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互動與文化書寫——漢人在邊疆」學術研討會報導

 
主辦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少數民族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
網址連結: http://hc.nccu.edu.tw/public/preview.php?main=3&mseq=003&sub=24&ssub=43&id=1185
時間: 2013 年 6 月 20 日(四)上午 9:30 至下午 6:30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江妤(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碩士班)
 
「民族互動與文化書寫——漢人在邊疆」學術研討會報導
 

  「民族互動與文化書寫——漢人在邊疆」學術研討會,就「19 至 20 世紀的漢人官吏或人員如何規劃執行民族相關工作、與當地民族互動以及如何看待並記錄當地民族文化與日常生活」之主題展開研討。除團隊成員外,亦邀請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蕭金松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連瑞枝副教授,以及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甘德星副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吸引眾多同好參與討論、分享。

  李信成教授〈清代邊區設治與原住民保護——以楊廷理創始臺灣噶瑪蘭廳為例〉一文,由台灣知府楊廷理出發,指出楊氏為了因應臺灣當時不可阻擋的閩粵移民潮,以及「生番」、「熟番」,甚至是海盜的威脅,設置噶瑪蘭廳便成為其首要工作。由楊廷理主張創設噶瑪蘭廳之過程,除了可以看出楊廷理的政治野心,更得以窺知當時臺灣東北部複雜的族群關係。

  林士鉉教授〈高士奇扈從東巡及其東北見聞〉一文,探討跟隨康熙第二次東巡的文學侍從高士奇所撰寫的《扈從東巡日錄》,由之探得清廷的「東巡」不僅是傳統,更是落實族群領域政策的表現;這也讓「東北」之於朝廷的地位有別於當時中國所謂「邊疆」的其他地區。

  陳又新教授〈清代駐藏幫辦大臣鍾方對西藏的認識〉一文指出:清代前期著重邊防,並採取民族隔離政策,派駐西藏的官員多是滿族八旗軍旅出身,直至清代後期始有漢軍旗背景之鍾方出任駐藏幫派大臣。然而,清廷縱使在揀選官員的政策上有所突破,從鍾方的紀錄中仍可明顯看出,清朝官員視西藏為邊鄙蠻荒之地,此正反映了當時駐藏官員之心態與行止。

  張廣達院士〈陶模陶保廉父子在新疆〉一文,用豐富的史料貼切地呈現陶模擔任新疆巡撫時,面對當地多年戰亂與列強割據而紊亂的局勢,其敢於改革的見識。而漢軍鑲黃旗出身的趙廷臣,面對貴州眾多的族群,雖同為「蠻彞」,仍觀察到不同民族間有其異質性,並主張用儒家禮義「教化」他們。陳熙遠教授於〈入主鬼方——趙廷臣 (1618-1669) 與清初貴州的經略〉一文中,認為此種表現是較為積極的管理方式。

  同樣是與異國交界的雲南、廣西,則有士大夫姚文棟、尹明德與才學洋溢的趙翼記載了邊疆民族的政治處境。張振陽先生〈劃界糾紛中的少數民族地位——以姚文棟、尹明德調查報告為例〉與高雅寧教授〈趙翼詩文中的鎮安府風土民情與「少數民族」治理〉,同樣討論到位處國境交界的邊疆設有的「土司」。滇緬交界的「土司」在中央控制力下降時,很容易受到外國的威脅、利誘而有所搖擺,造成邊區政情不穩定。但在趙翼的詩文記載中,反而認為「土司制度」施行有年,少數民族的管理不是問題,胡作非為的貪官污吏才是癥結所在。

  吳啟訥教授〈在漢滿蒙回藏之間——楊應琚的政治生涯〉一文指出,楊應琚出生顯赫的政治世家,投入處理邊疆事務長達三十六年,他一生經歷過的征戰反映了當時清廷面臨世界變局中的成功與困境。

  陳又新教授〈歐陽無畏與西藏〉一文,肯定歐陽無畏以一漢人身分,落髮出家,並全心全意投入西藏事務;同時結合當代問題的討論,希望由歐陽無畏的生平得以做為當今中國處理西藏事務、民族問題或研究藏學的參考或啟示。

  藍美華教授〈陳籙眼中的蒙古〉一文,將書寫視角轉到陳籙本身,以其參與簽訂中俄蒙 1915 年「恰克圖條約」為起點,說明了由漢人官員日記裡所呈現的蒙古,仍不脫「落後」與「遲滯」。

  與談人與發表人的對話極為精彩。蕭金松教授與談中點出了清朝政策對於邊疆事物,在一開始即排除了「漢人」,形成了少數民族即是漢人,漢人即是「邊疆」的情形。與會學者與甘德星教授亦延伸此議題,對於本次研討主題進行深入的分析——所謂的「漢人」是什麼?如同文章中出現的鍾方與趙廷臣,雖然同為「漢軍旗人」,卻被視為一在身份上難以歸屬的個體——有漢人的文化,但不具備當時「漢人」的身份,將其納入「漢人」的概念中是否妥當?這似乎仍有商議空間。

  趙竹成教授則由中國當時的國際列強情勢與外交處境來評析,並引陶保廉《辛卯侍行記》中談到西北民族問題的論述:「平心論之,互有曲直」勉勵同學,此觀念對我們研究民族關係或民族問題時有極大的啟示。實際上,民族關係是一個雙邊互動之下所形成的結果,看待這些問題時必須兩面俱陳,用實證性的觀點去處理。政大民族系退休教授唐屹亦以生動例子提醒在座研究者,其實漢人也有所謂「鄙夷」的習俗,提醒研究者處理文本中「文化優越」的中心思想時,應該持平而論,才是從事研究所應有的正確態度。

  張慧端教授由「族群關係」出發,建議李信成教授將視角調整至當時清廷面對臺灣東北在「設廳」與「不設廳」之間的抉擇,核心原因應是政府怕番叛。噶瑪蘭地區民、番之間關係的緊張或和諧,反應當地的族群關係,更牽動著官員推動新政的步調。徐秉愉教授則點出,高士奇作為一個漢人身份之文學侍從,我們通常只聚焦於其與「滿人」皇帝之間的「滿漢關係」。也許更值得討論的概念是:滿洲「皇帝」如何任用具有「漢人身份的文人臣子」?可藉此作為一個權力關係的對照。

  高雅寧教授與連瑞枝教授同樣針對「研究方法」與「文類分析」提醒發表人,看待清代「漢人」官員對於邊疆的治理,可能會因其本身不同的背景以及當時的時空脈絡,甚或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而得到不同的答案;連瑞枝教授肯定發表人高雅寧教授將歷史文本與自我的田野經驗做對話,不失為一個新的研究方法。

  研討會當天,遠道而來的土耳其妠姿妃與貴州的苗族同學也參與討論,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對於當代的民族關係提供寶貴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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