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肇亨教授演講「黃檗宗史料兩種《檗宗譜略》與《新黃檗志略》論考：從江戶初期詩僧深草元政談起」紀要

佛教與東亞文化交流

        本次演講中，廖肇亨教授首先指出近年黃檗宗研究之所以成為顯學，與學界關注東亞文化交流的熱度密切相關。正如西嶋定生 (1919-1998) 所言，漢字、律令制（典章制度）、儒學與佛教構成東亞文化交流的四大支柱，佛教已佔其一；儒學主要在江戶時代開始發揮影響，亦多透過五山禪僧傳入日本，作為重要典籍的朱熹 (1130-1200)《四書集注》更是由僧人進行訓點，可見佛教在東亞文化交流中占有極為關鍵的地位。

         回顧歷史，中國歷代皆有高僧赴海外弘法，例如唐代鑑真 (688-763)、宋代蘭溪道隆 (1213-1278)，以及元代的無學祖元 (1226-1286)、一山一寧 (1247-1317)、明極楚俊 (1262-1336) 等皆曾前往日本；鐵山紹瓊（約活躍於 13 世紀）則於元代赴高麗弘法。明清之際，東亞各地僧人亦成為佛教文化交流的中介，如赴日本的曹洞宗壽昌派東皋心越 (1639-1696)、前往越南會安的石濂大汕 (1633-1704)，皆展現此一歷史脈絡。

        黃檗宗正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不僅是明末中國僧侶參與東亞文化交流的成果，更是日本禪宗三大宗派之一。本次演講即以江戶初期詩僧深草元政 (1623-1668) 為切入點，探討《檗宗譜略》與《新黃檗志略》兩種黃檗宗早期史料，意在從文本出發，重新審視黃檗宗在東亞文化中的地位與影響。

黃檗宗的形成與特質

        黃檗宗的開山祖師為隱元隆琦 (1592-1673)，南明永曆八年 (1654) 自福清黃檗山萬福寺渡日弘法，日本寬文元年 (1661) 開創京都黃檗山萬福寺，至今仍是日本第三大的禪宗宗派。「黃檗宗」一詞於明末清初即已出現，據《檗宗譜略》等資料可見，當時東渡的中國臨濟宗黃檗派僧人為與日本既有的臨濟宗劃分界線，遂自稱黃檗宗。其初期的建立與江戶時代的寺請制度密切相關，當時日本國民須隸屬某一寺院為檀家，九州華僑遂向幕府請願，盼將戶籍設於長崎的唐寺，並邀請中國僧人來日主持寺務。隱元隆琦正是在此背景下來日，其弟子木庵性瑫 (1611-1684)、即非如一 (1616-1671) 等人亦隨之弘法，促成黃檗宗的確立與傳播。不僅在宗教領域產生深遠影響，黃檗宗的文化展演亦值得注意，作為文化群體的渡日華人（黃檗宗僧侶與檀越）將明末清初的詩文、書畫、小說、音樂、雕刻、建築、出版等文化元素引入日本，在東亞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雖然黃檗宗於江戶後期日漸衰落，甚至「黄檗様式」在當時一度成為惡趣味的象徵，但近年來隨著新工具與新文獻的發現，黃檗宗研究正逐漸獲得重新評價的契機，值得更深入探討。

深草元政與黃檗宗的因緣

        深草元政為江戶初期著名日蓮宗僧人，出身彥根藩，俗名石井元政，法號日政。居深草，時人以為活佛，稱不可思議。其詩作《草山集》共十五卷流傳於世，亦曾與來自明朝的陳元贇 (1587-1671) 唱和，輯有《元元唱和集》。過去學界對日本僧詩的討論多集中於五山文學，江戶時期的詩僧往往略而不談，但深草元政於江戶初期詩僧中極具代表性，在各種江戶漢詩選集中無不位居醒目地位。另一方面，江戶詩僧與黃檗宗關係密切，卻未受到充分關注。元政融合袁中郎 (1568-1610) 公安派的性靈詩風，常以陶淵明為理想典型，詩句如「一杯陶淵明，身世情兩淡」即展現其超然物外的美學理想。此外，元政曾閱讀晚明曹洞宗代表人物湛然圓澄 (1561-1626) 所著的《涅槃經會疏解》，反映其對晚明佛教的關懷。

        目前刊刻的《草山集》多未言深草元政與黃檗宗的關係，或刻意忽略元政與黃檗宗僧侶的交流，因此相關脈絡多藏於未刊稿中隱而不顯。廖教授遂發掘文獻將此潛在脈絡加以顯題化，從人物與地域的多重面向說明元政與黃檗宗的關聯。首先，元政曾透過觀賞書畫，間接接觸黃檗宗僧人，對隱元隆琦及其弟子墨跡、京都黃檗山第五代住持高泉性潡 (1633-1695) 的詩畫讚譽有加；月潭道澄 (1636-1713) 與元政同為彥根藩出身，曾多年隨侍隱元，精通華語，能夠協助元政理解隱元講法。不僅人物互動，元政亦曾親訪黃檗山萬福寺並作詩題詠，展現遊賞之樂。其與隱元門下南源性派 (1631-1692) 的相互拜訪與詩文唱和，流露愉悅情懷並多言禪法與藝文，展現深切道誼與知音之感。綜觀之，深草元政既是關心漢詩書寫的創作者，亦是佛教文化的實踐者與交流者，其與黃檗宗之多重因緣，反映江戶初期詩僧與黃檗宗間深刻的關係。

