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夏長樸教授

 
撰寫人: 訪談人:蔡長林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撰寫人:簡瑞文(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專訪夏長樸教授
 

  夏長樸教授,臺灣大學特聘教授,文學博士。在臺大任教期間,曾兼任《臺大文史哲學報》總編輯、《臺大中文學報》主編、臺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等職,並曾應邀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高級研究院訪問學者(講座教授)。 研究領域為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國經學史及儒家思想。主要著作為《兩漢儒學研究》、《王安石的經世思想》、《李覯與王安石研究》、《儒家與儒學探究》、《北宋儒學與思想》、《王安石新學探微》與《經學通論》(合著)等,及單篇論文數十篇。近年研究重心放在《四庫全書總目》之相關研究,並已撰寫有關論文近十篇。

  夏教授憶起個人的求學歷程,謙虛地表示:「求學的過程很簡單,和大家差不多。我從進入大學開始,就決定走學術研究這條路,這點倒是很專一。所以一路上來,大學、研究所、博士班,然後運氣也很好,畢業後就留校任教。所以這一輩子,大學、碩士、博士,只念一個學校;工作呢也只有一個學校,一直到退休,都只有這麼一個工作,很單純。」

學術生涯之奠基

  談到研究,夏教授碩士論文是《兩漢儒學研究》,博士論文是《王安石的經世思想》,包括後來 1989 年完成的《李覯與王安石研究》,可以看出夏教授過往的研究重心是放在漢代與宋代的學術研究。為什麼後來會轉往清代發展?夏教授笑道:「其實正好反過來,我最早的興趣就是要做清代學術研究,碩士班一年級修何佑森老師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當時就覺得這是很值得進一步探研的領域。那時臺灣學界從事清代學術研究的人很少,上何老師課的時候,基本上除了讀梁啟超、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還有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之外,再來就是直接讀清人的著作。」夏教授自大學時代即喜讀梁啟超有關學術的論著。梁啟超曾說,清人的文集他最喜歡兩部,一部是全祖望的《鮚埼亭集》,另一部就是《龔定庵文集》。但兩相比較,梁氏又覺得龔定庵的文字華麗,過於講究表面,因而比較喜歡全祖望的集子。由於深受梁啟超的影響,因此研一這一年,夏教授便把全祖望的《鮚埼亭集》從頭到尾紮實地讀了兩遍,同時對於文集裡相關的史料,以及全祖望個人年譜進行整理。由於原先的年譜內容過於簡單,不能具體反映全氏的學術發展,夏教授當時邊讀邊蒐集有關其生平學術的資料,補充了相當多的史料。他原本有意拿去發表,其後因事蹉跎,擱久了之後,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透過讀全祖望的《鮚埼亭集》,夏教授對書中記載的明末清初學者以及南宋學者的學術,產生極大的興趣,認為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區塊。因此在選擇碩士論文題目的時候,就有意研究清代學術。沒想到何教授說,清代學術集傳統學術的大成,要研究清代學術應窮源溯本,從頭做起,不妨考慮從兩漢學術著手。這麼一來,就引導夏教授進入了漢代學術研究的天地。

  夏教授的碩士論文本來規劃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關於漢代儒學大致上的發展,是關於史的問題;第二個部分則是漢儒如何通經致用,論文內列舉了不少實例,具體呈現了漢人通經致用的大致狀況;第三個部分是比較漢儒說經用經和經文本身之間的差異,欲進行經本義與實用義之析辨,這部分比較複雜繁瑣,需要更多的時間與工夫。當時畢業在即,受限於繳交論文的時限,與何教授商量之後,這個部分就暫時擱下,改為上、下兩編。談起這段過程,夏教授說:「撰寫這本論文,我是很用心的。那時候為了完整蒐集相關資料,前四史花了很多的時間,一篇一篇慢慢地細心讀,所以寫出來的都是我讀過的第一手資料。也因為這緣故,這本論文現在看起來雖然簡要,還覺得寫得比較紮實。」

  到了博士班時期,因為博士班入學口試的優異表現,讓主試的屈萬里教授對夏教授印象深刻,何佑森教授對夏教授說:「屈先生很欣賞你,你的博士論文就改請屈先生指導吧!」夏教授也同意了,博一必修的「文史資料討論」表現就更加積極,使得屈教授十分滿意。夏教授回憶說:「當時我去見屈先生,請他指導論文。屈先生回答說:『原本我已不打算收學生了,不過因為你開了口,我就同意收你。』沒想到屈先生答應指導之後一年,就因為癌症往生了。屈先生過世了之後,我再回頭找何老師指導,他沒法再推辭,所以我跟何老師的師生關係是很有趣的。」

