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代研究學會 2017 年年會暨學年輕學者論文發表會」報導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 2017 年年會於 1 月 21 日舉辦，上午邀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吳滔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下午則是年輕學者論文發表會，由七位年輕學者報告研究成果。

專題演講

講　題：明代運法「三變」的再認識：以州縣水次為中心
主講人：吳滔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

　　此次演講，吳滔教授首先談及以往指導許多研究生研讀史料時，多以基本史料為主要研讀內容，如《明史‧食貨志》中有關漕運的部分，但在閱讀過程中發現一些複雜的問題，便開始探究明代「運法三變」的內容，共經過支運、兌運，和支運相參，最後則為長運的轉變歷程。

　　在運法三變的過程中，軍運的比重逐漸增加，特別自明代成化年間實行長運法後，軍運直接至縣交兌，取代民運。此一趨勢也在《明史‧食貨志》的總結「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一句中顯現出來。

　　吳滔教授指出，為解決江南的稅糧問題，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宣德五年 (1430) 周忱針對江南問題推行的諸多改革當中，關於漕運制度的主要有兩項。第一是宣德六年 (1431)，為縮短民運距離，實行兌運法，引《明史》陳瑄之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為兌運。」因此兌運法為周忱和陳瑄合作之下的產物，也是江南官田地區徵稅制度與納稅戶管理方式改革的一環。

　　第二則是州縣水次倉的建設。宣德七年 (1432)，周忱針對糧長在家收儲稅糧的弊端，提出在州縣水次設置水次倉。吳滔教授詳細整理了蘇、松、常、鎮、杭州、嘉興、湖州等府水次倉的建設時間和地點，發現州縣水次倉建設的時間始於宣德年間，且根據相關地方志的記載，部分州縣水次倉不僅做為存儲稅糧，及收歸糧長管倉權的公署，更成為與運軍交兌漕糧的場所。由此可見，周忱規定州縣建設水次倉作為漕糧兌軍之所，已然正式從國家典章制度層面上，將州縣水次倉納入漕糧運輸體系中。同時，亦可得知此政策之所以能夠得到實施，與當時運軍數量增加有著一定關係。

　　運法改革之後，江南地區的漕糧運輸同時存在三種方式，其一是由運軍至州縣附近水次交兌，二是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軍，三是支運（即民運）至淮安常盈倉、徐州倉繳納。

　　最後，在三次運法改革之後，民運在江南以外地區的漕糧徵解體制之中仍占相當大的比例，這也進一步證實明清漕糧解運的實際情況遠比我們之前認知的複雜許多，並藉此得知漕運運法的改變，與當時市場興起有很大的關係，也可從中反思《明史‧食貨志》以江南為中心的敘述模式，或許是因其為明初的財賦重地所致。

論文發表會

第一場

主持人：林麗月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發表人：汪德方（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論　題：屈大均筆下女遺民形象的書寫與建構：以王華姜為例

發表人：吳承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論　題：晚明鴛鴦陣運作方式的再檢討

發表人：黃聖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論　題：「總歸儒林」之後：《明史‧儒林傳》的研究回顧與新成果

　　汪德方〈屈大均筆下女遺民形象的書寫與建構：以王華姜為例〉一文，探討屈大均 (1630-1696) 以「明遺民」身分自居，且不斷向北遊歷，企圖尋得一展抱負的機會。並於西北壯遊過程娶得第二任妻子——王華姜，藉此談論其政治身分於屈大均生命中的影響，以及西北壯遊於其生命中有何特殊意義，更進一步思考「女遺民」身分的雙重性。作者透過屈大均的詩文，將女性從作為母親、妻妾等家庭倫理的私領域，跨入男性對君國理想實踐與期盼的公領域所展現身為女遺民的政治身分，同時又能兼顧侍奉舅姑的家庭責任之形象，以此探究女遺民王華姜的書寫與建構。

　　吳承瑾〈晚明鴛鴦陣運作方式的再檢討〉一文。作者先討論晚明鴛鴦陣淵源的「複雜性」，文中今人學者多視鴛鴦陣為戚繼光 (1528-1588) 具開創性的發明，且根據整理的文獻得出，跟鴛鴦陣直接相關陣法的記載，最早可見於唐順之 (1507-1560)《武編》、戚繼光兩部《紀効新書》和《練兵實紀》等文本。作者並藉由分析戰術，進而描述戚繼光鴛鴦陣是由多種陣法演變而成的性質，也反映在嘉靖倭亂時，兵學知識被重整的時代特色。另外，作者也試圖以新的角度將鴛鴦陣與中國古陣文化相互連結，以期使讀者對於鴛鴦陣的運作有更詳盡的認識。最後，以戚繼光北調薊鎮後，鴛鴦陣的配置、戰術、兵器皆有相當大的變化為討論焦點，並從政治性的角度，談論以戰術功能無法解釋的陣法設計。

