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東亞視域中的儒學」專題紀要

 
撰寫人: 蘇凰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劉家瑜(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研究生)
 
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東亞視域中的儒學」專題紀要
 

  睽違十二年,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於今年六月底盛大召開,其中中研院文哲所針對文學經典與儒學思想,分別組織了三日共十八場次進行研討。本文向讀者報導此次會議中「東亞視域中的儒學」議程的討論。
 


 

  會議首日共有九篇論文發表。首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信廣來教授發表〈三種儒家思想:朱熹、王陽明、戴震〉一文。信教授主張,三位儒學思想家相異之處在於兩個主題:「心」與「理」的關係、「知」與「行」概念的辨識。這些差異主要表現在三者對「道德缺乏」(ethical failure) 與自我修養的看法上;前者出現在私欲被蒙蔽的狀態,而後者則企圖恢復人心本有的狀態。信教授認為朱熹強調內心德性與外在學問兩者並兼管理;王陽明傾向內心修習;戴震則主張外在學習。德國魯爾大學東亞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Ruhr University) 羅哲海教授 (Heiner Roetz) “Notes on Programmatic and Chinese studies” 一文主要在回應美國漢學家 David Hall 和 Roger Ames 的儒學研究觀點。羅教授不認同兩位學者解讀儒學典籍時,將共產實用主義看作對歐洲啟蒙主義的反動言論,而主張與共產相關的實用教條其實只是重構儒學而非「恢復」(restore) 儒學。文哲所吳汝鈞教授的〈牟宗三的存有論的知識論〉一文指出,中國哲學一直以來在知識論上未有完足發展,到了當代學者張東蓀與金岳霖等始見重視,而至牟宗三先生才建立了現象界與睿智界的知識論。文中討論牟先生早期的著作,如《認識心之批判》,可看出其對知性邏輯的使用;而後期著作,如《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則較偏重知性的存有論的決定。牟氏論述,大體上延續康德《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發展而來。

  文哲所劉述先教授〈黃宗羲心學的定位重探〉一文是對其著作《黃宗羲心學的定位》之補充與澄清說明。他強調雖然研究黃宗羲思想二十多年,基本思路未曾改變,即使近年來研究黃宗羲思想的著作甚多,亦未動搖其書立論之根本。文哲所鍾彩鈞教授發表論文〈高景逸學思歷程研究〉,該文藉由分析高攀龍的《困學記》來討論高景逸思想的發展。鍾教授主張從高攀龍身心性命上的功夫,可見出其在意的是個人無法自外於社會,故力倡朱學;除此之外,其思想融入了陳白沙、湛甘泉之學,而更添複雜性。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陳來教授〈梁啟超的「私德」論及其儒學特質〉一文比較梁啓超在《新民說》前期的〈論公德〉與後期的〈論私德〉的儒學思考。陳教授認為梁啓超對公德與私德同樣重視,故能互相補充。此文大篇幅引述《新民說》以闡明梁啟超之公、私德理論的發展,及其對現代新儒家學者的啓發。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葉國良教授之〈韓儒金正喜的中韓學術因緣〉一文,旨在討論嘉道新興學術中的今文學與經世致用之學,論述金正喜的學說如何透過與華夏學者(如翁方綱、阮元)結交、通信、圖書購贈等方式,促成中韓學術交流。葉教授指出,清初時期的韓國經學仍主宋明理學(高麗時期傳入),但金氏因持有《皇清經解》,故對清人學術頗能掌握;此外,其對丁若鏞之詆毀五經之言亦多持保留態度。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蔡振豐教授發表〈從禮樂刑政的基礎論丁若鏞「仁」說在東亞儒學中的意義〉一文,由對照觀點說明丁若鏞較朱熹更重視「禮樂刑政」的效益性。蔡教授認為東亞儒者對「禮樂刑政」的觀點類型,可姑且分為:「道德型的禮樂刑政說」與「秩序型的禮樂刑政說」。前者因受朱子學影響,於朝鮮儒學中坐大。而丁若鏞由於在人性論上未有批評性善說之語,故其理論未有「秩序型」的禮樂刑政說。中央大學中文系楊祖漢教授的〈朱子與韓國朝鮮朝後期儒學的心論〉一文處理以朱子思想為宗的華西學派,並總結李華西「以理言心」、「以氣言心」的獨到見解,認為其相近於李退溪的「理發說」。而柳省齋雖為華西弟子,其嚴守「理氣二分」一說其實遠離華西本意。此一說法則引發主持人提問省齋的何種說法較接近師說。

