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富三教授演講「林朝棟如何發展霧峰林家的樟腦業？」紀要

　　黃富三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其研究領域為家族史、臺灣社會經濟史。黃教授近年投注相當多的心力解讀霧峰林家林朝棟 (1851-1904) 文書，[1] 並運用林朝棟文書撰寫《霧峰林家之復興》，討論林朝棟、林文欽等人在清末至日治初期間，走出林文察 (1828-1864) 戰死沙場、林文明 (1833-1870) 正法案的陰霾，重振家運的過程。[2] 此次演講主要報告《霧峰林家之復興》中討論林朝棟發展樟腦事業的篇章。

　　黃教授首先指出，過去關於霧峰林家經營樟腦業的研究相當多，但受限於史料，大多討論得不夠具體，對於發展脈絡的理解也不是很明確，甚至輾轉抄襲，以致真偽難辨。在整理、解讀林朝棟文書的過程之中，黃教授發現許多關於林朝棟經營樟腦業的書信，雖然不少書信日期不全或全缺、收發者不明，但經過考訂、比對，他認為信函產生的可能年代，主要是在林朝棟北上平定大嵙崁之役時，即光緒十七年 (1891) 年底至光緒十八年 (1892) 九月，據此推敲出大致的時間順序，變成可用的參考資料。[3] 這批書信蘊含的訊息相當豐富，此一報告是黃教授運用這些書信與既有的史料，重建林朝棟在清末投入開山撫番後，發展樟腦業的過程；並試圖解決先行研究無法解決的問題，像是合作對象、資金、銷路、生產組織等。

　　出身霧峰林家下厝的林朝棟，在參與中法戰爭 (1883-1885) 後，與劉銘傳 (1836-1896) 關係良好，進而協助劉銘傳推動開山撫番事業。在 1886 至 1890 年官辦樟腦期間，他負責查緝私營樟腦，並可能曾經得到部分樟腦專賣權；1891 年開放民營之後，仍繼續負責監督樟腦產銷秩序，甚至與德國公泰洋行 (Butler & Co.) 合作出口樟腦、直接投資經營樟腦事業。[4] 林朝棟在經營樟腦上，深深受益於制度上的優勢，但到底其規模多大？如何經營？有誰參與？在林朝棟文書發現之前實無從得知。

　　從林朝棟文書來看，林朝棟為了經營樟腦事業，在資金和生產組織上，都投注了相當大的心力。他選定腦區之後，與各地的腦商（腦棧）合作，由腦商招募腦長、腦丁，在山區提煉樟腦。與其合作的腦商，勢力遍及現在的苗栗、臺中、南投山區，組織與規模都相當龐大。為了維持樟腦事業的營運，他邀集了來自官方、洋行、地方腦商與家族的資金，挹注於生產樟腦的各種成本，包括設備、人事、運輸、租稅，甚至還有山區腦棧治安。這些成本所費不貲，因此在文書上常常可以看到腦商周轉不靈，寫信向林朝棟或幕僚求助的狀況。

　　黃教授也提到，在林朝棟的樟腦事業中，德籍的公泰洋行雖然在銷售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過去大家僅能從某些資料間接得知片段的資訊，很難知道具體的合作狀況。現在從林朝棟文書中，就可以看到售價、合作時間、資金流動、兩方的競合關係，是相當珍貴的資訊，彌補以往的缺漏。

　　黃教授最後談論樟腦事業對當時臺灣與林家的意義。首先，他認為林朝棟的樟腦事業跟開山撫番有很大的關係；如果不是開山撫番，清末臺灣的茶葉、樟腦事業很難發展。其次，林朝棟的「棟軍」保證了開山撫番的成功，因棟軍多為土勇，主要為客家、熟番，熟悉山區地形、人脈，才能穩住中部山區的秩序，並順利在大嵙崁之役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與談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長期研究霧峰林家，首先肯定黃富三教授解讀林朝棟文書的努力，並給予許多意見與建議。她好奇林家經營樟腦業到底在整個家族事業中獲利多少？占所有收入多少比重？官方是否入股？樟腦在當時的價格、重量單位為何？以及林家、幕僚、其他腦商之間的關係。許教授認為這些是文章中應該先釐清的部分。

