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倩萱 (Nicole C. Richardson) 教授演講「The Mirror and the Brush: Agency, Audience, and Authority in a Late Ming Séance」紀要

　　林倩萱 (Nicole C. Richardson) 教授，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歷史學博士，現為南卡羅來納大學北部分校歷史系教授。林教授的研究興趣為帝制晚期與近代中國的性別、家庭與婦科，如何與國家主義和現代性彼此之間互相影響。同時，林教授亦關注性別如何塑造及體現感情，亦即本次演講的主題，將探討一位父親如何運用降神會 (Séance) 處理他對逝去女兒的哀傷。

　　演講從一段發生在晚明江南的故事談起。崇禎十五年 (1642)，學者葉紹袁 (1589-1648)，聘請一位方士以銅鏡召喚他已故女兒葉小鸞 (1616-1632) 的鬼魂。是時，距離小鸞早逝已有十年，但身為父親的葉紹袁對女兒的死耿耿於懷，仍在努力釐清女兒死亡的原因：為何她會在婚禮前夕亡逝？她真的屬於凡間嗎？現在的她又在哪裡？

　　上述故事與困惑源自於葉紹袁編纂《午夢堂集》所收錄的〈瓊花鏡〉。在林教授看來，該文對降神會的描述，為今人提供一扇觀看晚明學者宗教與情感世界的窗口。尤其是在各種新的宗教文本爆炸式增長的晚明，葉紹袁筆下對於扶鸞的紀錄，近似於當代人類學民族誌般詳細的敘述，提供一個極佳的個案研究契機。除了能在歷史文獻層面上，提供我們探析文人與方士間的社會互動外，〈瓊花鏡〉也涉及扶鸞在文人個人層面上發揮了何種作用，為何他們會想要尋求此方法的幫助。林教授由此探討葉氏在失去未婚女兒時，面臨的個人危機，以及葉氏如何利用扶鸞儀式來應對。

　　林教授運用細讀的方式，釐清文本所隱含著敘述者與被敘述者之間的張力，並在此基礎上從三個面向探討這場降神會及其意義。首先，審視葉家的父女關係，以及失去女兒所造成的危機；其次，探討作為主人與敘述者的葉氏、身為儀式專家的方士，與觀眾三者之間的權力動態，以及各個環節中他們如何試圖在儀式敘事中維護自己的權威；最後，分析降神會的談判過程，最終使他願意接受失去女兒的事實。

　　林教授先分別講述葉紹袁的生平和他的家庭，以及晚明社會與宗教的時代背景。葉紹袁來自於吳江（靠近蘇州）的顯赫地主家庭。天啟五年 (1625)，葉氏考取進士，後官至工部主事。由於對官場腐敗感到失望，於 1631 年決定歸養還鄉。值得注意的是葉氏與妻女之間的家庭生活。林教授指出，身為詩人之妻的沈宜修 (1590-1635)，與葉紈紈 (1610-1632)、葉小紈 (1613-1657)、葉小鸞 (1616-1632) 這三位皆雅善詩詞的女兒，一齊成為女性詩社的核心。她們的案例，正體現了高彥頤 (Dorothy Ko) 所說晚明文化運動中「情教」(cult of qing) 的觀念，其中認為女性能在詩歌和文學中表達深刻的情感，與男性的正式寫作形成對比。對葉紹袁而言，家庭內純粹而親密的喜悅，為他在腐敗的外在世界與科舉考試之外提供了一個避風港。

　　然而，翌年小鸞卻突然離世。小鸞是葉家的三女兒，似乎也是葉氏最喜愛的孩子。當時她以美貌、莊重與詩歌才華而聞名。小鸞出嫁前，身體已然抱恙，但夫家仍執意舉行婚禮，就在男方迎娶的前數天遽逝。在傳統中國家庭制度中，還未迎娶過門就死亡的女性，在夫家並無任何地位；在娘家女兒亦無法繼承直系財產，死後也不得於原生家族的牌位中被祭拜。不過，這並不代表女兒不受父母珍愛，從葉紹袁的作品中可見一般。

　　葉紹袁於 1636 年編纂出版《午夢堂集》，該文集收錄葉紹袁與其女性家人的詩文作品。葉紹袁除了通過文學使妻女們永垂不朽，在小鸞離世不久後，葉氏與妻子深信小鸞成了仙，於是在她的臥室裡設立了一個神龕，並邀請小鸞在夢中拜訪他們。葉紹袁還曾多次嘗試以降神會與小鸞聯繫，相關內容依序記載在 1634 年〈窈聞〉、1635 年〈續窈聞〉中，以及 1642 年〈瓊花鏡〉之中。這些記述後來收錄在《午夢堂集》的後續版本中。

　　林教授也探討葉紹袁的人生際遇、明清鼎革的世運，以及宗教文本形成時的社會風氣。前者體現在葉紹袁需要面對當時的各種社會動盪的問題，瘟疫肆虐導致家人離世，以及關外滿洲鐵騎入侵等危機。而在此背景下，葉紹袁家中經濟拮据，需要變賣田產，跟親戚借錢以求生存。後者則是晚明的宗教與社會心態。晚明是一個宗教變革的時期，其中典型的案例，是宗教文本的大量出現，同時扶鸞的實踐亦發生顯著擴展。林教授認為，由於日益增加的文人，參與扶鸞，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專家執行這些儀式，意味著專家需要聲稱他們在儀式上的專業知識和資格。這點也將會是接下來探討〈瓊花鏡〉時所要檢視之事。

