amaga aisin gurun)。愛新不僅是一個家族姓氏，其涵義實為「金」，而金正是曾經一度統治廣大北方中國的女真帝國，這樣與金國的連結說明了努爾哈赤的企圖。十二世紀時金國兼併各民族的勢力，尤其是金國對中國的武力行動，這對努爾哈赤與明朝的分裂給予有力支持。與其並行的敘述還包括向蒙古取回 1234 年金國被蒙古消滅時被掠奪的一切；接著，則是在擊敗明朝後，以「天命」(abkai fulingga) 作為年號，再次擴大合法的統治範圍。滿洲統治者刻意建立和金代，甚至元代、遼代的歷史連結，以進行政治宣稱，這其實是非常具有歷史意識的行動。基於這個現象的觀察，狄教授認為應該繼續深入研究這些民族（或中國敘事中所稱之「異族」）如何認知並建構自身歷史。

　　無論是內亞研究領域中的滿洲研究，或從中國歷史背景出發的新清史研究，兩者都將滿文史料作為重要的研究材料，關注滿洲和其所建立的清王朝。狄教授不僅在內亞研究領域耕耘已久，同時也進行許多與中國歷史相關的研究。跳脫一般美國學者的研究背景與訓練傳統，狄教授提出他做為「局外人」對新清史的理解：「新清史的目標，在於試圖超越過去清史研究對於滿洲進入中國後是否『漢化』的典型論證。它認為一個朝代的中國化或非中國化不能被簡單斷定，應當嘗試用更為宏觀的角度去看待各種文化與政治成分如何構成一個王朝。」

　　就觀察清帝國的複合面向而言，認知當時存在的文化多樣性和新社群分類是研究清代很好的切入點，但狄教授指出，清帝國的社會階層分類並非全然固著於種族之上。而且，在討論這些不同種族的關係時，必須注意的是，在清代很少看到大群的人口遷移。即使有駐紮兵團的移動，卻不必然意味著清王朝試圖維持帝國內的文化一致性。針對此一現象，狄教授說：「我不認為清帝國是個熔爐。」相較於一統化的社會，清統治者可能更致力於保持帝國內各種文化的分離與差異，但也並非極端的隔絕。雖然的確有許多人因為種族而居住在分離的區域，然而，我們又同時能看到許多滿漢通婚的例子。因此，在清代要如何定義一個種族身分和認同，其實需要更細緻的討論，而新清史確實給予這樣的討論許多空間和機會。

超越「漢」╱「滿」二元論

　　狄教授的研究角度與新清史研究者的不同之處，在於新清史研究者往往認為若要瞭解清王朝，滿州文獻是最可靠的，並將滿洲王朝與之前的漢族王朝作出區別。然而，在狄教授的研究中，滿洲建立族群認同的方式，例如：建立滿洲與遼、金、元等征服王朝的連結，以及所使用的政治語彙，其靈感很有可能都來自於中國歷史材料。又，滿洲使用中國歷史的線性敘述方式建構自身的史觀，狄教授就詮釋道：「也可以說，是中國塑造了它的敵人。」這樣的角度，或許超越了無論傳統清史或新清史，以民族本質作為政治差異性來由的歷史論述。取而代之的，是更仔細地觀察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的互動與影響。事實上，兩者都在彼此族群形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要研究內亞民族，僅處理它們本身的文化材料是不足的，還是需要回到它們與周遭文化體的連結。

　　這些歷史意識又是從何而來？狄教授認為，口語傳遞難以保存如此大量的歷史事件，其傳遞範圍無論在受眾上或時間上都有所侷限。然而，滿洲表現出的政治知識與線性史觀卻來自數世紀以前：包括金與蒙古的關係，與契丹遼的歷史。他推測，歷史建構更有可能來自漢文材料。當時的滿洲並不排斥中國文化，許多漢文經典在滿人間流通有無。從這個角度觀察，或許某種程度上清也可以被算作是中國朝代；畢竟，清統治者使用漢文材料、漢式官僚、漢人政府機構等來進行治理。於此，雖然狄教授與傳統清史學派同樣將清歸類為中國朝代，但兩者的論述有所不同，狄教授特別強調：「我不接受所謂的『漢化』論述，我認為滿洲的確維持了他們的差異性，他們並沒有變成漢人。」漢化包含兩個部分：吸收與同化，而這兩部分能分開來看待，若以滿洲為例，滿人可以使用漢人的系統和資源，但這不意味他們是被同化的。

　　為建立遊牧民族的歷史，最近狄教授開始與科學界合作，進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所推行的計畫，該計畫研究氣候變遷與蒙古帝國興衰的關聯。在這個合作中，他發現認識環境變遷對於理解遊牧民族的文化與歷史極為重要。自然因素影響游牧民族人口數量和經濟狀況甚劇，天然資源的豐足或缺乏往往直接導致游牧王朝的興盛或衰敗；因此，無論是經濟或政治層面，遊牧民族都必須發展出對抗天災的策略，保持具有彈性的經濟模式，並在危機下生存。是以氣候變遷的研究，將能夠為內亞研究帶來許多嶄新的議題，同時也開拓歷史研究的疆界，在受限於遊牧民族文字史料缺乏的前提下，自然科學研究或能為研究者提供更多討論的維度。

　　狄教授任職的高等研究院，其歷史研究學群橫跨許多不同領域。大約在九零年代中期，歷史學群開始向非歐洲的歷史研究方向擴展，此擴展有兩大趨勢，一方面是伊斯蘭藝術和歷史，因此 Oleg Grabar 和 Patricia Crone 等伊斯蘭學者加入高等研究院的行列。另一方面是發展東亞研究，梅隆基金會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當時的資助計畫讓三位東亞研究學者來到高等研究院，每位學者停留兩年，他們被賦予的任務是帶來更多相關領域的學者，以及在研究院中舉辦與他們的研究主題相關的讀書會和研討會。緊接著，亨利盧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也表示願意提供一位講座教授的名額 (endowed chair) 作為補助，這也就是當時還在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任教的狄教授來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主要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