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立德教授演講「A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New Qing History(歷史學與政治話語:關於新清史的反省與回應)」紀要

 
講題: A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New Qing History(歷史學與政治話語:關於新清史的反省與回應)
主講人: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教授(哈佛大學國際事務副教務長、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歷史系講座教授)
主持人: 黃進興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時間: 2016 年 5 月 25 日(三)上午 10:00 至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 B1 演講廳
撰寫人: 黃麗君(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人員)
 
歐立德教授演講「A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New Qing History(歷史學與政治話語:關於新清史的反省與回應)」紀要
 

  歐立德教授現為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歷史系講座教授,研究專長為清史,撰有《滿洲之道:八旗制度與晚期帝制中國的族群認同》、《乾隆帝》等作品。其所提出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 論述,在國際漢學與全球史的討論中引發豐富的學術討論。本演講即應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講座之邀,回應並省思「新清史」於歷史研究與政治話語下的諸多討論。

  演講伊始,歐立德教授先廓清了「新清史」的研究要旨:第一,著重清朝統治者的「非漢」身分,強調滿洲/內亞因素的重要性。第二,利用滿洲或其他非漢語言材料,藉以更深入了解清朝。第三,強調歷史學的全球化視角,除將清史視為中國史的一環,也將其置於近世史 (early modern history) 的脈絡中與其他帝國進行比較。

  中文學界最早注意到「新清史」的學者是定宜庄,她曾回顧何炳棣與羅友枝的論戰,並撰文介紹其對清帝國性質的論述。之後,常建華也論及清朝統治如何在民族與國家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但除此之外,研究者對「新清史」的論點卻多採否定態度,批評意見包括:第一,「新清史」強調的滿洲因素側重阿爾泰中心論,把問題談得太極端,以致扭曲歷史敘述。第二,忽略清朝漢化的面向。第三,即便強調使用非漢文字史料,但研究者本身對非漢文史料卻用得不多且漢文史料難道就不重要嗎?第四,「新清史」一點也不新,戰前日本學者在方法論上即與「新清史」有諸多相似之處,顧頡剛、陳寅恪等中國學者,也曾主張把清朝置於全球史的脈絡下討論。

  因此有些學者便對「新清史」論述採保留態度。例如劉文鵬雖肯定「新清史」糾正過去的漢族中心論,卻偏重滿洲主體性,把清史等同於滿族史。又如楊念群認為「新清史」強調邊疆研究,卻未將內亞與中原、江南等地視為共同的歷史發展體,甚至把清朝的武功擴張與殖民主義混為一談。歐立德教授認為上述批評或為對「新清史」學者著述的誤解或斷章取義,或為印象式的論述,如沒有一位被稱為「新清史」的學者曾否定漢族文化在清朝的重要性。然而這些討論中也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例如「大清國」或「中國」的性質,及「清朝」與「中國」的關係。當然,「何為中國」並非新議題,葛兆光在 2014 年出版的專書就有很好的討論,臺灣也有學者潛心於此。另外,歐教授也自認其論點與中國清史學者並不完全對立,他即完全同意黃興濤所說的「康雍乾之後的中國,是被清帝、滿人、漢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認同並加以再造過的中國」。

  初步回應中國清史學者的評述後,歐教授提出一個問題:新清史是中國史學的一次典範轉移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的論點,是從中國本身的角度來探討問題。「新清史」則是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思考「什麼是中國」。雖然典範轉移發生之初,並非總是受到歡迎,但如今許多網路搜索引擎或論壇上均可找到「新清史」的詞條,甚至出現專談新清史與美國清史研究取向的博士論文,或許顯示相關論述已經成熟到某一程度,也代表新一代的研究者對此之關注。