  重新回到何教授門下後,當時夏教授已經花了許多時間去準備《白虎通》的研究資料,也初步擬好博士論文的大綱,一俟老師同意,即準備動筆。某天到何教授家裡談論文,意外的是何教授說:「我們先不看這個,你有沒有讀過王安石的文集?」夏教授回答沒讀過。何教授又說:「你去讀一讀,讀了之後再來跟我討論。」讀過《臨川先生文集》之後,夏教授便一頭栽進王安石的世界裡,認為自己想法和王安石有很多契合之處。後來便依何教授的建議,改以王安石作為研究對象,於是轉換論文題目,因而進入宋代的領域。

  接著談到學位論文的寫作方法,夏教授以自身經驗為例,告知學生在蒐集很多資料撰寫學位論文時,用不著把所有東西全塞進去,應擇取最關鍵的,與主題關係最密切的資料,組成論文的主體,架構起整篇論文,再深入探討問題,以解決問題。其他關係不大或離主題稍微遠一些的資料,可以暫時保留,未來用來寫成小論文,若有機會時可修改後在期刊發表。就因為這樣,一個較大的研究題目,可以衍伸出很多論文題目,旁徵博引涉獵較多之後,眼界因之擴展,研究範圍自然就擴大了。夏教授的李覯研究就是一個例子。他研究王安石這個大人物,透過研究王安石而認識李覯這位學者,也藉此機會細讀李覯的著作,成為臺灣研究李覯的第一位學者。

四庫學之研究

  從事宋代學術那麼久,著作也不少,何以又回到清代來?原因在於後來何教授年事已高,決定不再繼續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門課,並指定由夏教授接棒。在接下這門課之前,夏教授已準備了好幾年,不僅再次旁聽何教授的課,花了相當大的功夫進行研究,也涉獵了不少相關資料。此時他發現學界過去研究多偏重在明末清初的部分,大家都喜歡暢談經世致用之說,卻忽略了學術史的重點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學術是發展變化的,清代學術如何由清初講求經世致用轉變成乾嘉重視考據,就是值得探討的問題。過去學界習慣用清廷政治壓迫或顧炎武的影響來解釋轉變原因,答案未免過於簡單,其實是不夠的。學術發展千頭萬緒,如何抽絲剝繭找出變化的關鍵與線索,再提出充分證據加以嚴謹論證,嘗試給予合理的解釋,是需要許多工夫的。為了專注處理這個問題,夏教授暫時放下研究多年的宋代學術,轉而探討清代學術,並將研究重點設定在清代中期,也就是乾嘉時期;同時也把《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四庫總目》)這部具有代表性的官修大書,列為主要的探討對象。

  在此之前,夏教授很早就開始讀《四庫總目》,在他碩士畢業服役的兩年期間,便將全書逐條點讀過。夏教授認為《四庫總目》不單只是《四庫全書》的總目錄而已,從中我們可看出乾隆君臣對於纂修《四庫全書》之主從關係。談到《四庫全書》,一般多以紀昀為總其成的主事者,夏教授卻認為並不如此。就客觀條件看來,一切都由乾隆主導,紀昀只能算是他的執行長。理由在於當時是帝制時期,乾隆又是集所有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皇帝一開口,臣下只能照辦,沒有討論的餘地,所以要說纂修《四庫全書》全是紀昀的想法,是不太可能的。為了確定這樣的假設,夏教授又細讀乾隆詩文集,發現其中有很多修纂《四庫全書》時的相關資料,約有七十多首詩、文,皆與《四庫全書》中所收《永樂大典》輯出的宋人書籍有關。依據這些資料可以看出,乾隆寫成上述詩、文之後,四庫館臣在編修《四庫全書》時,著錄書籍的取捨、《四庫總目》的撰寫與修訂,都受到乾隆見解的影響,有些提要更明文寫出「聖上」的意見如何如何。

  確立乾隆的主導地位之後,夏教授接下來要研究的便是乾隆如何透過《四庫全書》,尤其是《四庫總目》這部書的編纂,來建構一個他理想中以漢學觀點為主的一個學術史。這是夏教授近年來細讀慢嚼,逐漸發展出來的看法。夏教授認為,乾隆的意識型態表現得最明顯在經史子集各部總敘、小敘及提要中,如《四庫全書》的二十則〈凡例〉開宗明義說得很清楚:總敘就是要說明學術的源流,小敘就是具體解釋各學術分類的由來,事實上做的即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作。總敘的部分在「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則放在小敘裡面。若總敘跟小敘說明得還不夠清楚,便補充案語,再結合各條提要的解說,即構成了《四庫全書》展示整體學術觀點的基本架構。