  第二日會議有四個場次、十篇論文發表。先由德國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大學 Gregor Paul 教授發表 “Confucian Universalism as a Driving Force of Humanity: The Timeless Lesson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該文由日本儒學角度來看中國儒家思想對日本的影響。Gregor Paul 教授說明日本學界中有兩種對中國儒學的極端詮釋:其一以伊藤仁齋為首,認為儒學有助於人性、良好社會與政治的發展;其二以本居宣長為首,主張儒學與日本文化固有的「大和心」不相符。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陶德民教授以其所尋得的珍貴史料,討論內藤湖南在 1924 年提出「東洋回歸」思想的重要性。他強調內藤史學的核心仍然是「西學為體」。論文進而探論內藤思想中的兩個中國討論——理想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並指出兩者間緊張、衝突的關係。歸根究柢,此二端亦可說是做為日本人和做為中國學問家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的衝突。

  臺灣大學中文系陳昭瑛教授〈朱子與退溪理氣論中的形象思維〉一文對朱子和李退溪理氣論中幾個隱喻進行考察。她運用哲學的語言重構這些隱喻,藉此打破一般認為朱子之學比較重視理性的說法,以不同的角度思考朱子思想中「理」與「氣」的關係。陳教授強調朱子的「理」是生命的源頭,是「活的」,而不是一般所認為的是「死的」。政治大學哲學系何信全教授〈牟宗三哲學中的道德主體:一種康德式的自我觀?〉一文,探討牟宗三所建構的儒家式道德主體是否蘊含某種特別的哲學理路,使之可以迴避當代西方對康德式自我觀之批判。何教授分析,牟宗三之道德主體與康德自我觀是一致的,但由於其哲學中引入儒家式體證哲學的進路,故可以克服當代對康德的批判。文哲所楊貞德教授的〈張君勱的憲政思維及其意涵〉一文,藉由分析張君勱的憲政思想,試圖釐清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民主法治的挫敗問題,並探討個人主觀的認知與意志在人類改變歷史和社會的過程中之地位。她主張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會回歸「自我的改造」,以為改造自我則可以改造世界;晚清中國的知識份子則意識到單純地自我改造有其限度。在這樣的背景下,張君勱強調國家的復興轉化不僅僅奠基於人心,制度亦有其重要性:他不以為意志能夠決定一切,但也深信意志可以改變世界,並且制度是人依照客觀條件製作出來的工具。然而他的努力仍無法改變中國邁向憲政的道路,他的挫折揭示出制度、歷史和人心的糾結,以及中國試圖移植西方民主法治的難局。

