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教授演講 「再論明代向上社會流動」紀要

 
講題: 再論明代向上社會流動
主講人: 徐泓教授(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終身講座教授)
主持人: 黃進興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時間: 2014 年 4 月 1 日(二)上午 10:00 至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館五樓會議室
撰寫人: 張繼瑩(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徐泓教授演講 「再論明代向上社會流動」紀要
 

  徐泓教授為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以《明代的鹽法》獲得國家文學博士。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藝術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香港科技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創設學部部長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署理院長,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創所所長及系主任、教務長及代理校長。長期從事明清社會史、經濟史、城市史的研究與教學。

  徐教授近年來完成了兩部重要作品:一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明代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另一則是譯註何炳棣院士的經典著作《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年)。前者是徐教授在教學與研究過程中對史學流變的觀察與體會;後者則是對其自身研究與學界影響甚鉅的啟蒙書籍。

  《明清社會史論》於1962 年出版,至今已經過了半世紀,當時何院士未能得見的資料如今也紛紛出版。徐教授於譯註過程中深覺有必要對新公布的資料進行再分析,用以檢驗何院士設計的論題與操作方法,並探討近來質疑何院士的論述。因此,從基礎史料的處理開始,進行「再論明代向上社會流動」的研究。今日,徐教授受邀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此一研究成果。

  徐教授首先闡述《明清社會史論》的主要貢獻。透過分析明清進士登科錄及會試、鄉試同年齒錄,得出社會向上流動的趨勢為:明代平民出身的進士約有 50%,至清代減為 37.2%;反觀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的進士,從明代的 50%,升至清代的 62.8%,可見平民向上流動的機會降低。特別是清代後期,大行捐納制度,導致富與貴緊密結合,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除了科舉制度促成的流動之外,何院士也分析了透過其他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管道所造成的向下流動、水平流動以及區域差異等問題,全面討論了明清社會階層的變化。

  簡短討論《明清社會史論》以及介紹近年學界質疑何院士的論點後,徐教授採取實證的方法對何院士的研究進行檢驗。首先,何院士受限於當時資料公布的情況,使用的明代進士登科錄只有 22 科次,且各朝分布不均。如今,大陸各大圖書館和藏書樓紛紛開放,且出版科舉史史料(以天一閣藏書樓和北京國家圖書館最為豐富),讓徐教授能夠使用高達 57 科次的明代進士登科錄,作為本研究的基礎數據。不但資料量多出原先樣本的三倍之多,且分布平均,明代的每一朝都有可靠的數據。這些新的數據不但可以檢驗明代「官場對有才能人士開放」的傳統說法,而且可以從寒微子弟向上流動到社會高層的機率,釐清明代社會的穩定性及其變遷。

  在方法上,樣本的取樣與分類基本依循何院士的設計,向上流動仍以進士為階層流動的頂端;個人出身同樣以「三代履歷」作為判斷標準。登科錄中記載的「三代履歷」,在明代社會中是最能反映進士本人在「登科當下」的家庭狀況。另外,為了更嚴謹分析大量新增的進士出身數據,在使用何院士的方法時也對進士出身數據進行篩選,分類的方式也進行部分微調。

  徐教授以數個實例說明分類屬性的微調過程,例如過去何院士沒有考慮「封贈銜」及「榮譽銜」的因素,新的統計都重新加以考慮,這使得平民的定義(A 類)更為嚴謹。其次,何院士忽略了登科錄中記載了兄弟的官銜、母親以及妻子受封、追贈品級的意義,在新的統計分析中都特別註明這些狀況,歸類於 C(三代中有一人擁有低於三品官銜的家庭)、D 類(三代中有一人擁有三品以上官銜的家庭)。最後,何院士未注意的散官、佐雜官、吏職、軍職銜等職銜,徐教授也特別詳細地分類在 C、D 類。

  在新調整的屬性分類標準下,統計的結果發現:明朝初期的樣本數量比較少,且因明初官員缺乏,所以父祖輩有任官記錄者偏少。此時期 A 類(出身平民)較多,在 55% 到 60% 以上。成化年間以後開始下降,正德至嘉靖年間降至 47%,隆慶以後更降至 42%。明代中期以後的人口量大增,相對比例來說,A 類與 B 類(生員家庭)的進士,競爭應該更為激烈。

  C 類出身在成化初年以前總在 33%-35% 上下擺動,其後升至 42% 以上,而且呈增長趨勢,多在 50% 左右。D 類出身在各朝的比率相對穩定,大約是在 5% 左右;到成化年間之前,也就是明代中期以前,一般在 3% 左右,其後便升至 5% 以上。可見三品以上的官員子孫,似乎能夠一直維持有相當水準的教育和經濟環境。 對照何院士的結論,徐教授指出從明代的趨勢變化是:A+B 類(平民家庭出身)的比率從七成五跌至四成五,而代表官員家庭出身的 C+D 類,則從二成四提高到五成三;兩者在明代的平均值則是五成六比四成四,證實何院士的看法,平民往科舉的階梯爬升時,遭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與阻礙。然而,新的計算結果,明代平民出身的進士為 56%,官員以上出身為 44%,可見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占了整體官員的一半以上,同時證實明朝「官場對有才能人士開放」的傳統說法。

  另外,從平民家庭出身與官員家庭出身的進士統計數據得知:約從明中期弘治年間開始出現交叉,此時 C 類(廣義的官僚群體)比率大幅上昇,似乎與明代中後期的社會發展脈絡相暗合。大概隨著社會經濟發達,貧富不均造成富者更有機會在科舉考試上成功。但不管如何,總有一半的機會是提供給平民的。最後,徐教授以《明神宗實錄》中禮部官員之言作總結:「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寒素之家。」

  徐教授使用 57 個科次的新出登科資料,提取有效樣本 15,528 件(多於何院士的 22 科 6,228 件),運用其對明清制度的嫻熟知識,以及明清社會變遷面貌的理解,調整分類屬性,使何院士原先的分類更為嚴謹。重新計算所得,與何院士結論的趨勢一致,顯示何院士的方法在解釋問題的有效程度上,並沒有因為資料不齊全而產生偏差。另一方面,長年關注社會風氣與變遷的徐教授也敏銳地指出,科舉制度的開放性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逐漸封閉,令聽者理解到制度史與社會史密不可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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