  也因為從事「四庫學」研究的需要,夏教授不得不進行版本目錄等有關文獻的研究。夏教授說自己做學問習慣於從最基本的開始,如果基本的文獻覺得有問題的話,那後面的研究就難以繼續進行。宏偉建築畢竟是需要堅實基礎的。因此在決定進行《四庫總目》研究之時,夏教授先把可蒐集到的有關《四庫總目》的書籍與論文都找來閱讀,他發現過往的研究成果有兩個問題:第一,缺乏新的材料;第二,提不出比較具有創意的見解。最麻煩的問題在於,《四庫總目》其實尚存有許多的編纂稿跟提要稿,還有所謂的殘稿,都存放在各大圖書館的特藏室裡,當珍貴文物保存,不輕易給人參考。大家既然看不到,自然無法使用,缺乏新資料的注入,也就很難產生新的看法。

  夏教授認為這些基本資料如果不弄清楚,有很多問題不能解決。我們現在看到的《四庫總目》版本,足以代表《四庫》的定本的,不是中國大陸最通行的浙本,而是臺灣商務後來影印出版的武英殿本,那是乾隆六十年 (1795) 的十一月才刊刻出版的。夏教授近年來所寫的一些文章都跟文獻資料有關,他認為要做研究就得先從文獻的部分入手。夏教授說:「我本來最討厭談人情、講關係的,可是現在去大陸看資料,為了研究,也不能不低頭,設法運用關係。因為到大陸圖書館找資料,如果不靠關係,你就絕對不要想看到這些東西。我一直覺得,學問的高低不在於你掌握多少別人見不到的資料,而是說同樣的資料,大家都知道也看得到,若是你能讀得出別人看不到的問題,這才是真正的本領。這也是一種於無字句處讀書的工夫。但是若沒有資料,根本無法進行研究,自然談不上解決問題,進而開拓新知了。」也因為如此,透過大陸學者朋友的協助,夏教授才有機會到各大圖書館的特藏室去查資料、看資料,以進行《四庫總目》的編纂研究工作。

  從事《四庫總目》的編纂研究,為什麼要從文獻開始呢?夏教授指出這是因為《四庫總目》的編纂完成,是一步一步階段性的工作,由《分纂稿》而《書前提要》,以至《總目》,每一個編纂階段,都在調整或修正提要文字與內容中原本觀點不一致的部份,進而逐步建構一個以漢學為基礎的學術史。二十多年的編纂與修訂過程中,都圍繞著這個想法在進行。因而進行《四庫總目》的編纂研究,首先得從《分纂稿》開始,因為《分纂稿》是最早的底稿,意見分陳,並不一致;其次就是夏教授在中央國家圖書館發現的一部資料,叫做《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這一部資料約有一千八百多條。這項資料從收進藏書家盧址的抱經樓之後,從來沒有人用過。這部《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書成年代,恰好介於《分纂稿》和《書前提要》之間,因此它一部分保存了《分纂稿》的原貌,一部分則經過修訂了。夏教授說《四庫總目》有一段很漫長的編纂過程,從乾隆三十七年 (1772) 上諭廣徵天下收書,三十八年 (1773) 正式開四庫館,最後到了乾隆五十九年 (1794)、六十年才真正刊刻完成。這二十年的時間都在幹嘛?就是一直不停地抽換修改,使觀點一致,合乎編纂的要求。

  再來就是《書前提要》,而《書前提要》也有很多的問題在裡面。進行研究時,必須依時間先後,先以《書前提要》跟《初次存目》比較,再拿《書前提要》跟《四庫全書薈要》、《武英殿叢書》書前提要比較,因為《四庫全書薈要》提要、《武英殿叢書》書前提要比《書前提要》早。這些都比對過之後,再來才與《四庫總目》的一些稿本比較。《四庫總目》的稿本不只一部,尚存在許多;而這些稿本裡面,有些罕為人知,有些則是過去從沒注意到的。在《四庫總目》的刻本(浙本、殿本)出來之前,其實七部《四庫全書》都曾經收藏過《四庫總目》的抄本。以往沒人注意到有抄本《總目》的存在,最早提出有抄本的是浙江大學古籍所的崔富章教授。夏教授稱讚崔教授工夫深、研究做得很好,可惜受限於比對資料不夠全面,崔教授未能進一步證成「浙本的底本是文瀾閣抄本」這個命題。

