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立德教授演講「The Imperial Turn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ese History(帝國的轉向及其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意義)」紀要

 
講題: The Imperial Turn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ese History(帝國的轉向及其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意義)
主講人: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國際事務副教務長、東亞系及歷史系合聘教授)
主持人: 黃進興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時間: 2016 年 5 月 27 日(五)上午 10:00 至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 B1 演講廳
撰寫人: 鹿智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歐立德教授演講「The Imperial Turn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ese History(帝國的轉向及其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意義)」紀要
 

  歐立德教授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是美國重要的清史學者。歐教授於 2016 年 5 月下旬來臺訪問,受邀擔任兩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講座的講者。「帝國的轉向及其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意義」為第二場演講之題目,旨在探討「帝國」概念在中文世界的發展歷程,以及藉此思考中國史研究的新面向。

  歐教授認為所謂的「帝國轉向」(imperial turn) 存有四種類型:其一為自身開始對「帝國」感到興趣,其二為西方人開始將中國視為「帝國」,其三為中國人開始把自己國家視為「帝國」,其四為學者對於「帝國」概念及其歷史過程,開始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上述這四種「帝國轉向」,為本場演講的主要架構。

  歐教授指出大約三、四年前在〈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這篇文章中曾提出傳統中國是否為「帝國」的問題。「帝國」一詞在中國史料文獻中不存在,可說是一個晚出的新詞彙。歷史研究者面對自己的用字遣詞應格外謹慎,詞彙運用看似僅屬基本的技術性問題,仍值得我們思考與關注。傳統中國是否僅因有皇帝 (emperor) 制度,就足以被稱為「帝國」(empire),可能尚存討論空間。

  在眾多中文著作中,20 世紀末葉以前提到「帝國」的書名多為「帝國主義」,近二十年來才漸有轉變,不過一些問題也隨之產生。如果說傳統中國屬於「帝國」,是否代表傳統中國也有「帝國主義」?一些學者為了避免爭議,嘗試以「帝制」取代「帝國」來描述中國歷代王朝體制。歐教授認為細緻地比較各種史實,可說是歷史學家的一大重任。該想法促使他這些年來,不斷思考滿洲帝國、中華民國與當代中國間的關係;而若想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有必要先釐清「帝國」一詞的話語結構與使用情境。

  西方人何時將中國視為「帝國」?透過一些文獻、地圖資料,可知在 17 世紀中期以前,西方人多稱「中國」為王國 (kingdom)。對於明朝了解甚深的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即使知道明朝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仍將中國稱為「王國」或是「王朝」。第一本明確使用「帝國」詞彙描繪中國的著作,為傳教士曾德昭 (Alvaro Semedo, 1585-1658) 於 1642 年出版的 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 èl por los religios de la Compañia de Iesus(《中華帝國及在華耶穌會士的傳教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 17 世紀歐洲各地語言中,「帝國」、「王國」等詞彙的意義不盡相同,研究者應避免直接望文生義。不過自 17 世紀後半期開始,仍可發現西方著作似乎已趨於一致地將中國稱為「帝國」,其中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衛匡國於 1654 年,出版了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韃靼戰紀》)一書,伴隨著該書在歐洲的風行,書中所強調滿洲政權具有「帝國性」的觀點,也逐漸被推廣開來。總之,西方著作對於中國的主流描述,是從「王國」漸漸演變為「帝國」,地圖資料亦提供不少佐證。

  相較於西方世界,「帝國」概念又於何時進入中國並被中國人接受呢?透過中研院的「漢籍電子文獻全文資料庫」,可知 19 世紀以前的中國古籍,幾乎從未出現過「帝國」一詞。傳統史料在描述比「國」大的空間時,多使用「天下」、「九州」與「四海」等概念。不過如同王賡武教授所言,「天下」嚴格來說並非政治話語 (political term),與「帝國」的意涵仍有差異,無法簡單畫上等號。

