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經學研究學人座談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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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經學研究室」,成立於民國八十六年,希望透過以下四方面的努力,使文哲所成為國際上領導、推動經學研究的重鎮:(一)整理及研究經學文獻;(二)利用新的詮釋方法,對經典及歷代經學的演變重新加以詮釋;(三)規劃各種研究議題,結合國內外經學研究人力共同進行研究;(四)翻譯並介紹海外研究經學的成果。成員包括:林慶彰、蔣秋華、楊晉龍、蔡長林四位研究人員。
經過十餘年來的努力,「經學研究室」確實在上述各方面均有斐然的成績:依序共召開過清代 (1992)、明代 (1995)、元代 (1995)、宋代 (2002)、隋唐五代 (2005)、魏晉南北朝 (2008),六次經學國際研討會;執行「經義考點校補計畫」、「姚際恆著作及編輯計畫」、「清乾嘉經學研究計畫」、「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畫」、「晚清經學研究計畫」,以及「民國經學研究計畫」,並整理歷代經學家之相關著作,有多種出版成果(請見文後「文哲所歷年出版經學文獻及研究專著」)。另外,經學研究室成員每年考察清代經學家之遺跡,也策劃支持翻譯國外相關經學論著。
本期「明清研究通訊」以中研院明清經學研究為專題,我們特別邀請到文哲所經學研究室林慶彰、蔣秋華、楊晉龍、蔡長林四位,以及「文哲之友」近史所張壽安教授進行訪談[i]。林慶彰教授師從屈萬里先生,專長《詩經》與乾嘉經學;蔣秋華教授師從程元敏先生,專長《尚書》;楊晉龍教授師從周虎林先生、張以仁先生和吳宏一先生,專長《詩經》與四庫學及治學方法;蔡長林教授師從林慶彰與夏長樸教授,專長《春秋三傳》以及經學史、學術思想史;張壽安教授師從何佑森、杜維運、余英時,專長清代學術思想史、禮學思想與制度間的關係。五位老師都長期致力於明清經學之研究 ,在經學領域內各有專長,希望藉此訪談,能夠讓我們瞭解到他們個人從事經學研究的關懷與方 法,經學與其他學科的異同與對話之可能,並對經學在兩岸三地的現況與發展提出專業的看法與建言。
經學研究的規範與方法
幾位教授先從個人治學方法與關懷談起。蔣秋華教授表示自己走傳統理路,處理一些經學內部的議題,可以說是沈浸於原典中找尋議題,也從文本解決問題。近幾年雖也從事經學史之研究,探尋大範圍的時代變化脈絡,但仍傾向從小而重要的議題入手。雖對一些大議題,如乾嘉考證學之興起與發展的脈絡有興趣,也有些看法,但還未形成系統性的研究。 蔡長林教授的關懷也主要在經學史,其研究方法是先找到某些觀點做為問題意識,進一步從文本中去發現可印證、或必須修正的看法。蔡教授說自己研究經學經常帶著「經學如何在歷史中發揮作用」的問題意識,以此問題意識切入乾嘉經學研究,即發現清代中葉以降的考據學對學術書寫有所影響,這種影響甚至一直綿延至今。這種現象也不僅止於清代,而是歷代皆然,是很值得注意的。對於經學在現今學界的定位問題,蔡教授認為經學研究是以經學文本——經學原典以及經學家的論著——做為主要研究對象,在概念上可以是學術思想史,也與史學家治學術思想史有所關聯。但是文哲所「經學研究室」更重視經學研究的主體性,認為不能放棄經學的語彙與思考模式,也不願意只從「學術思想史」史學的角度來研究經學。 論及經學的主體性與重要性,楊晉龍教授說經學之定義有二:(一)傳統經學:在傳統學術分類中,經學是最高等的學問,是其他學科與制度的基礎與領導,經學即是致用之學,許多制度都是經學義理的展現。(二)現代經學:中國引進西洋學科分類之後,經學原典被當作一般學術文獻資料,經學研究轉而以經學史研究為大宗,幾乎與史學研究無甚差異,故而現代經學研究經常由外部解釋經學資料,而非由內部發揮經學的現代價值,這是與展現經典意義的傳統經學最大差異之處。 楊教授繼續解釋,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經學為一規範之學,即指導人們如何生活實踐的學問,因此強調致用。我們若要用貼近傳統的概念做研究,就應該注重經學如何致用的這個面向。楊教授舉自己研究過的科舉制度下的官學,以及葉國良老師對中古婚俗禮制的研究為例,並表示張壽安教授研究經學思想與制度間的互動關係,看經學理念如何影響典章制度乃至日常生活實踐,是非常典型的經學研究。他認為強調經學致用特質的研究,才是貼近傳統的經學研究;「其他的相關研究,其實只是『經學史』研究罷了」。楊教授也說自己近年來對於各學科與經學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感興趣,也試圖在歷史脈絡中檢視經學如何落實,並做出價值判斷。
張壽安教授謙虛地表示自己不算在研究經學,而是以史學的方式入手,將經學視之為研究材料。張教授觀察現今經學研究的情勢,從方法論上可分為文獻學、詮釋學、學術史三類。經學之文獻學為傳統文本研究,文哲所與兩岸其他單位都做了不少基礎工作,近年新出土的簡帛則不斷地擴充經學文本材料。經學之詮釋學是從思想史、概念史與哲學史之角度進行研究,臺灣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很多。傳統上,作為經學詮釋的方式大約有:微言大義、章句訓詁、義理思想、說經等四種型態。其中義理思想在唐、宋以降儼然成為經學詮釋主流,發展出性理之學,近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多宗此法,進而結合西哲發展出中國哲學。而說經則為清儒解經之最大特色,因為說經需要具備許多基礎知識,包括小學、天文、曆算、水地、樂律等,清儒以此說經,其後這些工具性的知識都發展成了獨立的專門之學,包括:文字、聲韻、訓詁、典章、制度、名物、度數、水地、天文、算學、草木鳥獸蟲魚等等。