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捷教授演講「關於十九世紀後半葉日藏漢籍回流中國的商業渠道」紀要

 
講題: 關於十九世紀後半葉日藏漢籍回流中國的商業渠道
主講人: 陳捷教授(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部教授)
主持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時間: 2016 年 12 月 5 日(一)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劉家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陳捷教授演講「關於十九世紀後半葉日藏漢籍回流中國的商業渠道」紀要
 

  陳捷教授,中國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本科、碩士,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研究系文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助教和講師、日本女子大學講師和副教授、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部教授。現為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典文獻學、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書籍交流史,並有專著《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北京:中華書局,2012)二種及學術論文若干。

  十九世紀六零年代末,伴隨日本國內的戊辰戰爭和明治維新之王政復古變革,日本的上層社會遭受極大衝擊。在往後的二、三十年裡,由於新政府提倡全「文明開化」、「脫亞入歐」等西化政策影響,社會價值觀遷異,大量文物古籍被視為無用之物,紛紛從舊藏者處如將軍、大名之藩邸與幕府官校中散出,其中相當數量的中國古籍、日本抄刻本漢籍及日本漢文古籍,經由多種渠道而傳入中國。本次演講內容,陳教授即以此時期之古籍回流中國為一考察面向,通過中日兩國文獻資料,為此一文化現象及其歷史背景,特別對這些書籍傳入中國之商業渠道進行釐探與分析。

  首先,陳教授討論十九世紀六零年代以後日藏漢籍回流的歷史背景。明治維新以還,新制度、新政策的實施造成社會的動盪與變革。一方面由於廢藩制縣,藩校、幕府各機構廢止,武士階級沒落,使得原來掌握在武家與手中的古籍、文物與古美術品外流民間;另一方面,政府為確立國家神道施行廢佛毀寺,亦對自唐宋以來建成之古寺院造成嚴重打擊,而藏於寺內的文物、古籍等國寶流落各地。面對日本古籍的外流,當時西方外交官員、外國人教師、旅行者們開始進行蒐藏活動,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曾任職駐日公使、駐清公使的薩道 (Sir 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 與擔任英國公使館翻譯、神戶暨長崎領事的阿須頓 (William George Aston, 1841-1911),這些外國人的蒐藏促使歐洲形成日本古籍收藏的重要據點。另一方面,從中日民間往來的渠道看,日本人出於外交或旅遊目的之旅行者,偶有將漢籍帶往中國者,如 1863 年健順丸攜《日本外史》赴上海、1866 年中村敬宇帶著安井息軒《管子纂詁》赴中等之外;也有中國藏書家及學者文人如楊守敬、方功惠之流,出於個人的喜好,親自或特意派人前往日本搜訪求購書籍者。其中,為營利目的而通過商業手段將日藏漢籍輸入中國者為最大宗,當時參與書籍買賣者,包括居留於神戶、橫濱、東京築地的中國商人與日本商人。

  其次,陳教授通過對中國廣州與上海兩個重要城市之個案分析,管窺當時日藏漢籍與印刷版片藉由商業渠道回流的實際情形。明治四年至十二年 (1871-1879) 間,大阪商人三木佐助曾與神戶華僑麥梅生有過書籍貿易往來,其活動紀錄見載於《玉淵叢話》中。時商人三木佐助有鑑於漢籍之市場交易以中國古籍最貴重,藏書家趨之若鶩,於是從大阪、東京蒐集市價低廉的古籍販運中國,獲取暴利。其主要蒐購內容,同時包括中國版書籍(唐本)及和刻本漢籍。值得一提的是,在該批書籍中,不僅可以見得當時在中國境內已經絕版或無新刊本的書籍,同時還摻雜了許多出自日本學者之手的經書注釋書,以及如《唐土名勝圖繪》、《和漢三才圖繪》等圖文並茂的和刻著作,饒富趣味,深受中國讀者歡迎。除了已印刷成冊的紙本書籍外,江戶時代刊刻的漢籍版片,如中國已佚書籍《群書治要》以及根據宋刻本為底本刊刻的《外臺秘要方》等版片,也成為販運的對象。陳教授進一步指出,在中日兩國間往來並不十分頻密的當時,如此大量的古籍以及成批的日本刻本版片流入中國,這絕不應該被看做是單純的、偶發性的事件,而應該視為是在日本社會歷經明治維新這一歷史變革的背景下產生的文化現象。

  稍晚於廣東商人梅麥生及大阪商人三木佐助在日的書籍貿易活動,1880 年日僑岸田吟香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所設立的樂善堂書藥房中國分店,更直接地反映漢籍在當時中國市場之熱銷現象。據陳捷教授首次發現的《樂善堂書目》中收入的《樂善堂發兌東洋本新舊書籍》統計,該書目所載 644 種和刻本與日人漢文著作中,包括與藥品銷售相關的醫書 122 種,與書畫相關書籍 98 種外,尚有如《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等日本歷史著作,或如《萬國史記》這類由日本人翻譯或撰寫的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等新知識書籍。總地來看,當時數量最多、銷路最廣的,還是與傳統學術有關的經史諸子方面之研究書籍,這種現象與甲午戰爭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社會的關心程度成為極其鮮明的對照。

  最後,陳教授針對當時通過三木佐助販賣至廣東的《東醫寶鑑》版片,如何在國內繼續移轉為例,說明在雕版印刷的時代,書籍不僅限於在製作版片的地點被印刷,更有可能在其他地區被重新印刷之事實。當日本江戶時代刊刻《東醫寶鑑》被販賣到廣東後,不久即被轉賣給上海書坊江左書林刷印銷售,該書當時在中國較為暢銷,後來又曾經出版過光緒三十四年 (1908) 上海掃葉山房鉛印本、清末民國間上海校經山房石印本、民國六年 (1917) 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民國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錦章書局石印本等多種本子。關於這些跨國、跨地域的版片移動,陳教授還指出了它們在翻印的過程中所發生因文化環境不同而造成的問題,其中比較明顯的莫過於由於讀者需求不同,而將原來便於日本讀者理解漢文所附加的訓點、返點等記號從版片上挖除。因為這些原來具有附加價值與閱讀意義的部分,到了中國以後,對於不懂日語的中國讀者來說只是一些沒有意義甚至干擾閱讀的污跡。

  演講末了,陳教授感慨地提到,漢籍文獻的向外流播自古已然,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中,無論是隋唐以來由官方派遣的使者、留學生或宋元時代的僧侶,乃至明清時代前往長崎的民間貿易商船;抑或自東瀛西漸的赴唐日籍僧侶、商人,書籍交流一直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內容。在利用和考察這些曾經跨越地域與國境的書籍時,應當重視這些書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傳佈與接受的歷史過程,才能正確理解其文獻價值以及書籍傳播的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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