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知識的建構與傳播：文學、史學與人類學觀照下的中國西南」專題座談會紀要

　　有鑑於近年來「西南」成為人文社會研究熱門的跨學科話題，此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科技部「訊息傳播與國家社會聯繫——議題研發及國際合作推動」計畫與中國明代研究學會聯合主辦「邊緣知識的建構與傳播：文學、史學與人類學觀照下的中國西南」座談會，邀請來自文學、史學與人類學等不同領域從事西南研究的研究人員，一同探討邊緣知識的建構與傳播。

　　主持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王鴻泰教授在開場中提到，回憶童年時代跟隨電視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史豔文征伐西南的英雄夢，是不少人西南經驗之開端。西南知識如何建構、解構，學界已有不少討論，藉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胡曉真教授 2017 年出版的《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一書作為出發點，引領大家進入有關文學、史學、歷史記憶、方志文類等跨學科的對話。

　　胡曉真教授強調，這本書是將西南作為文學題目，而非史學或人類學。她關切的焦點包括：第一，如何突顯西南文學的重要性。首先，有關西南的想像雖不陌生，但在文學研究傳統中，西南研究的主題並不突出；再者，大批文人、官員、知識人皆有某種程度的西南經驗，也有足夠文本支撐此研究，然而文人對他們的觀照不夠，以致西南尚未凝聚成一個文學視野。同時，西南敘事不是單指小說，舉凡筆記、遊記、方志皆可列入此一文學範疇。第二，如何進行文學詮釋，也就是以書寫者為中心，在文本細緻的字裡行間探求人的情感。亦即放開表面，去透視文本創造者的內在情感與西南這個場域的互動。第三，西南必須與史學和人類學碰撞，借用現成結果輔助，實際操作中必須抗拒、對話，以突顯文學研究的特殊性，亦希望文學研究對史學、人類學研究具有參照作用。

　　胡教授回顧，十年前為了研究與滿族相關的《兒女英雄傳》，遂著手尋找與婚禮相關的素材，意外發現清代陳鼎所寫的《滇黔土司婚禮記》，於是引發一連串與內部他者、華夏邊緣有關的思考，諸如，它是第一手觀察嗎？這部文本能夠當作紀實文學嗎？隨著文本中呈現非紀實的可能性越來越強，已不能單純將其視為紀實文學，而是應將文本放入時代脈絡中檢視。若將該書呈現的視為是陳鼎對晚明漢族禮崩樂壞的反省書寫，則定位文本價值時會全然不同，因此必須從中理解文本的多層次。西南敘事往往是複寫 （duplicate，抄襲、引用）與覆寫 （overwrite，即以新的書寫遮蓋舊有的），在想像與紀實、真實與虛構之間競寫。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連瑞枝教授在雲南大理長期進行歷史與田野調查，連教授認為「邊緣」的背後即預設有一個「中心」，而邊緣人群的知識大多是由「中心」所建構的，當歷史研究大量仰賴正統史料與文獻時，吾人必然會面對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是在研究地方社會的歷史，還是研究書寫者如何以積累的方式建構邊緣知識之質疑。

　　首先，我們要解構的是漢文書寫的文類、體例與書寫者背後的意識型態。文類以正史與方志尤為常見。方志書寫有其固定的體例，體例的格式便規範了寫作的內容，地方許多重要事件與歷史不符其正統書寫體例時皆不錄；相對鬆散的筆記小說與文集，反而可以呈現較多當地的面貌。連教授回顧自己的第一本書就是關於傳說，她喜歡荒誕不經的傳說、野史、雜說、異說，認為研究者必須突破書寫者背後的價值觀，進而意識到其所來之處都會影響書寫內容。

　　再者，邊緣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認識論的問題，研究的對象是誰？有意義的範圍有多大？對此，我們須回到歷史脈絡思考。在重新建構邊緣社會時，將涉及如何重新界定其地方社會的範疇，當我們到達所謂的「邊緣」社會後，會發現這是個沒有邊界的地方，當邊緣變成另一個中心時，其人群與空間的範圍因此外延擴大。以大理研究為例，往北可延展到麗江、中甸、跨越到四川，往南可達緬甸八莫，舉凡大理人所到之處，也可能是研究者探求的地方。也就是說，在邊緣地區重新界定地方社會時，勢必挑戰以國族為中心的歷史書寫。

　　既有建構的問題，便有傳播的問題。此傳播並非僅止於中央傳給地方，士大夫之間會相互傳播，地方人士也會主動吸收並改造，甚至外來者向地方學習的過程。以大理研究的文本與田野經驗為例，傳播過程也突顯地方人士在文化上的因應策略，研究者須細察老百姓如何訴說，他們如何在碑刻、族譜，以及攸關生活的廟宇與儀式中表現他們沒有被寫下來的意圖，由此過程回答老百姓作為行動者，他們自己有何策略，地方人士又如何透過「邊緣」的身份來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王明珂教授對此座談表示肯定，並預告未來還將舉行一系列跨學科的對話。王教授指出，此次座談會牽涉到文學、史學與人類學這三門不同學科的邊緣知識。首先，被邊緣化的本土知識有其自主性，裡面到底表達什麼內涵與情感？其次，核心主體人群關於邊緣地區的觀察書寫，一般稱為異域采風誌，我們應該去了解為何明清特別多？如何反思我們所建構關於邊緣知識的意義？

　　為何西南是重要的？西南的重要性在於它介於陌生與熟悉之間。大部分文獻皆為漢文字書寫，不只是外來漢人官員描述的異域，包括本地知識分子，例如：苗人、白人、納西人等，有時也會以漢文描述自己，材料十分豐富。西南是在漢和非漢之間，雖然我們對「漢化」抱持負面評價，但關鍵仍在於如何理解「漢化」。

　　我們不但要探求被邊緣化的本土知識是如何被邊緣化的，還要思考來自中原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各種力量，為何造成很多地方人士學習漢人寫作的方式，使用漢人的文類？對我們來說，最有意思的是如何解讀違逆這些文類之本土書寫中流露的特殊地方情境與認同情感。西南與蒙古、西藏這些擁有強大地方傳統的文化不同，西南非常混雜，反而可以從了解邊緣，回頭了解自己。

　　不管是文學、史學、人類學家所見都是表徵化的世界，歷史學者看到的文本亦然。書寫者的紀錄也是一種表徵。王教授認為學科的距離很小，每個學科不見得有特別的分析方法，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偏見，發掘真實，並對自己發現的真實保持懷疑，在不同案例之間尋找證據，尤其是發現及解讀異例特別有其必要。

　　在三位與談人各自陳述自己的西南研究觀點後，最後的綜合討論時段獲得了許多回應與提問。胡曉真教授強調，「西南」被整體化很久了，它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王明珂教授則回應，「西南」這個詞彙的使用，在漢文化中有長久的歷史偏見，從漢代〈西南夷列傳〉以降，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西南民族調查，應更加精確的指稱研究對象。連瑞枝教授指出，正史是被整理過的，到地方去找材料，與正史、方志加以對比有其必要。期望這場座談會能讓西南研究成為跨學科反思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