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偉教授演講「清朝入關以前滿洲、朝鮮與日本間的資訊流通」紀要

　　孔令偉教授的研究領域為歐亞大陸技術交流史、滿蒙藏諸語的歷史語文學。本次演講主題算是 2024 年在《成大歷史學報》「內亞與海洋史」專號發表的〈從滿文媒介看清朝資訊在江戶日本之流通〉姊妹篇。在本次演講中，孔教授將從移動人群在內陸亞洲 (Inner Asia) 與季風亞洲 (Monsoon Asia) 之間，促成跨地域資訊流通與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探討入關前清朝如何經由朝鮮、對馬藩等中介者獲取彼時江戶日本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資訊。而這些資訊又將成為日後滿洲人在東北亞的擴張，以及入關後對於海洋認識的基礎。

　　演講伊始，孔教授強調滿洲人與海洋世界的關係有其歷史淵源，而非僅是過去學界將滿洲（或廣義上的女真人群），分類在內亞漁獵民族的既定印象。比如從日方記載來看，孔教授認為女真人曾前去攻打日本的「刀伊入寇」（刀伊の入寇），或是曾投身於「蒙古襲来」（モンゴル襲来）的女真將領，其實都代表著女真人在近世東北亞海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些女真人群與海洋的關係也延續到17、18世紀，比如晚近發現的《琿春副都統衙門檔案》中，以滿文記載著費雅喀人透過海洋進行跨域貿易。

　　順此，孔教授帶出演講主旨：在入關前滿洲對日本認知的起源，而同時期的日本又是如何認識滿洲？以及在滿洲、朝鮮、日本地緣政治背景下，三者之間又有怎樣的互動關係。同時，本次報告的主題，若放在現有的學科劃分中，將會涉及到近代中、日、韓各地的學術傳統，諸如明清中國史、滿洲史、中日關係史、日朝關係史、滿鮮史、韓國史，乃至於晚近東亞海域史等領域。因此孔教授除了取徑前輩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之外，希望能在史源上，分別開拓滿洲、明朝、朝鮮與日本等地域的多語種史料，以及善用檔案、古文書、古地圖等遺留性史料，以期跳脫戰前「滿鮮一體論」帶有殖民動機的滿鮮研究遺緒，以及當代國別史的窠臼，並避免僅使用官書史料的侷限。從而鉤沉一段在跨域的世界史視野下，由多元族群共築東北亞資訊網絡的歷史，藉此彰顯內亞與海洋視野相互參照所揭示的史學意義，指出陸地與海洋之間並非截然對立，實則多有交流。

　　孔教授依照時間順序探討滿洲、朝鮮、日本彼此之間接觸交流史。關於金國政權對於日本的認識，可追溯到萬曆二十年 (1592) 壬辰倭亂爆發前後。不論是彼時前去北京朝貢的使節馬三非（生卒年不詳），在得知戰爭後希冀讓滿洲政權請纓入朝鮮的反應，還是朝鮮使臣申忠一（生卒年不詳）在他的《建州紀程圖紀》中，曾紀載馬三非之子馬臣（生卒年不詳）向他詢問倭子的人數、身高、武裝力量等情報，皆指出滿洲人對於日本情報的蒐集與掌握，甚至在滿文檔案中，將倭子 (oose) 視為足以跟漢人、朝鮮、蒙古等政權並立的大國 (amba gurun)。隨後，當金國建政 (1616) 且有其對外擴張與應對複雜局勢的需求後，金國甚至經由通事，翻譯朝鮮降將姜弘立 (1560-1627) 的供詞，以便得知朝鮮、日本等地的情報。

