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梅教授演講「Overseas Chinese in Cuba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Right of Assembly, 1860-1874」紀要

 
講題: Overseas Chinese in Cuba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Right of Assembly, 1860-1874
主講人: 田梅 (Margret Tillman) 教授(美國普渡大學歷史學系)
主持人: 張谷銘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時間: 2018 年 4 月 20 日(五)下午 4:00 至 6: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歷史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撰寫人: 陳令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田梅教授演講「Overseas Chinese in Cuba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Right of Assembly, 1860-1874」紀要
 

  田梅教授,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博士,現任美國普渡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目前由傅爾布萊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助,於中研院史語所訪問。田梅教授主要從事清代至民國時期中國史、兒童文化史研究,今年 (2018) 八月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將出版新書 Raising China’s Revolutionaries,探討中國 1920 至 1950 年代國家影響下的現代兒童之福利和教養。[1]

  田梅教授本次演講主要聚焦於十九世紀中葉古巴殖民地的華工苦力境況與他們追求人權的奮鬥歷程。內容分為古巴華工史料與研究導論、1871 年 9 月 11 日反西班牙暴動中華人被逮捕、1872 年華人會館組織章程及其歷史脈絡,共三個部分。

  田梅教授從事古巴華工的研究,緣起於亞利桑納州立大學典藏的 Melikian Collection 檔案提供了新發現的史料。收藏家 James Melikian 關注不同種族、宗教與不平等制度,收藏為數眾多的非裔奴隸史料,並在拍賣行意外看到標註為古巴的中國「奴隸」合同,進而從西班牙和古巴收藏相關古巴華工檔案和筆錄。關於古巴華工檔案超過 1479 件,時間涵蓋 1850 年代到 1970 年代,目前皆數位化並交由亞利桑納州立大學圖書館成立之 Melikian Collection 線上公開大眾使用:https://repository.asu.edu/collections/170。

  回顧苦力貿易的建立,是為取代奴隸買賣的勞動市場,估計曾有約十四萬來自中國、菲律賓與越南等地之苦力,甚至墨西哥原住民也進入勞動市場。而古巴的苦力貿易更與全球蔗糖貿易發展息息相關。由於十九世紀中葉市場對糖的需求增加,作為世界最大蔗糖產地的古巴,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力,進而向中國華南地區等地引進苦力。只是若從苦力與奴隸的異同以及被剝削的程度來看,苦力的合法性仍有許多爭議。由於華人苦力受到苛待,1874 年清廷曾派陳蘭彬組外交調查團出使古巴,寫成《古巴華工調查錄》[2],並向古巴殖民者西班牙當局交涉並簽訂條約以保障華工權益。此文獻與 Melikian Collection 華工苦力合同與身分文件,得以相互參照華工在古巴的遭遇。

  從上述檔案文獻可注意到苦力身分難辨,例如中文姓名前後不一致;除語言隔閡外,也反映出西班牙殖民當局對移工身分無力辨明。其次,被迫重簽合同,反映了華工移民未能獲得自由身分,繼續受到合同約束;或因無合法居留證明文件而遭逮捕坐牢得持續勞動等,皆顯示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儘管如此,華人苦力合同以及贖身成為自由人的可能性,仍使他們與奴隸有一定程度的差別。只是面對殖民當局的壓迫、體系之中的貪污情況以及警察的歧視與暴力威脅等種種對待,華工苦力所仰賴其同鄉社會網絡的互助功能顯得格外重要。

  前述同鄉社會網絡,具體而言即是中國同鄉會館 (Chinese Civil Association)。從資料來看,中國會館受到美國人的幫助,是在一位名叫「浪羅付」(Adolfo D. Straus) 的猶太裔美國人協助下所建立。古巴中國會館的功能在於團結華工、互相幫助,向西班牙殖民者爭取合法身分。由於與殖民者的法律體系打交道極其耗費資本,包括申請各種文件的昂貴費用,以及語言上對譯為統治者使用的西班牙文等,會館也從而扮演集合華工苦力資金的互助會角色。尤其苦力無法使用真正的貨幣,而以一種特殊憑證取代,更使會館的互助功能有其必要性。儘管有一說指出這種憑證代幣制度可防止華人好抽鴉片與好賭之惡習,但此標籤亦顯見對華工的污名與不公平。整體而言,田梅教授認為這些華工的遭遇與會館互助,顯示苦力體系會自我維持再製,並非西班牙人原先所設想的能取代過去的奴隸制度,而是同樣剝奪了勞動者的平等權。值得一提者,與多數苦力文獻史料不同,華人會館組織章程是極少數有西中翻譯的文件,得以跨越華工與殖民者使用不同語言間的不可通約性 (incommensurability) 以及語言轉譯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之問題。