  成均館大學韓國哲學科崔英辰教授發表〈19 世紀朝鮮性理學「心即理」和「心即氣」的衝突——艮齋田愚和重齋金榥對寒洲李震相「心即理說」的論辨〉一文,指出朝鮮性理學通過三次論爭,對心、性、情等關於人類心理的研究更加細緻透徹,並提出了許多新理念,確立朝鮮性理學有別於中國朱子學的學問。過去有關論爭的研究鮮少,崔教授試圖以此文展示田愚、李震相和金榥三個人對「心即理」這個命題的論辯,儘管三人對於「心即理」的正當化見解不同,然而也都同意心本身不等於理。文哲所李明輝教授〈韓儒韓元震對王陽明思想的批評〉一文,透過韓元震對「致良知」、「心即理」以及「知行合一」諸說的批評,展示朝鮮朱子學與陽明學之間的複雜關係。文哲所林月惠教授的〈韓國儒學史「主理/主氣」解釋框架的再檢討——從東亞儒學的視域談起〉一文,檢討由日本學者高橋亨針對韓國儒學史提出的「主理/主氣」之解釋框架。林教授認為此框架在方法論上雖然創新,卻因為無法掌握哲學問題使其分類缺乏理論基礎。其後韓國學界雖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框架,卻也都無法突顯出哲學問題的爭論點。林教授主張,由內在於朝鮮儒學史的哲學問題來看,「理的能動性」、「心的本質與功能」、「情是否有異質性」這三大問題,是朝鮮儒學整體共同面對的課題。如果能以三大問題切入,那麼各派回應各有其判準,也能鑑別出其思想差異性與特色之所在。

  第三日會議共有兩個場次、五篇論文發表。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王論躍教授發表〈十六、十七世紀中國與東亞的氣本論思想〉一文,此文主要說明十六到十七世紀中、日、韓幾位「氣本論」學者思想異同之處,並探討「氣本論」如何在「理學」和「心學」之外重新論述。此一現象於當時日、韓思想界也有類似的發展。例如荒木見悟教授論及高拱時,屢見「心學」一詞;與李退溪交往甚密的南彥經,後來也接受了被李退溪斥為異端的陽明學。王教授認為儒學在東亞所呈現的多元發展,雖在「氣本論」、「本體論」、「功夫論」上各有想法,然其基本意趣,如對成聖的追求、究無人之境等概念,實是一致的。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黃俊傑院長〈朱子 「仁說」在德川日本的迴響〉一文論述日本德川時期儒者對朱子「仁說」的重新詮釋與批判。黃教授認為德川學者雖受朱子學說影響深厚,但其崇尚具體、不喜踏空、崇實測、不喜冥想,表現於朱子「仁說」上,則充分體現了孔子「一貫之道」之主張。因此,德川學者解構了朱子「仁說」中的形上思考,並排斥「天道」為「人道」之基,然卻未能從朱子學中完全濾淨宇宙形上論之架構。黃教授認為此「氣一元論」主張易流於使人成為「一度空間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不免失去中國朱子學中生命的高度與厚度及「大我之尋證」之超越內涵。

  美國波士頓大學神學院比較神學系白詩朗教授 (John H. Berthrong) 發表 “Daoxue’s Search for Harmony: He and Wen” 一文,詮釋了道學家所追求的個人與社會的「和」,即孔子所言之「斯文」,也是儒者所致力於達到的「文」。代表一種教養的謙恭,以「斯文」為名體現於和諧社會。換言之,「和」是一種綜合內外的教化。該文主要闡述道學思想中的「和」與「文」,及兩者間複雜的關係,並以此來理解孔子和的哲學觀。他認為朱子的宇宙價值觀(其理氣論)整合了「和」、「合」、與「文」;道學家的自我修養,主要欲追求人在各方面的和諧,最終達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

  法藍西學院程艾藍教授 (Anne Cheng, College de France) 發表〈漢學是一門法國學科領域嗎?〉(“Is Sinology a French Discipline?”),檢視十九世紀早期法國漢學如何深受美國反英學派以及歐洲哲學學派的影響及其歷程。她認為歐洲學者應自我提問:我們應從什麼樣的西方觀點理解《論語》和孔子?並建議可以由兩個方向著手:一是十七、八世紀歐洲學者在啟蒙運動中,利用基督教思想來「創造」儒家哲學;二為後啟蒙時期,二次大戰後因衝突與價值觀失衡而迫切需要的新人文主義——儒學全球化。兩者皆是歐洲學者對中國的「再現」,而非中國其本身的自我呈現。如此將中國視為他者 (other) 的問題,在當代法國漢學界仍相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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