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毓芝教授演講「自然調查與帝國瑞徵：從《瑞樹圖》製作看乾隆對於「圖」的論述」紀要

　　賴毓芝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研究領域為視覺文化史、清代宮廷藝術。近年來集中探討中歐圖像交流的議題，尤其關注清代宮廷圖譜的製作過程中，耶穌會士帶來的博物學知識如何被吸納、調整與運用。本次演講即在這樣的研究脈絡中，進一步觀察當面臨文獻與現實落差的狀況下，乾隆皇帝如何透過圖像調和此一緊張關係。

　　長白山為滿族的根源、清朝的聖山，生長於此山的異樹自然被拿來與清朝國運相提並論。乾隆皇帝的御製詩集中就有兩首與瑞樹相關的題詠，分別是乾隆十七年 (1752) 的〈瑞樹歌〉以及乾隆十九年 (1754) 的永陵〈神樹賦〉。後者目前不見圖繪流傳，但是前者有幾件作品傳世，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現館藏的兩套〈瑞樹圖冊〉與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的〈瑞樹圖軸〉，本場演講即以這三件現存的清宮瑞樹圖為核心展開討論。賴教授一方面重建此圖的製作過程，以及說明其與滿族根源的關係；另一方面試圖以此例說明乾隆皇帝的圖像製作在中國祥瑞傳統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藉由北京故宮藏兩冊〈瑞樹圖冊〉中附葉所錄二等侍衛巴思哈奏摺的內容，賴教授追索出乾隆皇帝下令至長白山調查瑞樹的故事。據傳此瑞樹「聳身三丈五尺餘，七分去二其合圍，上分十又二大枝」，同時生長有八種樹葉於其上。此一調查應於乾隆十五年 (1750) 進行，由巴思哈主其事，包括畫院待詔王幼學以及隨行人員等，一共三十七人同行。而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也藏有四件與此事件相關的滿文檔案，對於釐清此一訪瑞樹行程的過程提供更細緻的紀錄。綜合這些資料，關於此趟訪瑞樹之旅的人員、旅程路線計畫與時間估算、所需裝備物資等，都能得到具體的認識。巴思哈實地走訪而得的調查資料，成為乾隆皇帝撰寫〈瑞樹歌〉的重要基本資訊，詩歌中呈現對瑞樹的具體、量化的描繪，皆來自於巴思哈的調查成果。巴思哈於此趟任務途中病故，可想見這趟旅途之艱難。

　　透過《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的記載，賴教授找到兩條與瑞樹圖製作有關的紀錄，分別錄於乾隆十七年〈裱作〉、〈記事錄〉，可與現存的作品相互對照。從紀年與文獻資料推測，王幼學調查歸來 (1750) 便繪製了〈瑞樹圖軸〉，而〈瑞樹圖冊〉的製作時間較晚。值得注意的是，兩冊〈瑞樹圖冊〉，一冊為余省所繪，另一冊作者為余省、王幼學，在此冊中除了圖繪，更嵌裝瑞樹八種樹葉與果實作為標本。由於兩套圖冊的內容與構圖幾乎完全對應，推估余省應該參考了王幼學的稿本以及實物標本，摹繪了圖繪本的〈瑞樹圖冊〉。

　　從乾隆皇帝如此大費周章的進行調查以及製作瑞樹圖相關圖像，賴教授試著從中國政治中的祥瑞角度，來討論乾隆皇帝的作為。在傳統的儒家政治中，祥瑞為政治文化中重要的一環，祥瑞的出現被視為上天對於皇帝作為與政策的肯定，因此祥瑞的真偽便攸關此一認可的有效性。歷代對於祥瑞現象的認定一直存在著各種討論，不過基本特色為：此一現象或者物件必須是罕見的，同時必須對此一現象的存在提出具說服力的證據。在此一祥瑞的運作中，十分仰賴由官員上報的文字記述，儘管宋徽宗時期曾有過以圖像為主，但只是曇花一現，多數時候圖像只是以補充說明的插圖角色存在。

　　賴教授以郎世寧於雍正朝所繪製的〈瑞穀圖〉為例指出，至此時，以西洋折衷風格所表現出可觸知的「圖像中的真實」，成為認定祥瑞的要素；而乾隆皇帝在祥瑞一事上又顯示出更多的主動權，例如主動派官員與畫家至長白山調查並採集標本。觀察〈瑞樹圖冊〉的繪製，在瑞樹全圖的部分雖仍採取中國傳統的結構與皴法表現，但是在描繪局部圖時，採取的是接近西洋水彩畫法的沒骨風格，而且色墨的暈染與光線向背關係密切，與十六世紀以來歐洲的植物學風格相近，同時嵌貼實物標本的做法，顯然也與此植物學傳統有關。

　　賴教授認為在同一〈瑞樹圖冊〉中，全圖與局部圖分採兩種不同的圖繪傳統製作，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並試圖從乾隆皇帝對於這樣中西兩種畫法的態度予以解釋。西洋風格的特色在於「形似」，而中國傳統風格在於「格」。所謂「格」放在中國繪畫的傳統來說，指的是文人畫的傳統。余省以中國傳統風格描繪瑞樹全圖，顯示一種文化性傳承，對應了祥瑞的歷史性追求，也就是「文獻中的真實」；而在瑞樹局部的部分採取歐洲植物學系統的概念與西法繪製，則是「現實的真實」之展現。就乾隆皇帝與〈瑞樹圖〉的例子來看，可見此時圖繪在祥瑞系統中扮演的重要性提高，但是其意義不在於「圖繪」本身，更重要的是透過兩種風格的運用，看到乾隆皇帝對繪製祥瑞背後意義的嚴肅思考。

　　演講結束後的討論時間中，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賴惠敏教授指出，乾隆皇帝在祥瑞一事上對長白山瑞樹的關注，從清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可以關聯到對於滿清政權統治屬性的議題。賴惠敏教授認為，乾隆皇帝在此一瑞樹事件上，似乎刻意以長白山的物產作為詮釋漢族文化中祥瑞傳統的對象，而賴毓芝教授所揭露的乾隆皇帝統治策略，與一般印象中認為乾隆皇帝較強調滿族本位、滿族復興的看法相近，或許可以進一步從這個角度考慮瑞樹圖製作的意義。

　　此外，文獻與圖像作為證據時的效度問題，也引發在場學者關注。就理解「真實」來說，要如何說明圖像的重要性、乃至必要性？倘若文字記載已經能達到可信的目的，圖像能夠發揮的作用為何？賴教授對於瑞樹圖中西畫法揭示意義的詮釋，會不會是一種需求或者巧合，例如採取比較正統派的風格，可能是為了達到速寫的作用與需求？賴教授回應表示，倘若是基於速寫需求，應該不會在同一件作品上使用兩種截然不同的繪畫風格，儘管從今日角度來看，清宮中郎世寧引入的「西洋畫法」並不符合所謂的「真實」，然而在當時此種風格已經被認可達到十分擬真的效果；況且，繪製圖冊的畫家也具備以此種風格作畫的能力，故這種中西風格並存的現象是有意為之的可能性較高。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巫仁恕教授認為，關於瑞樹圖像揭示的意義，應該可以從乾隆皇帝一系列對此祥瑞現象「儀式性」的作為來理解，這些作為如派遣官員前去長白山探查、採集證據、並對此事加以論述、製作詩歌與圖冊等，這一系列作為可以說為圖像塑造了合法性。

　　賴教授從圖像製作的角度，探討帝國如何調和中西新舊知識，擴大了跨文化交流的研究視角。本場演講引發現場學者的興趣與熱烈討論，座中觀點也可供未來繼續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