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惠玲教授演講「對明清曲籍編刊活動的考察之一——以李開先《中麓小令》為個案」紀要

 
講題: 對明清曲籍編刊活動的考察之一——以李開先《中麓小令》為個案
主講人: 楊惠玲教授(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7 年 8 月 3 日(上)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二樓會議室
撰寫人: 曾詩涵(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楊惠玲教授演講「對明清曲籍編刊活動的考察之一——以李開先《中麓小令》為個案」紀要
 

  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楊惠玲教授,研究專長為中國戲曲史、戲曲理論。出身於戲曲專業的楊教授,著有《戲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研究》、《明清江南望族和昆曲藝術》等專書,並撰有四十多篇期刊論文,探討明清戲曲活動及其與家族之關係。今年 (2017) 夏天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演講,講題為「對明清曲籍編刊活動的考察之一——以李開先《中麓小令》為個案」。此次演講楊教授將目光轉向明朝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開先 (1502-1568),聚焦在其散曲集《中麓小令》的編定與刊刻,考察《中麓小令》此一編刊活動在當時文化圈所引起的熱烈迴響。

  演講一開始,楊教授便指明其所要探討的三個問題,首先是李開先編刊《中麓小令》對散曲的創作、傳播和接受產生了哪些影響;其次,是他為什麼投注偌大心血於其中;最後,是此活動何以能夠一呼百應,引發廣泛的關注。而這三個問題都直接指向散曲的創作、傳播、接受的關係,以及曲籍編刊活動所承載的文化功能,理解這些問題,即有助於理解何以明清兩代曲籍自刻活動會如此興盛。

  楊教授指出,《中麓小令》本身原不過是李開先一百首〈傍妝臺〉小令的集結,只是此集所附之跋語卻約有一百則,而跋語後更附刻一題寫跋語的作者名單,約有九十多人,記載著題寫者的姓名、籍貫與生平仕宦等。比並而觀,李開先的一百首〈傍妝臺〉其篇幅遠不及《中麓小令》後頭所附刻的跋語及名單。由此可知,李開先主持的《中麓小令》編刊活動非比尋常。

  此集的編刊時間至少持續五年,而期間贈書、寫信、索題、唱和的友人共有九十餘位,其中更不乏當時文化圈名流,如王九思、楊慎、康浩、胡侍、馮惟敏兄弟三人、王慎中、茅坤、羅洪先等人。再者,李開先之友人寫下五百八十六首唱和之作,更因此集組織至少八次的唱曲活動。可以說,這部集子的編刊活動帶動了大規模的散曲評賞、創作與刊刻熱潮,體現明朝中葉散曲的復興,也推動了散曲的繁榮。

  就第一個問題,楊教授表示,根據李開先《中麓小令.引》、王九思〈書《寶劍記》後〉等材料可知,《中麓小令》的編刊始於嘉靖二十三年 (1544),初刊完成於隔年 (1545) 春天。其中李開先九十餘位友人參與了此集的欣賞、唱和、翻刻和評論,其身分並不乏高官顯宦,而《中麓小令》的傳播範圍更以山東為核心,擴展到北方地區的京城、北直隸四省、南直隸九省,遍佈半個中國。此外,評賞《中麓小令》的方式除了閱讀、吟誦外,還有徵歌、度曲,如王九思、傅汝舟等人,或遣伶工演唱,或自己一展歌喉,充分發揮其娛樂作用。欣賞之餘,八位友人更形諸歌詠,以〈傍妝臺〉為調,填詞五百八十六首,如康浩〈詞庚百韻〉二百首、宋相〈調笑餘音〉一百首。換言之,《中麓小令》催生了大量作品,當時更出現「中麓體」的說法。

  唱和之外,刊刻、翻印曲集也是李開先與友人展開互動的方式,據楊教授的不完全統計,重印活動至少有六次。與此同時,更多友人則以品評的方式投入其中,從創作動機、作品內容與形式、作者才情、德行、審美風格等各方面進行評論,雖不免有溢美之語,亦有客觀、中肯之評價,這些皆反映了當時的散曲觀念和主張。

  至此,楊教授精要地作一小結,文人墨客出資刊刻私人著述,本只是個人行為,但李開先投入財力、精力,利用一己交際圈的號召力,將《中麓小令》的編刊變成一個群體共同投入的活動,形成相當大的聲勢。

  針對第二個疑問,《中麓小令》為什麼能引發如此廣大的關注,楊教授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由於《中麓小令》具有作者濃厚的自我色彩,以及李開先情感世界的真實寫照,因而其中所書寫的個人經驗、感懷具有普遍性,足以引發時人共鳴。其次,是中國注重人情的文化傳統增強了朋友的積極性,也在此層面上決定了評價作品的基調。最末,對於文化的崇尚、文化人的敬重也是重要的原因。

  最後一個問題,李開先為什麼投入大量時間、心血於此,並樂此不疲。楊教授說明,由於散曲在題材、格律等形式方面較不受限制,更能表現自我的志趣、懷抱和才華,而散曲披之管弦的特質,亦充分地發揮表情達意的作用,收到自我療癒的效果。再者,得到友人的認同、讚賞,也在心理層面上撫慰了李開先自罷官、家居之後的憤懣、失落與無奈,彌補其現實生活之缺憾,因而投入大量精力於其中。

  整體來說,李開先《中麓小令》的編刊活動具有四大特點:一是借重龐大的交際圈,擴大影響力;二是參與人數眾多、互動活躍、方式多樣;三是影響力具有持續性,並擴展到多個領域;四是有效開發了編刊活動的文化功能,賦予刊本更多文化價值。

  演講結束後,與會學者討論熱烈。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便率先回應,如關於明人對李開先《中麓小令》評價落差甚鉅的問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胡曉真教授亦談論到如王驥德等人對《中麓小令》如此直接並幾近粗魯的劣評,是否即是一種反彈的文壇現象。另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楊玉成教授則從印刷史的角度認為《中麓小令》刊刻時間點——嘉靖二十三年 (1544),恰好落在明代中期,是晚明出版、印刷發達前的一個特殊階段,而此集題跋多於正文的「買櫝還珠」現象,確實值得注意。只是,針對《中麓小令》是否為自刻的問題,楊玉成教授對此表示疑惑,而楊惠玲教授則據《中麓小令》所附之題跋首則回應,認為《中麓小令》當屬自刻。

  除印刷、出版的角度外,西北大學中文系楊遇青教授則提出《中麓小令》之所以引起廣大的共鳴,可能與李開先廣闊的交際、好士的性格相關;另一方面,李開先使用俗曲〈傍妝臺〉為調,創作一百首散曲小令,或許即延續著李夢陽「真詩在民間」之觀點。明代文士除了明初臺閣體作家仕途順遂外,明前七子、李開先、後七子等皆較為遠離政治核心,而李開先選擇俗體創作,似是有意選擇文體以展現自我。楊教授一一回應上述問題後,本場演講便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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