  然而,大約在 2010 年北京舉行「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會議之後,學者對「新清史」的回應開始變得政治化。例如梁展以「潛在的分裂意圖」來看待美國的「新清史」,認為這涉及清代到民國的主權繼承關係。馬戎也指出美國人所談的「新清史」懷抱政治目的及主導學術話語權的用意。2015 年歐教授與定宜庄合寫的〈21 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一文發表後,也遭受不少攻擊。如李治亭以強烈的政治語言批評「新清史」是「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隨之掀起了幾場論戰。對此歐教授打趣地說,批評「新清史」現已成為一種時髦,但許多泛政治化的論述並非探討「新清史」研究內容或史料解讀上的錯誤,而是討論其「背後」指涉的意義。

  歐教授說明,「新清史」之所以注重探討清朝、大清帝國、中國的意義,是基於對過去歷史的重新思考。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現在身為世界強國,歷史經驗將影響其未來的決策。在此他引用了德國歷史學者 Omer Bartov 的話:「當一個強國以它的過去作為決定國策的參考點(或者有如此的姿態),那麼那強國的過去(或者對過去的理解)就要在世界事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是為了反省歷史學家研究過去的目的,乃至對於歷史的理解。許多中國學者從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立場批判新清史,然而歐美學者對中國的認知與中國大陸學者雖不盡相同,但中國歷史是世界的文化遺產,每個人應該都有研究的話語權,歷史研究應憑藉對學術的信念來探討問題。

  演講結束後,與會人士亦熱烈提問。日本神戶大學的王柯教授問道,「新清史」是否突破日本前輩學者的研究範式,又如何藉以理解全球史、中亞史研究與西南的改土歸流政策。歐教授先肯定日本學者的研究貢獻,自己也從不諱言自日本前輩學者中學到了許多,不過他也指出「新清史」學者重視清朝對外交流互動的思路仍與日本學者不同。清朝統治西南與漠北的確採取了不同的政策,而西南民族在清代較少留下自己的記載,是研究較少的原因。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張谷銘教授則好奇,清帝國如何在全球史的脈絡下與其他帝國進行比較。歐教授表示,此類比較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理解帝國 (Empire)」。Empire 讓各種差異性有共存於一個君王治下的可能,大清帝國與當時其他帝國亦多有相似之處,或許可將中國與外在世界連結,了解當時外來人群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史語所研究員陳國棟教授則針對滿文史料在 19 世紀的是否仍然重要、「新清史」著重內陸而對來自海洋的影響著墨較少等面向提問;也指出戰前日本的內亞研究帶有侵略目的,故中國學者不免將兩者聯想在一起,這或許也是新清史在中國如此受爭議的原因。歐教授承認 19 世紀的非漢文史料的確不如盛清時多,但部分議題(如蒙古)仍十分依賴這些資料。我們應用批判精神來看待日本學者的研究,援引其史料、架構值得參考之處,無須基於政治因素而忽略其研究。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文凱教授則比較了華南學派與新清史研究視角的異同,好奇歐教授如何看待華南學派。尤其是清代台灣史可同時放在這兩種框架中來討論,但似乎又呈現出不同結果。歐教授覺得華南學派與新清史的確在視角、方法差異很大,面對不同問題的研究者或可自己選擇喜好或適合的方法入手,他也有學生嘗試結合二者進行研究。

  此外也有研究生問及,新清史如何回應在傳統華夷之辨脈絡下,滿洲皇帝統治中國的問題,新清史日後又有哪些發展方向。歐教授認為華夷之辨是雍正帝非常在意的問題,其對曾靜案的回應便反映滿洲人的危機感,故應設法讀懂《大義覺迷錄》的弦外之音。但無論是清朝的皇帝或官員,都未將自己與傳統中國割裂,大清皇帝固自視為中國的皇帝,卻也不止於此。另外,地方史應是新清史未來發展一個很好的方向,與性別、環境或法制史研究結合,亦有開創新局的可能性。未來新清史的發展或許不再限於一開始所關注的族群、少數統治等問題,而是將這些觀點帶到清史的其他各個不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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