　　接著，將目光移動到明朝、朝鮮與日本對於女真的認知。隨著金國在薩爾滸戰役 (1619)，以少勝多擊潰明朝與朝鮮的聯軍後，明朝九邊防禦體系受創。明朝為遏制金國勢力擴張，先是聯絡朝鮮圍堵遼東，後來將鴨綠江外的皮島，建立為走私貿易據點與軍事基地，以牽制遼東。與此同時，薩爾滸之戰 (1619) 後，朝鮮內部因光海君 (1575-1641) 與仁祖 (1595-1649) 之間的政權交替，即仁祖反正 (1623) 後，朝鮮對外政策逐漸採取對金強硬的態度，一方面以效忠明朝勢力為由，拒絕日本直接發兵攻打女真的提議；另一方面，朝鮮則向對馬藩請求鳥銃、倭刀、硝石、鉛鐵等武器，加強自身武備。總之，在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勢力消長的背景下，促成時任幕府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 (1579-1632)，試圖趁機隔海發兵介入東北亞的大陸局勢。但此計畫被擔憂領地捲入前線戰事的對馬藩主宗義成 (1604-1657) 所制止。此舉造成了宗氏與幕府之間的矛盾，日後清朝亦知曉此事。據孔教授的考證，這次日本方面所謂「合勢討胡」的計畫，其實背後有名面上不支持與日本結盟的明朝勢力暗中推動。此次聯合的計畫，最後朝鮮將日本遣使表示願助朝征遼一事，分別派員秘密通報金國及明廷，以暗中各表輸誠。

　　由於皇太極 (1592-1643) 忌憚日本武力介入朝鮮局勢，便展開相關的情報搜索行動。像是金國先後在天聰四年 (1630) 與天聰七年 (1633) 派遣使節前往朝鮮，第一次從朝鮮打探皮島情報，從中得知當年光海君「請兵於倭」的消息屬實；接著是因金國與朝鮮之間的增貢問題，導致兩造關係惡化，再次出使朝鮮，並得知明朝有意離間金國與朝鮮，並希冀朝鮮向日本借兵對抗女真。此外，對於日本調查的認識，也具體體現在此時金國從朝鮮那邊，取得朝鮮或東北亞地區的地圖，滿洲人將地圖上的「日本」、「日本海」，以滿文翻譯並註解成「倭子」(ose)、「倭子海」(osei mederi)，而非用漢語直接音譯。

　　而到了 1636 年，皇太極改元崇德，稱帝建制，改國號為大清。翌年丙子戰爭爆發，使得原先反對清朝稱帝的朝鮮，成為清朝的藩屬國。同時，皇太極試圖通過朝鮮釜山倭館與日本對馬藩之間的貿易關係，進一步與日本接觸。不論是此前要求朝鮮從日本購買胡椒、蘇木、倭刀，還是日後向朝鮮世子打聽前往日本的朝鮮通信使之事。但此時，朝鮮方面對於清朝要求日本使者前往遼東一事虛以委蛇，以外交詞令搪塞或是賄賂清朝使臣的方式搪塞過去。然而，情勢在 1638 年發生了變化。

　　「丁丑條約」 (1637)簽訂以後，日本對於朝鮮的態度轉變，促成朝鮮改變過去對清朝的消極態度，轉向主動向清朝彙報日本情報，此即是崇德三年至八年之間 (1638-1643) 清朝所收到朝鮮國的「倭情咨文」。孔教授進一步分析這些滿漢文的咨文內容，指出此時清朝掌握了日本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比如日本境內的島原之亂 (1637-1638)，以及對馬島發生的御家騷動，即「柳川一件」。同時，從咨文上的用語來看，此時滿洲人對日本的譯法，相應調整為直接音譯的日本國 (žiben gurun)。然而，因為清朝對於朝鮮、日本之間的貿易制度與相關背景知識的不足，比如在滿文譯本中，以漢文書寫的「坦夷」、「以酊」、「返獻」等詞彙，在翻譯成滿文時則以幾個圈號表示。結合日朝關係史的脈絡，可知「坦夷」就是指「柳川一件」；「以酊」即所謂的「以酊庵」制度，是指騷亂結束後，京都方面為控制朝鮮與對馬島的關係，派僧人住島，每兩年輪番；「返獻」就是指前往朝鮮的日本使節返國。由於皇太極對於倭情咨文的內容有所疑慮，便派遣漢臣范文程 (1597-1666)、滿臣英俄爾岱 (1596-1648)，分別從滿、漢文的咨文內容詢問朝鮮世子。相較於范文程詢問日本的各地風俗，英俄爾岱等滿臣則更加關注在軍事、通商活動是否「別無他情」等資訊。總之，這些詢問後的內容後來成為皇太極認識日本的情報來源之一。