　　許教授也提到，這篇文章有幾個部分日後可以再延伸討論，像是樟腦從臺灣出口以後，在國際上的通路如何？這是過去很少討論的。其次，林家與棟軍之間的關係相當類似施琅與班兵，施家在彰化、林家在霧峰地方上的勢力，與這兩股軍事力量息息相關。另外，從清代到日治時期林獻堂日記、中部文人詩文，其實蘊含很多霧峰林家家族人際網絡的相關訊息，可以協助釐清林家與一些腦商的關係、腦商本身的社會地位與背景等問題。

　　演講結束之後，現場與會來賓討論相當踴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文凱教授指出，開山撫番到底對開採樟腦有沒有幫助？值得商榷。有些史料和林聖蓉的論文都提到，樟腦的開採其實也相當依賴「和番」的方式。[5] 所以，開山撫番是否真的有助樟腦穩定生產，可能還需要更多證據證明。而且晚清生產茶葉的區域也大多不在開山撫番的範圍之內，開山撫番到底對當時的臺灣經濟有多大正面效益，應該重新評估。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曾品滄教授曾經參與解讀文書，他推敲資金流動，認為從許多跡象看來，資金取得應該是經營上最大的困難。文書中也時常看到林朝棟的幕僚為了資金周轉叫苦不迭，而且公泰洋行在這個合作關係上其實占了很有利的位置，他們手上的「押櫃銀」常常是林家資金是否能順利周轉的關鍵。如果能夠好好釐清資金的來源、流向，就可以了解林家經營樟腦的困難是什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洪麗完教授則相當好奇林家參與開山撫番跟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以及採樟所帶來的人群移動。舉例來說，客家人、閩南人因為採樟、棟軍而進入山區；還有埔里、國姓等地，就有一群客家人因為採樟而移居至此，對當地的族群分布、人文地景造成很大的影響。此外，洪教授也認同林文凱教授重新評估開山撫番效益的看法。以埔里為例，開山撫番對原住民造成很大的衝擊，從清代宮中檔奏摺和《日日新報》都可以看到開山撫番後不斷發生獵首潮的狀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鍾淑敏教授與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李佩蓁都很關心臺灣樟腦的銷路，以及在當時國際市場的位置，特別是與日本之間的競爭關係，以及出口到香港以後的銷售通路。目前有些貿易資料在香港已經開放查閱，也許日後可加以蒐集，進一步釐清臺灣樟腦在國際上的銷售通路。最

　　最後，黃教授感謝大家的指正，限於時間，無法一一回應，不久當撰出一文刊出，請各界賜教。他並希望大家多利用這批解讀出版的文書，重建清代臺灣史。

^[1]關於黃富三教授研究霧峰林家家族史的緣起與過程，可以參考許雅玲，〈專訪黃富三教授〉，《明清研究通訊》33 期 (2012 年 10 月)。
^[2]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 (1861-1885)》（臺北：自立晚報，1992）。
^[3]這批文書已於 2013 年起陸續由國史館出版，參見：黃富三等解讀，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編輯，《霧峰林家文書集：墾務、腦務、林務》（臺北：國史館，2013）；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編輯，《霧峰林家文書集：棟軍相關收支單》（臺北：國史館，2014）；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編輯，《霧峰林家文書集：棟軍等相關信函》（臺北：國史館，2014）。
^[4]鄭喜夫，《林朝棟傳》（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79），頁 901；蔡懋堂，〈鹿港綠香居主人自述〉，《臺灣風物》30 卷 2 期 (1980 年 6 月)，頁 93-94。
^[5]林文凱，〈晚清臺灣開山撫番事業新探：兼論十九世紀臺灣史的延續與轉型〉，《漢學研究》32卷 2 期 (2014)，頁 139-174；林聖蓉，〈從番界政策看臺中東勢的拓墾與族群互動 (1761-1901)〉（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