  許多人指出「帝國」一詞在中國的出現,應是 19 世紀末自日本引進而來,但嚴復在其 1902 年的翻譯作品中,卻將 empire 直接音譯為「英拜爾」。此外根據國立政治大學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不難發現在 19 世紀末期以前,已出現涉及「帝國」詞彙的資料。時間最早者為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的〈論亞非利加列國〉,之後梁廷柟、黃遵憲和宋育仁等人,亦曾在著述中提及「帝國」二字。由此或能說明清末中國人對於「帝國」的理解,可能尚無一定共識,也未必僅受到日本的影響。

  中國人似乎自甲午戰爭後,開始將中國稱為「帝國」。在中、日文版本的馬關條約中,已使用「大清帝國」而非「大清國」作為清朝之國名。馬關條約簽訂後,「大清帝國」一詞很快地席捲中國,除了民間報紙等媒體常出現該詞彙外,國璽、法典與官方公文上也都出現了「大清帝國」字樣。「帝國」概念在當時迅速地被接受,中國人甚至覺得中國自古以來始終為「帝國」。對於中國而言,1895 年至 1911 年是「共和國」得以建立的關鍵時期,不過有意思的是,同一時間「帝國」也正在被形塑。

  第四個帝國轉向為「帝國」應如何被重新看待?可能受到當代政治局勢的影響,「新帝國史」(new imperial history) 為近年來西方史學研究中的重要轉向之一。當人們經歷蘇聯解體、911 恐怖攻擊等事件後,逐漸發現「帝國」和「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間似乎沒有明顯的斷裂,「帝國」未必僅存於昔日,許多研究者因而重新燃起對於「帝國」的興趣。

  研究者今天在面對與理解「帝國」時,受到「帝國轉向」的影響,似乎已有以下幾種新的研究策略。其一,嘗試將「國家」(nation) 與「帝國」(empire) 兩種論述相結合。其二,採取新的研究視角,將重點從「帝國」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擴張等層面,轉移至「帝國」的文化、性別與族群等議題。其三,有別於傳統研究強調的支配/隸屬二元性 (binaries of subjection and dominance) 觀點,「新帝國史」則是預設一種沒有單一歷史動力的「去中心敘述」(de-centered narrative) 模式。其四,有意識地將世界歷史中的各種「帝國」相互比較,探討其內涵之異同。其五,重視「帝國」的非均質性,即所謂「差異之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歐教授最後提醒聽眾,「帝國」並非單純的歷史課題,因為「帝國」其實還在我們面前。

  演講結束後為討論時間,與會者提出不少問題,以下將略舉其要。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張谷銘教授指出,相較於傳統中國於 17 世紀後半期逐漸被歐洲人稱為「帝國」,歐洲諸國則是從 19 世紀開始陸續自稱為「帝國」,我們該如何比較這兩種「帝國」論述?歐教授表示,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帝國」論述,確實不可一概而論。我們應留意歐洲 17 世紀的「帝國」論述,主要受到三十年戰爭與「西發利亞和約」的影響;而 19 世紀的「帝國」論述,則與法國的拿破崙密切相關。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祝平一教授指出,西方人將中國稱為「帝國」,是否起因於他們眼中的滿洲政權,與奧斯曼帝國、蒙兀耳帝國極為相似,均具有「草原民族」的「可汗」傳統?歐教授表示他曾想過這問題,可惜尚無明確資料加以佐證,但推測西方人應是注意到清朝政體中的「複合性」特質,才選擇以「帝國」來稱呼之。

  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陳正國教授指出,當「帝國論述」於晚清大肆流行時,滿、漢群體的接受度分別為何?「帝國」概念較符合誰的「世界觀」?歐教授表示,若從馬關條約的主導者為李鴻章來看,「大清帝國」之名可能已被漢人菁英階層認可。至於滿洲人對於「帝國」概念有何特殊見解,目前受限於資料難以詳盡分析。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教授則補充,馬關條約的簽訂,其實深受西方人的影響,例如李鴻章便曾聘請美國人擔任顧問。「帝國」與「主權國家」的概念,似乎在 19 世紀同時影響了中國。然而這兩種概念所蘊含的一些特質因互有歧異,兩者交織下的實際情形可能比想像中的更為複雜,值得學界繼續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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