　　最後，孔教授總結到自壬辰倭亂到清朝入關之前，女真或滿洲隨著朝鮮、日本與明朝關係的變化，逐漸密切關注日本的資訊。17 世紀前期，清朝在東北亞地緣政治中崛起，與其對日本的認識緊密關聯，而這點也成為清朝海洋視野得以形成的歷史基礎。另一方面，日本對於滿洲的認識，也與其對於清朝與朝鮮的外交政策有關，尤其是合勢討胡的名義，試圖介入東北亞地緣政治。而朝鮮方面，則是能看到作為清朝與日本之間的朝鮮，如何發揮中間地帶 (middle ground) 的作用，在傳遞跨域知識的同時，亦造成清日之間創造性的誤解 (creative misunderstanding)。同時，孔教授也強調，由於入關前滿洲統治者未能深諳漢文，讓滿文翻譯成為清廷上層理解日本情報的重要資訊管道，因此在搜集日本資訊的過程中，滿文文書與地圖曾發揮關鍵作用。總之，除了清朝、朝鮮、日本以外，還有對馬島民、長崎商人等各方勢力扮演著中間人的關鍵角色，才能匯流出一段歐亞大陸東部與東亞世界海域之間資訊整合與跨域交流史。

　　在討論環節中，史語所的高震寰教授提問：金國是如何獲取胡椒、蘇木等香料，並從中獲取經濟利益；史語所的陳韻如教授則進一步提問：為數不多的胡椒是否能獲取經濟利益？以及資訊是以何種形式流傳在統治者跟官員之間。孔教授回應努爾哈齊 (1559-1626) 與明朝決裂之前，原則上利用皮毛，和皮島商人貿易；決裂之後，則經由朝鮮購買從南洋進口到日本的香料。而關於使用的部分，像是蘇木通常是做為染料使用，染色後的服飾作為階級區分的需求，牽涉到金國政權內部的社會分化。胡椒的數量，雖然每次進貢的重量不多，但或許可以將之與 16 世紀海洋貿易的背景相結合，視胡椒為具有準貨幣功能的交易中介。而關於資訊流通的部分，當時人還是多以口傳後形成文書為主。同時，孔教授也指出朝鮮方面的材料，還值得進一步分析研究。

　　史語所的藍弘岳教授提問，清朝從崛起到向外擴張的動力，該如何從歐洲史、世界史的角度理解。孔教授則回應，這樣的議題類似新清史學者們試圖處理的帝國主義的擴張，或是比較帝國史 (comparative imperialism) 的命題。或許可以取徑思想史的討論，比如以孔教授研究的藏傳佛教中對於世界的觀念或類似道統、法統論的論述。史語所的張谷銘教授提問，該如何理解這次報告中朝鮮對於女真崛起，似乎沒有採取極端的抵抗態度。孔教授則提到這點或許跟朝鮮本身的事大主義有關，但這並不代表朝鮮都是處於被動狀態。若站在朝鮮的主體性 (agency) 來看，事大交鄰並非只是單純服從各方，而是在各種條件下維持其自身留存。

　　最後，史語所李仁淵教授提問，在本次報告中似乎較少著墨中、日、朝三方各自資訊傳遞制度的部分，不知是否能夠再多展開討論國情流通的機構或相關制度。孔教授回應，本次報告的主題是正在撰寫的專書論旨下展開的。並進一步將接收到的資訊區分為三個層次的概念：情報（intelligence，是指從各方得來的事情，可能有對，亦可能是錯的）、資訊（information，將各種情報比對、核實後，取可信的部分）、知識（knowledge，在前兩者積累下，建構成完整的學說或理論，重點是有其系統性）。而關於情報制度化的部分，孔教授認為清朝與朝鮮之間的倭情咨文，可以說是一種情報制度。而這些國家的情報機制，則隨著日後康、雍、乾的奏摺制度發展而逐漸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