近幾年來也有學者將清代以來的「訓詁」之學繼續發揚,使傅斯年 (1896-1950) 的訓詁方法與現代語言學相結合,從語意學走向語用學來進行新的經學詮釋學。張教授進一步表示,自己長期以來選擇「經學學術史」做為研究課題。她認為必須要更清楚地建立起經學學術史的觀念,從兩千年歷代經數與經目的變化中去探尋其背後意涵,因為此一歷代典範轉移,不只是思想觀念的轉變,也代表知識的擴張。若能從「學術史」的角度進行觀察,歷代經數經目為何由六經、七經、增為十三經、十四經、十七經、甚至二十一經,把經學內容的變化和理念弄清楚,梳理出「經之為學」的歷代變化,則經學研究自然就會跟政治、經濟、文化結合起來,最後呈現出一種新的經學文化史的詮釋方法,非常活潑而多樣。這樣的面貌很大一部份會與史學、文學、文化研究有關,也更貼近民生日用,進而展開學科對話。 林慶彰教授則認為經學有史學、哲學、文學三種屬性,分求真、善、美三境界。晚清以前經學在中國學術思想具權威地位,但民國以後,經學之文學、史學性被特別突出,哲學性被打壓。然而當史學性被強調,去探尋經書裡記載的真偽,如五四顧頡剛 (1893-1980) 之《古史辨》,經學便成為史學研究的材料,如此經學史便與史學史的文獻與方法重疊。林教授指出:「我們成立經學研究室,雖強調經學研究的主體性,但是對於學者們各自不同的方法與興趣,卻是兼容並蓄的。我們歡迎多元的方法論與觀點,多年來,我們廣泛地邀約海內外從事經學相關研究的學者、舉辦大小學術研討會、展開各種合作計劃與互訪活動,就是希望讓中研院文哲所成為一個接待國際經學研究同仁,領導並推展經學研究計劃的中心。」 對於自己的研究,林教授表示自己求學過程中曾受王道還先生翻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omas S .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啟發,所以自己對經學的研究也受到「典範轉移」理論的影響。但林教授強調經學研究最重要的還是實際下功夫苦讀原典文本,從中讀出心得滋味,才能發展出自己的觀點,而不是胡亂套用理論、削足適履地解釋。他舉例說,以前大家咸論魏晉是經學玄學化的時代,但除卻何晏、王弼有一點這樣的痕跡外,其餘並非如此;相反的,魏晉是古文經學最發達的時代。這些判斷與結論,並不需要其他的理論來支持,僅需讀熟基礎原典即能體會。林教授說:「也因此作為經學研究基礎,我重新提出『回歸原典』的概念」(參見林慶彰,〈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中國文化》,第三十期,2009,頁1-9)。林教授強調只有對於文本的深刻瞭解,配合學界新觀念的啟發,方可長可久。
臺灣與大陸經學發展的現狀與未來 由於中國近年來的國學熱潮,在經學方面也取得長足進步,反觀臺灣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年輕學子對於經學的興趣也普遍不高,故我們也請五位教授談一談對於海峽兩岸經學研究現狀的觀察。 對於經學發展的現況與未來的展望,各位教授咸認為, 不過,對於臺灣經學未來的發展,五位教授都感到焦慮與憂心。蔣教授與林教授均認為、研究所的課程安排是個重要問題,如文字、聲韻、訓詁等基礎訓練之學分縮減、經書課大學程停開、師資遇缺不補或改聘兼任等,都將導致學生訓練不足,進而影響日後研究生研究課題之走向。林教授特別指出目前經學的授課方式枯燥且制式,也必須改革,方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另外,楊教授與林教授表示傳統經學常給學生艱澀、困難的刻板印象,加上學生在大學時期經學基礎課程訓練不足,導致現今志願投入經學研究的年輕學人越來越少。總之,「後繼乏人」是大家共同擔憂的問題癥結。 對照中國大陸的情形,林慶彰教授指出中國大陸近年經濟發展蓬勃,因而國學熱興起,許多院校願意以重金購書、延請海外漢學名師授課,並培養相關研究師資,之前備受打壓的經學自然慢慢的復甦。此從林、蔣兩位教授合編《中國經學博碩士論文目錄》中可看出變化的趨勢:1978 年至 2000 年共約有論文一千篇,但往後七年間便成長 1.5 倍。蔡長林教授又補充道:目前中國大陸之優秀學子仍有以文史哲學科為研究職志者,故經學研究仍能薪火傳承;反觀臺灣可能因古典主義的沉淪,學子多不願報考文史系所。經學領域更有後繼乏人的危機,臺灣方面的優勢正在縮小中,這是所有與會者的共識。 該如何維持經學自身的吸引力?招來有志趣者,投入研究的行列,以延續此學之命脈?林慶彰教授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要讓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看到經學研究未來的前途與競爭力,並且加強他們基本點校與整理的學術能力。這些工作雖然辛苦,但若能讓其體認到,增加磨練機會就是培養在同儕間的競爭力,這鍛鍊比其他研究課題更為紮實,更有前途,或許就會有較多學子願意投入經學的研究領域。 最後,林慶彰教授期許經學研究室盡量做到廣納百川,不去限定經學的定義與範圍,而且表示「……與其他領域對話是件好事,可以學到許多」。對於此,張壽安教授甚有同感,因為鮮少人能兼通各領域,如何透過學科間的對話彼此開放地學習因此變的很重要。她也表示,在學科間的對話中如何才能保住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是最值得關心的問題,不只是經學,史地學、古語言文字學都面臨這種問題。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孟安 咨玄 整理報導 (特別感謝近史所呂妙芬教授指導)
