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斌教授演講「中國人口和空間規模對中國歷史的意義」紀要

 
講題: 中國人口和空間規模對中國歷史的意義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 Territorial Size)
主講人: 王國斌 (R. Bin Wong) 教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主持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 2018 年 7 月 16 日(一)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何幸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王國斌教授演講「中國人口和空間規模對中國歷史的意義」紀要
 

  王國斌教授是當代著名的中國經濟史學家,早年主修經濟學,於密西根大學經濟學系取得學士學位,後轉向歷史學,先後於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王教授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特聘教授,不僅嫻熟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同時對中國史和歐洲史都有深入研究;因此,他對 1970 年代以降不少學者致力反思、突破的「西方中心論」研究框架,以及如何透過中西比較理解中國史的特質與意義,都有獨到的見解。

  王教授指出,目前中國史在史學領域中尚未受到足夠重視,還無法與西方史研究者在同一平臺討論問題,他認為這對世界各地的中國史研究者來說,都是需要再努力的課題。王教授以經濟學起家,深受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薰陶,後來之所以轉向歷史學,是因為覺得社會科學缺乏歷史事實與概念,傾向將西方歷史理論化,故他希望透過歷史學的思維與研究成果,改進舊的社會理論。王教授表示,各個社會科學領域其實都需要與歷史學密切結合,1970 年代以前的社會科學尚存有此種風氣,但 1980 年代以後就沒有了,而他這些年來所進行的研究,便是期望能回歸過往的學術傾向。此次王教授應中研院近史所邀請,進行以「中國史研究三論」為題的系列演講,便是他多年以來思索、研究相關問題的成果。本次演講是系列演講的第一場,從「地大人多」這個對中國而言近乎「標籤」的概念談起,重新反思中國史研究對於人口和空間規模的理解。

  就王教授看來,以往的討論多將「中國作為一個大帝國」視作基本前提,理所當然地覺得中國「地大人多」,但這其實是將結果作為前提,真正應該要問的是:為什麼中國會形成這樣的空間與人口規模?與歷史上其他的大帝國相比,中國歷史持續的時間明顯較長,雖然中間存在不同朝代的更迭,但始終具有一個穩定的結構,同樣的思想與制度持續發揮著穩定政治秩序等種種功能。其遼闊的幅員,亦影響了治理方法。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只有中國具有相對穩定發展的政治思想與制度;而中國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也是影響其二十世紀轉為近代國家的因素。

  王教授認為,雖然中國的官僚制度比歐洲發展早好幾百年,但其與歐洲近代官僚制度其實是共通的。而二十世紀中國之所以能變成一個近代國家,便是因為有官僚體制。「直接治理」就歐洲歷史發展而言是近代的現象,不過中國很早就有這種傾向。由於政治秩序籠罩的空間與直接治理的難度成正比,故多數大帝國是倚靠間接治理,這也往往成為其政治秩序不穩定的原因。相較之下,中國在宋代以降已很明顯地兼採直接、間接治理,且有明確分工:直接治理是由統治者從上而下進行,而間接治理則是透過地方菁英由下而上發揮作用。由上而下的直接治理,主要透過科舉體系、輪流職位 (rotation of offices) 和按照規則治理 (rule-governed) 的原則來實踐,其力量在地方上只到達至縣以上的級別;自下而上的間接治理,則是由地方菁英建立各種足以維持社會秩序、但在官僚體系上不具任何正式地位的團體與機構(如社倉、廟宇、宗族等)來達成。

  王教授也指出,上述直接與間接治理之間的關係,其實形成了一種與歐洲十六到十八世紀的歷史發展,亦即政府與公民社會之明顯區分對立 (divide) 截然不同的歷史圖像。早期近代歐洲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區分,源自菁英階級對王權侵奪一己特權的反抗,而在宋代以降的中國,菁英與政府的關係並非對立,官方對於民間資源的索取也未達到需要產生上述區分的程度。王教授認為,這種政府與社會未有明顯區隔的形態 (soft divide),使得直接與間接治理得以互補,官方可以動員菁英處理諸如水利興修等各種任務,而政府每次擴大制度規模,亦依靠菁英協助。帝制中國的治理形式還包括一項實質性的設計,就是在思想上關注「利民」的理念,並以此作為建立社會秩序與政治正統性的基礎。

  王教授特別援引孟子思想中「富民」、「保民」、「教民」的概念,認為這三種概念正代表了三種治理方法:「富民」是關注人民的經濟需要,「保民」是一種管理和控制人民的方式,而「教民」則是一種文化性的治理方法,讓人民知道一些普遍的觀點與習俗。若與其他國家比較,「教民」這種治理方式在歐洲國家基本上是宗教在發揮的功能,在其他的大帝國也看不到這種傾向,近代早期歐洲除了菁英階層,甚至還沒有發展出一種共同的認同與文化。在歐洲,大帝國瓦解之後,往往會依文化上的區別分裂成不同政體,然中國並沒有此種問題,這或許也與其「教民」的政策有關。畢竟中國各地或許有文化上的區別,但並未演變成政治性問題,其菁英階層固然有共同文化,但一般庶民在思想上還是多受政府的教民政策影響。

  總體來說,中國地大人多,雖看似與其他大帝國相同,但其治理方法——官僚制度、間接治理與文化認同——不僅使中國在治理的角度兼具大帝國的特點與近代國家的因素,更成為其發展為近代國家的基礎。王教授指出,在歐洲,官僚制度與民主制度是共同發展的,因此習於以歐洲經驗建構人類歷史發展論述的西方學者,往往認為必須兩者兼備才能算是近代國家,但中國卻證明了只憑官僚制度這一項條件,依然可以成為近代國家。事實上,缺乏民主制度並非無法成為近代國家的主因,民主制度可說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治理方式,而成功實施此種治理方式的大多是一些小國家,然幅員越遼闊便越難形成這種制度。就歐洲國家的經驗而言,官僚體系也是後出的產物,歐洲國家的形成,其實與法律的制定和編纂有更密切的關係,政府、菁英與百姓的關係,乃至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都是透過法律來界定的。王教授在演講最後也談到,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存在由下往上的間接治理,其實與民主制度存在些許共通點;然而隨著二十世紀以降,中國逐步捨棄了間接治理的方式,也等同取消了過去維持穩定秩序的機制。

  王教授演講中涉及的層面相當宏大,在會後引發了許多不同的議題討論。其中中研院史語所張谷銘教授與中研院人社中心劉石吉教授均提到新清史的相關議題,好奇清代基於維持自身民族認同、統治其他非漢民族等需求而發展出的特殊行政體制與文化政策,如何放在此一框架下理解。張教授也問到,如果帝制中國已然具備發展為近代國家的基礎,為何晚清知識分子會將拋棄傳統體制、選擇西化視為國家存續的出路?劉教授的提問則涉及中國歷代王朝的各種行政區劃變遷,乃至中國擴張過程中對新區域的納入和控制,認為在探討中國空間與人口規模對治理方式的影響中,這是一個必須注意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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