  夏教授曾藉著參加會議的機會,去天津圖書館待了四天,看到了該館收藏的文溯閣《總目》抄本,比同一級的文瀾閣抄本要早一些。夏教授說:「原先七閣的《四庫全書》送進閣的時候,另有幾部配套書籍一定要同時跟著進去的,第一部就是《四庫全書考證》,第二部是《四庫全書總目》,第三部是《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而且這三部書一定是擺在《四庫全書》的最前面。所以當時每一閣書入藏的時候,必然會配有一部《四庫總目》。這麼一來就出現一個問題:當時刻本還沒有出來,也就是《四庫總目》還在修訂中,這七部《四庫全書》怎麼可能有《四庫總目》?夏教授說:「這個問題相當合理,沒有刻本,哪來的《四庫全書總目》?我們的運氣很好,1997 年大陸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將《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整理出來,雖然不是全部,但這項資料給研究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能看到的檔案,它都收在那裡了,所以可以一條一條去看、去檢查。這份資料顯示,每一閣的《四庫全書》,入藏該閣的同時,都配有《四庫總目》。」那這個《四庫總目》究竟是什麼?它既不是武英殿本,也不可能是浙本,那是什麼呢?最後的答案就是,另有抄本《四庫總目》的存在。夏教授表示,抄本《四庫總目》可以讓我們對《四庫總目》編纂時的修訂過程看得十分清楚。由於夏教授在天津圖書館看到的是時間較早的文溯閣抄本《四庫總目》原本,當初怎麼去修改,切割、貼上的痕跡,都能清楚看到。未來如果以照相影印出版,這些細節可能就看不到了,這是蠻可惜的事情。不過慶幸的是,有關《四庫總目》的這些相關資料陸陸續續都出來了,最近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已影印出版,它的《總目》中還殘存有部分抄本稿,便於參考。此外,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四庫總目》的殘稿也將會出版。夏教授希望未來北京圖書館、天津圖書館也能夠把他們所藏的資料都整理影印出來,為學者提供更充足的研究資料。

  夏教授還提到:「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乾隆的思想有一個轉變的過程,這是過去很多人沒發現到的。後來知道陳祖武先生也有類似意見。陳先生在北京,我在這邊,我們倆不約而同都找到這個問題。」夏教授認為乾隆的思想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簡單來講,從原來全力支持宋學轉變為全力支持漢學,所以如此,就跟修《四庫全書》有相當程度的關係,這從乾隆的上諭可以觀察出來。乾隆剛即位沒多久,大概五年、六年的時候,因為臣下得定期輪流在經筵為皇帝講經,乾隆發現這些大臣都講漢學,便下了兩次不同的上諭,內容都在強調經學裡面,漢學固然重要,但宋學尤其重要。這兩篇上諭寫得很清楚,這表示說當時的學風已經如此,並非出於皇帝刻意造成,而是學界本身自然形成的。開始編纂《四庫全書》之後,自《永樂大典》輯出的書都得進呈乾隆審閱。在讀這些書的時候,乾隆發現大部分的宋代學者(尤其是道學家),都有「君臣共治天下」的觀念,這讓以「作之君,作之師」自居的皇帝大為不滿,開始對宋代的學者產生反感,因為那碰觸到他最敏感的神經。尤其程頤主張天下安危得依靠丞相的說法,更是批了乾隆的「逆麟」,也因此讓他的想法大大的改觀,逐步離開宋學,最後更翻轉過來,成為不折不扣的漢學支持者。

  夏教授總結自己四庫學的研究成果,初步的結論是《四庫總目》的編寫、編纂,可以說是乾隆君臣有意要建構一個以漢學為中心觀點的中國學術史,這從經部就可以看得出來。由於經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主流,以漢學觀點建構一個經學發展史,無異於重新建構了傳統中國的學術史。乾隆有這樣的野心,雖沒說得這麼具體,但是讀完整部《四庫總目》之後,自然會發現這個推測並非空穴來風,其實是有跡可尋的。整個《四庫總目》的編纂與修改過程,大致是朝著這個趨向進行,《四庫總目》的二十則〈凡例〉,已經具體透露出這個訊息了。

對學術研究後繼者之建議

  最後,夏教授期勉從事學術研究者要有興趣與熱忱,認為人若有興趣,再枯燥的東西也會覺得津津有味。夏教授更認為從事學術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絕對不能在意現實的利害得失。走學術研究這條路,基本上來講,就是想知道「為什麼」?因為我們知道人類知識的開展就是從懷疑、從問「為什麼」開始的。不過夏教授也提到,從事學術研究在問「為什麼」之前,還有更重要的是必須要知道「是什麼」,它「是什麼」?但是我們現在很多做學術研究的人,都忘了先弄清楚「是什麼」就去問「為什麼」了。所謂「是什麼」,指的是我們從事研究,得先把資料的本身、研究的對象弄清楚,它是什麼?然後再去討論為什麼,進而發展出你自己的看法,完成自己的觀點。但是現在某些人常常跑得太快,因而漏掉了最基礎的部分;基礎不穩,所下的工夫都是枉然。這也是夏教授一再提及的,從事學術研究要由基礎開始。從最基礎的文獻開始,將根本的幾個問題弄清楚了,後面的研究做起來才會紮實。如果偷工減料,省略了這項工作,即使做出來的成果再有創意、再輝煌,基礎不穩的話,還是禁不起嚴格的檢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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