[i] 張教授之「文哲之友」乃由戴璉璋老師所封。經學研究室與張教授淵源頗深,經學研究室成立之時,張教授為受邀的唯一所外人員,並多次參加經學研究室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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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
書名 |
著、編、點校、審訂者 |
出版單位 |
2009 |
(上下) |
蔡長林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林慶彰 總主編 蔡長林、丁亞傑 主編 |
學生書局 | ||
2008 |
李源澄著作集(四冊) |
林慶彰、蔣秋華 主編 黃智明、袁明嶸 編輯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2007 |
劉文淇 撰 曾聖益 點校 蔣秋華 審訂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
2006 |
惠周惕、惠士奇、惠棟 撰 漆永祥 點校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
蔣秋華、馮曉庭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
林慶彰、蔣秋華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
2005 |
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上下) |
林慶彰、蔣秋華 主編 黃智明 編輯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楊菁 點校 蔣秋華、蔡長林 校訂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
黃智明 點校 蔣秋華 校訂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
蘇輿 著 林慶彰、蔣秋華 編輯 楊菁 點校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
清代揚州學術(上下) |
楊晉龍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
2003 |
汪喜孫著作集(三冊) |
楊晉龍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上下) |
林慶彰、張壽安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
2002 |
[清]淩廷堪 著 彭林 點校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
林慶彰、蔣秋華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林慶彰 著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2001 |
林子雄、楊晉龍 校訂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2000 |
林慶彰、楊晉龍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上下) |
楊晉龍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論集(上下) |
林慶彰、蔣秋華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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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汪中 著 林慶彰、蔣秋華 編審 王清信、葉純芳 點校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上下) |
蔣秋華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1999 |
陳廖安、蔣秋華 編輯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點校補正經義考(一至八冊) |
朱彝尊 原著 林慶彰、蔣秋華、楊晉龍、 張廣慶 編審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1996 |
林慶彰、蔣秋華 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林慶彰、蔣秋華 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1994 |
中國文哲所編委會 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林慶彰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1995 |
林慶彰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1993 |
林慶彰 主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1992 |
林慶彰、賈順先 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 |
1990 |
林慶彰 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