　　1642 年的降神會，源於此前兩次降神會，葉紹袁遺憾於皆未能留下小鸞的影神（遺像）。因此，葉氏找到一位能夠將死者靈魂召喚到鏡子，並畫下其真容的方士——朱生（本名朱懋，字熙哲）。林教授認為此前兩次降神會比較類似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所討論的扶鸞，即方士藉由文字書寫與鬼魂、神明溝通，藉此得知小鸞身後事。而本次請來的朱生並非只透過文字轉述逝者，而是可以運用銅鏡，將逝者的靈魂顯現在鏡中。

　　在儀式開始之前，朱生否定前幾次的降神會，認為先前他們所交談的靈魂是神佛的冒充者。朱生隨之展現他的專業技能，並重新指定一位還未飛升成仙的靈魂，因祂能隨叫隨到為朱生說話，以便找到小鸞。通過這些方式，朱生維護了他在降神儀式中儀式主持者地位。

　　二月初一日，儀式開始了，朱生架好祭壇，設置兩面大銅鏡，信誓旦旦地認為能夠成功召喚小鸞於鏡中。然而，當晚燒符數百，仍未見其身影。隔日朱生再試，未果。初三，亦如是。朱生為此言道，自己施展此術，已七年有餘，沒有一次不成功。

　　葉氏的筆下，此時朱生變得沉默寡言，似乎擔心自己的儀式會再次失敗。而葉氏仍堅定不移，希望能繼續召喚女兒。然而，連續數日的降神會，似乎耗盡了朱生與觀眾們的精力；而在極寒天氣下，也讓觀眾們拒絕繼續參加。林教授指出，為期五日的降神會，可能超乎社會對一般降神會的預期。同時，朱生認為自己需要再回洞府修行。

　　直至九月初六日，朱生重新設壇降神，而此次終於召喚了瓊章（小鸞）。這段也是文章的高潮之處，鏡面上彷彿潑墨，氤氳靉靆，她立半身於雲端。最後，朱生終於將瓊章的形貌畫了下來。當朱生畫完她後，小鸞跟身旁的仙女們一齊飛走了。這場降神會結束，葉紹袁也獲得女兒的畫像。

　　結論部分，林教授指出〈瓊花鏡〉體現父系家族父女之間的緊張關係。父親對於女兒的依戀，在婚姻實踐與女兒死亡之間產生撕裂。雖然葉氏如約將小鸞嫁出，但從整場降神會中，一再出現小鸞的婚姻並非命中註定的陳述來看，事實上鏡子扮演了強化「死亡」與「婚姻」之間連結角色。而此緊張關係，亦反映在其他中國宗教文本中。

　　經由這場降神會，葉紹袁終能對女兒之死釋懷。正是在與朱生往來談判的過程中，葉紹袁才選擇接受小鸞的離去。之後葉紹袁的日記，很快就從家庭的幸福與失望中，轉向到一個衰落王朝的掙扎。最終，葉紹袁選擇出家為僧，法號木拂，試圖擺脫輪迴。

　　在討論環節中，文哲所陳慧玲博士提問降神會的花費，以及是否有其他類似運用鏡子降神的記載，尤其晚近鏡子的製作工藝提升後，還有沒有類似儀式？林教授認為這兩個問題屬於細節層面，相對較難處理，不過經費的問題，或可再考慮。因為朱生多次舉辦降神會所需要的道具，在儀式過程中無法減省。史語所吳孟軒教授提問，這些儀式專家（方士）在進行降神儀式時，複述 (repeat) 在其中的作用。林教授認為「複述」或許在前兩次降神會中更容易出現，因為那兩次是由方士寫下往生者的對話。不過，方士能否完全轉述逝者的發言，或許是明清時期，百姓識字率的切入點之一。近史所傅家倩教授則好奇，在《午夢堂集》中，類似〈瓊花鏡〉的文本是普遍存在其中，還是獨此一篇？此外，與這篇葉氏的文章形成的時間接近，早期近代的歐洲奇異之物 (marvels) 書寫，也開始普及，並成為日後博物學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好奇葉紹袁的作品是否對後世有類似的影響？林教授回答，在《午夢堂集》集中，類似的降神記述非常稀少，大多數以妻女們的詩作為主；而關於該文集與知識建構的關係，雖然沒有直接的答案，但如果依照中國傳統知識分類標準來看的話，〈瓊花鏡〉應該會劃分在志怪小說的文類。再加上文集大多收錄詩歌，對於奇異之物的記載較少，文集的流傳亦有限，因此，可能沒有如同歐洲相似文類的影響。

　　近史所張哲嘉教授則提問，為何葉氏沒有召喚他妻子，而是只召喚他的女兒；本次演講的英文標題，選用 Séance 來對譯降神會，意即靈媒與亡靈溝通的聚會，而不是用 “necromancy”（招魂術，運用巫術與亡靈交談），張教授認為，“Séance” 這個詞源更為久遠。傅家倩教授也補充道，19 世紀流行的、生者與死者之間交流的 spiritualism（招魂術）亦可考慮。林教授回覆，葉氏選擇召喚他女兒的靈魂，可能源於出嫁後的女兒不屬於娘家，因此，只能用其他的方式找尋。關於英文標題選用的問題，林教授認為 Séance 比較具有公開展演儀式或聚會的語意；而 necromancy 在英文語境中，比較跟黑魔法、巫術有關，語感上相對負面。臺大歷史系學生陳冠傑則好奇，為何小鸞的前世在葉紹袁筆下的轉世敘事都是女性？林教授認為雖然這個問題並沒有直接的答案，不過對葉紹袁而言，班昭的博學，或許可以解釋小鸞今世聰慧。同時，從女性在葉家扮演的地位來看，或許跟葉紹袁其實是有意打造一個只屬於他的女性親屬的樂園有關。本次演講在與會學人熱烈的討論中，畫下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