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仁恕教授演講「從明人尺牘來看消費文化」紀要

 
講題: 從明人尺牘來看消費文化
主講人: 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 2013 年 7 月 20日(六)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國家圖書館一樓簡報室
撰寫人: 吳景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巫仁恕教授演講「從明人尺牘來看消費文化」紀要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近日出版《明人名賢尺牘集》,收集許多明代文人的尺牘作品,該基金會同時將這些作品的原件展示於國家圖書館展覽室,並與國家圖書館合作舉辦「明代風華系列講座」。本場次邀請巫仁恕教授主講「從明人尺牘來看消費文化」,將「明人尺牘」與其近年來所關注的「消費文化」做一結合分享。

  演講初始,巫教授即指出過去明清史的研究多著重在生產關係與市場流通的問題,卻忽略了消費面向。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視之,商品從生產、流通,最後到了消費者手中,消費行為與消費動機牽涉到的不僅是消費者的理性抉擇,其背後代表的是一個更為複雜的消費文化。晚明不同於宋元在消費上多關注於民生日用品,而是出現了不少奢侈品的消費,且晚明消費的規模遠比宋元時代大得多,此皆反映出晚明社會經濟與文化蓬勃發展的實況。從錢謙益《牧齋初學集》的〈瞿少潛哀辭〉便可看到士大夫階層的「炫耀式消費」(即非再生產的消費)僅是為了展現個人身分,包括休閒消費與物質消費。接著,巫教授透過明代文人之間的尺牘,從旅遊、購物、人際交往等角度,討論其所反映的消費文化。

  在旅遊方面,從宋如琮的書信中,可看出作者對於旅遊的保守態度,但有這樣想法的人在當時屬於少數。大部分則如孫植一般,正視旅遊的功能,鼓勵赴南京應考的兒子乘機遊歷南京名勝,並與士人交際,如此有助於文學與學術的創作。當時的旅遊可分為壯遊與淺遊兩種型態,士大夫的壯遊可從馮恩給友人的書信中看出,其友進行著長距離的旅行。從李日華的日記也可看到他出外旅遊的頻率,短距離約兩週一次,長距離一年約有二到四次。士大夫旅遊的過程常有攜子旅遊的情況,可藉此四處訪友,建立人脈,培養文化,增廣見聞,此舉類似十八世紀英國紳士的大旅遊 (grand tour)。旅遊地點除了名山大澤之外,孔尚任認為有「五大都會」是士大夫必遊之地,包括北京、南京、揚州、蘇州、杭州,這些都是士大夫聚集之處,提供士人建立社交關係的最佳機會,這與前引孫植所言有異曲同工之意。

  除了旅遊之外,士大夫的文物消費亦是一大重點。項德新在書信中提及花費二十兩白銀購買名畫的過程。李日華則在日記中抱怨文物的商品化,認為古董被商人操作,有損斯文,但他自己仍然趨之若鶩。從〈吳尚賢分家簿〉可看到古董價格約廿多兩,畫作小則二、三兩,大則十兩,這樣的價錢比起日用品高出許多。而從朱彝尊的〈析產券〉,可觀察到其個人田產、房產分布的情況,若由此估算,朱彝尊的家產具有相當規模,對於一個士大夫而言,有此家產足以購買昂貴的古董。另外,殷岳在書信中委託友人前往某城市時代購上好羢襪,可見士大夫購買上等貨並不手軟。士大夫的購物資訊來自於日用類書、路程書、商業書,這類書籍可讓士大夫了解各地特產,以便在旅遊時或託友人外出時採購。巫教授特別指出士大夫的某些消費行為帶有男性特質。過去英國史學者已經注意到消費購物與男性氣質的塑造息息相關,而中國亦有類似的現象。士人在旅遊時多帶妓女,而不帶女眷,如宋珏於書信中提到士大夫聚會「需多妓女,不必名妓」,這樣的行為不會被認為不檢點,反而是文人風雅的展現,亦是男性氣質的表徵。此外,士大夫購置古董也是具有男性特質的消費行為。

  尺牘中也多記載士大夫之間贈送的禮物,如張袞與顧起元在書信中提到與友人往來的禮物有墨、硯、筆等文房四寶;申時行在寫給長輩的書信中提到附上奇扇與雲刀各一把的情況;文震亨、姜垓、宋曹亦在書信中提到饋贈香、銀盃、布匹等物。從士大夫間禮物的饋贈行為還可看出其社群認同的情況,如李日華便在其尺牘中提到,即使是毫無價值的石頭,仍可以是社群認同的一種象徵物。尺牘中亦可看到舶來品,如黃宗羲書信中提到眼鏡一詞。雖然過去從乾隆與馬戛爾尼的對談留下中國人輕視洋貨的刻板印象,但事實上晚明以來舶來品不少,如《南都繁會圖》與明代《清明上河圖》都可目睹眼鏡的佩戴與買賣。

  士大夫交往範圍已不限於己身社群,從徐渭、袁宗道、查繼伸的書信,可看到他們與筆店業主、畫師、工匠等交往的情況;又如夏允彝透過書信向人推薦並宣傳筆商朱際昌,反映著士大夫透過書信為工匠、商人宣傳。其實明清已有不少士大夫藉由寫賦、銘、詩歌、傳記等詩文宣揚工匠的技藝超群,如此有助於打開工匠的知名度。這也說明了工匠技藝者需要得到士大夫的提攜與宣傳,名聲才得以流傳,所以士大夫的文字記載可以被視為一種宣傳手法。

  最後,巫教授指出尺牘不僅是文學小品,同時包含了非常豐富的文化內容。尺牘內容在明朝前期多為嚴肅話題,中後期的尺牘內容則更多元化,從中可反映出士大夫的人際關係、社會網絡、文化活動與消費文化等現象差異。

  講演結束後,與會學者提問熱列。有學者問及晚明休閒消費固然興盛,但現代消費情況也是如此,應如何比較?巫教授認為,傳統中國工時與現代不同,傳統的鄉村配合農閒休耕,此時以舉辦節慶與廟會為主,而傳統的城市因從事工商業的人口較多,即便無法配合農閒時間,但同樣可配合休閒時間,而有慶祝行業神誕辰的賽會。古今之間固然有其相同延續之處,但因工時觀念不同自然產生差異,特別是現代工時的星期制度傳入,一般人的休閒活動也隨之改變。接著,有學者提到,宦官、道士與士大夫關係密切,文人如何看待宦官與道士的作品?巫教授認為,宦官養成過程受到嚴格教育,具有一定水準的學識,地方鎮守的宦官亦與文人有著微妙的關係,士大夫對地方鎮守太監也有著兩極化的印象。如蘇州玄妙觀的道士透過祈雨與地方產生關係,與士人關係密切,但目前仍無法看到道教文化對士大夫的消費文化有何影響,較明顯的是許多道教聖地,所謂的「福地洞天」,確實成為文人旅遊的景點。最後,有學者提問為何旅遊文人多攜妓女不攜女眷,而英國則有仕女出遊的現象?巫教授認為,明代女眷在有男眷相伴下雖可外出旅遊,但非普遍現象,此處差異應在於中西對於性別觀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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