　　黃聖修〈「總歸儒林」之後：《明史‧儒林傳》的研究回顧與新成果〉一文，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作者藉由檢視多種傳稿與政治學術事件，如〈儒林傳〉與〈王守仁傳〉傳稿的變化等，一方面探究康熙自乾隆初年的《明史‧儒林傳》纂修的複雜過程，一方面也揭示背後所隱含的政治及學術爭議。首先，多數學者討論《明史‧理學傳》的廢立爭議時，將黃宗羲所提出「一切總歸儒林」的論點，視為最終的「儒林定論」，並以此回溯爭論的過程。但在《明史》館廢除〈理學傳〉，將一切總歸儒林「之後」，如何撰寫《明史‧儒林傳》，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其次，則以《明史‧儒林傳》為核心，從正史纂修的角度切入，討論清初《明史》纂修過程中，〈理學傳〉的存廢，以及〈儒林傳〉的撰寫。最後，則就《明史‧儒林傳》的完成，象徵「儒林」概念的轉換及新典範的形成，也透過不同學術脈絡的安排，將原有的〈道學傳〉精神，融入〈儒林傳〉之中，使《明史‧儒林傳》成為紀傳體學術史中新的體例典範。

第二場

主持人：李仁淵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發表人：張繼瑩（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論　題：晉北方志中的明清易代史事書寫：以偏關、大同為例

發表人：王鵬惠（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
論　題：異／軼域遺蹤：明清蠻夷圖的邊裔敘事

發表人：林熙強（天主教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學系博士）
論　題：互文、記憶、原型：高一志《則聖十篇》與《十慰》中的故事取材初探

發表人：劉家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從漢籍到和刻本：明清時期《世說新語補》在日刊刻與閱讀活動

　　張繼瑩〈晉北方志中的明清易代史事書寫：以偏關、大同為例〉一文，是報告人對於〈祇恐遺珠負九淵：明清易代與《偏關志》書寫〉這篇文章所做的增補內容。文中提及偏關與大同的地方史書寫皆包含三個重要因素：綜合編者與讀者關係、社會與官府及時代變遷因素，由此討論偏關與大同志書對於明清易代史事的書寫問題。正德《大同府志》的編纂是由官方倡修，而萬曆時期《偏關志略》的寫作卻是由衛所的文人自行編纂，這是兩者的不同之處。另外，《大同府志》是公開、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書寫形式，《偏關志》則是私下且可能觸犯禁忌的形式，因此兩部志書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樣貌。此皆因乾隆之後，《大同府志》已是地方史的權威，而《偏關志》以稿本形式所保存。

　　王鵬惠〈異／軼域遺蹤：明清蠻夷圖的邊裔敘事〉一文，以明清有關蠻夷的圖像為主，探討漢人刻畫蠻夷的內容、主題及表現形式。也從明清相關類書中，被大量刊刻複製的諸夷圖，分析圖像描繪的族群地景所傳達的文明秩序。首先，蠻夷圖的版本，以《職貢圖》的討論較為熱絡，且在眾多文獻檔案中，對同一族群的不同版本圖像做比對，或是進行物質文化考證，甚至就宏觀視角，將苗蠻圖視為清帝國的視覺媒介，對苗疆社會歷史情境進行創作性「轉譯」。《三才圖會》卷十二至十四的人物內容，記載海外諸國、國內異族，以及山海經的虛構國度，並因圖像凌駕文字，奠定了此書在出版史的地位。其次，則聚焦在清代雲南蠻夷圖繪內容之探討，並藉由明清兩朝的資料比對，檢視民族圖繪的特質與歷時性的演變。

　　林熙強〈互文、記憶、原型：高一志《則聖十篇》與《十慰》中的故事取材初探〉一文，從高一志《則聖十篇》與《十慰》的文獻中，以其中幾則耶穌會士中譯證道故事間的互文現象作為探討的重點，如烏利色〈奧德修斯／尤里西斯〉渡海證道故事、高一志〈譽言乃損〉篇中的亞思彼德蛇證道故事等。作者藉由耶穌會義大利傳教士高一志 (Alfonso Vagnoni) 擅長運用大量世說與證道故事的兩種文類，以格言的形式，傳述教義、道德與倫理等主題，進而探討本文故事的取材內容。且就「互文性」的相關理論，看待高一志將希臘神話故事轉譯為中文證道故事的現象。同時，高一志在《則聖十篇‧譽言乃損》曾徵引智蛇亞思彼德 (Aspidis) 的故事，數年之後，智蛇塞耳避諛的例子又在《譬學》中再次出現；然而，在《十慰‧慰失志者第六篇》的脈絡裡，雖不知高一志的取財為何，但這裡伊卡洛斯 (Ikaros) 的故事，除了可能是晚明耶穌會士中文譯著裡的初次登場外，還點出記憶與互文性相關的現象。

　　劉家幸〈從漢籍到和刻本：明清時期《世說新語補》在日刊刻與閱讀活動〉一文，探討明代世說體續仿著作《世說新語補》之東渡與在日翻刻的情形，以及作為商品之書籍開始量產與流通之後，閱讀活動廣布的層面，除上層階級之外，普羅大眾亦可透過買賣消費，閱讀多樣化的書籍。同時，大量刊行書籍、以營利為導向的民間出版商、書肆與貸書屋紛紛林立。無庸置疑的是，近世印刷術之革新，為江戶時代《世說新語補》之閱讀風潮，甚至《世說》學研究提供一個有利的條件及營造出適當的環境。在《世說新語補》流行之初，活躍於漢學界，以善解唐音及中國稗官野史而聞名的蘐園派始祖荻生徂徠 (1666-1728)，可謂開啟《世說新語補》時代閱讀風潮之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