  總結而論,會館最終是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十年戰爭中許多苦力和奴隸加入反抗殖民者的行列,使得西班牙當局對會館有所警覺,進而在陳蘭彬離開之前撤銷會館組織的許可。其次,古巴中國會館的例子,也顯示出不僅當時清廷從外交著手為古巴華工爭取權益,當地中國人也組織起來為自己奮鬥。

  再者,古巴華工的例子也顯示出美國微妙的角色:美國一方面幫助在拉丁美洲的華工,卻又在另一方面傷害本國的華工,甚至 1888 年通過《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系胡其瑜 (Evelyn Hu-Dehart) 教授在對於墨西哥華人的研究中提到,美國所代表的國際資本向墨西哥輸入苦力,進而協助在墨西哥的中國小商人。田梅教授認為,固然古巴華人的處境不同於墨西哥,但美國同樣幫助古巴華人,是因為美國體認到苦力貿易是美國將國際資本體系引入拉丁美洲的棋子,因此保護古巴華工即保護美國自身利益,並用以對抗、瓦解代表封建農業經濟體系在拉美利益的西班牙當局與古巴西班牙社群。

  除了國際間的角力,古巴的例子也突顯地方的能動性。西班牙人害怕失去古巴,因此不願見到華人加入反抗的一方,尤其古巴獨立運動者承諾予以奴隸與苦力自由。再者,在外交關係與國際資本的背景下,拉美華人與美國合作,也顯示苦力並不臣服於西班牙王權下的拉丁美洲,他們疏離在地化的西班牙裔社會,而向同屬「國際」勢力的美國靠攏。最後,田梅教授強調,草根基層的行動仍舉足輕重,他們留下觸動人心的聲音,因此我們才能看見那些在歷史上無名者的悲慘經歷。

  針對田梅教授的演講,費德廉教授 (Douglas L. Fix) 首先回應,關於古巴華人「會」的功能,尤其是其金錢互助方面,與我們目前所認識的十九、二十世紀中國的「會」頗為不同,值得進一步比較。田梅教授同意,並援引 Elizabeth Sinn 在 Pacific Crossing 一書中關於「會」的研究。古巴的華人會館會提供像是建立中醫醫院和墓地的服務。古巴華人也將他們的會館跟其他各地會館相提並論,認為禁止華人會館是不公平的。至於華人間的金錢互助,這些將錢借出的法律用語很像苦力的合同。

  接著,Rudolph Ng 教授提問,苦力制度或可延伸為史學的問題,即如何從歷史定義「奴隸」?田梅教授認為,每一個歷史悲劇都不一樣,奴隸制度或猶太大屠殺等過去所造成的歷史創傷各有其特性,難以比較誰的苦難最深,因而不會輕易地將苦力與奴隸畫上等號,尤其奴隸制度的可怕在於世代不得翻身、永無自由。此次討論的古巴苦力相比之下在法律處境上較好。然而必須強調,拉丁美洲和美國的奴隸制度不一樣;在拉丁美洲經過努力可以獲得自由身分,而且很多黑奴在種植園是處於管理華人苦力的位置。得到自由的黑人社群也比華人的會館要有錢。理論上華人苦力跟黑人同樣能融入古巴社會、擁有個人資產並想方設法保護自身權利,苦力也常說自己算得上夠「努力」了,但實際上新來的華人移民比黑人難以適應古巴的社會。所以,不應像有些人所認為的,苦力是奴隸制度之後的一大「進步」。苦力終究必須面對各種不公平的對待與勞動條件,而且無法享有基本人權,例如他們不能攜家帶眷、因此結婚生子有困難。本次演講所呈現華工苦力的自我保護行動,則更加突顯苦力制度之惡。

  張谷銘教授最後針對演講所說的歸化 (naturalization) 提問,當時華人苦力歸化後所取得的新身分為何,是否國籍改變卻仍是苦力?田梅教授回應,按照檔案所紀錄,華人按照法定程序歸化後,理想上即成為具有完整權利的一般西班牙臣民,但 1860 年因為《天津條約》造成中國的國際地位降低,也開始改變西班牙當局對華人的態度。由於苦力在經濟與社會條件上的艱困處境,成功歸化極其困難。[3]

[1] 出版資訊請見:https://cup.columbia.edu/book/raising-chinas-revolutionaries/9780231185585

[2] 一部分在紐約哥倫比亞圖書館,已線上公開可供查閱: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texts/gubahua/

[3] 關於本次演講的正式研究成果,請見田梅已出版的論文:10.5749/vergstudglobasia.2.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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