《檗宗譜略》與《新黃檗志略》之考察

        本次演講介紹的《檗宗譜略》與《新黃檗志略》兩書，皆為黃檗宗在日本發展初期的重要史料。《檗宗譜略》由黃檗後人仙門淨壽（生平未詳）編纂，旨在保存黃檗宗祖師系譜，體例嚴謹，卷首集中於隱元隆琦，卷中記述其早年弟子，卷末亦根據資歷記載其他僧人傳記，並同時納入東渡與本土黃檗僧人，顯示黃檗宗於日本開宗立派之脈絡。尤其鑒於福清黃檗山萬福寺屢遭火災，此書對於保存中國的古黃檗文獻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新黃檗志略》已經收錄於林觀潮《中日黄檗山志五本合刊》，為日本黃檗宗最早開版之宗派志書之一，但其重要性尚未被發掘；本書由上冊的文與下冊的詩組成，詩的內容大多是幾個重要主題的唱和，如隱元木造法像、隱元禪師七十大壽。此外，惟一道實 (1620-1692) 血書《華嚴經》一事雖然膾炙人口，但其詩罕見，《新黃檗志略》收錄了四首，呈現了重要的歷史資料。

與談及討論

        討論人劉家幸教授總結，提出三大重點：一、江戶詩僧與黃檗宗間的藝文與宗教關係；二、《檗宗譜略》以「臨濟正傳」自居而反映宗派建構中的身分意識；三、《新黃檗志略》標誌繼五山僧人後近世僧人於日本創建新禪宗典範。劉教授補充說明，深草元政所在的京都草山瑞光寺，目前除為日蓮宗信徒之祖師道場，亦是融合信仰、休憩與觀光之空間；山門入口設有「不許酒肉五辛入門」石碑，此為明清時期黃檗宗道場常見設置，一般日本佛教寺院罕見，雖無具體文獻佐證，但顯示了黃檗宗可能的影響痕跡。

        另一方面，劉教授介紹 1661 年江戶幕府賜地準備開創京都黃檗山萬福寺，因此作為檀家的日本大名與唐通事便從西域（暹羅）運來一批木材建造大殿，藉以祝賀隱元禪師七十大壽。《新黃檗志略》中可見即非如一「敬賦二律以志喜」的詩作，更可見許多僧人次韻即非禪師之詩，並注意到收錄於《新黃檗志略》與僧人語錄刊刻之時略有異文。

        劉教授特別注意晚明清初來日僧人將中國「地誌書寫」帶入日本，雖未引起續作風潮，卻反映異文化敘事之交流。例如陳元贇 (1587-1671) 於天啟三年 (1623) 所作《長門國志》、寬文四年 (1664) 的《新黃檗志略》、寬文十三年 (1673) 的《摩耶山寺志》皆具代表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寬文七年 (1667)，即非如一於小倉完成《福清縣志續略》，因身在日本未能取得完整資料故多補充土產與人物志略，土產多依據《本草綱目》改寫，人物部分則引自自撰之《佛祖正印源流道影贊》，藉此建構黃檗宗的正統性。此志非正式福清縣志，而是試圖使讀者理解福清的土產特色與僧人流派。雖然本書存在寫作風評不一、未完稿刊刻意圖不明等諸多疑點，但其重要性仍值得深掘。

        其他與會學者接續亦提出多項問題，包括未刊稿流傳、文獻形制與研究方法等。黃庭碩教授關注江戶草稿文獻的流通，以及刊本與未刊稿內容差異，廖教授則回應目前材料數量相當多，相關研究尚可開展。陳威瑨教授亦補充江戶時代書籍或因刊印成本或作者意願多以寫本流傳，需要個別深入討論。簡凱廷教授則提出研究方法的問題，整理《檗宗譜略》與《新黃檗志略》兩部文獻後，如何在材料整理之上導入理論與方法。對此廖教授表示，本次介紹的兩書雖不具哲學高度，卻蘊含豐富知識結構，可揭示人物生平、寫作脈絡與宗派發展歷程，強調佛教詩文在明清禪宗中作為傳統思想表達的型態，可以從哲學思想之外的角度探討。陳韻如教授則針對《新黃檗志略》在編纂形式與江南、福建地區寺志的異同提出討論。廖教授回應，寺志與山志在晚明漸成風氣，體例尚未完全確立，至於《新黃檗志略》編纂草率、體例未統，則反映宗派標誌化的迫切。京都黃檗山之成立與天皇、幕府亦有關聯，編寫此志不僅是內部需求，亦可能是對日本當政者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