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金文京教授

　　金文京教授為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曾任教於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鶴見大學日本文學科、韓國成均館大學及臺灣大學中文系，並擔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5-2009)、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 (2018-2020) 等職務。

　　金教授學問淵博，著作如林，主要從事於中國古代小說、戲劇及說唱文學研究，並在深厚的中日韓古典文化基礎上闡發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共象與殊象。著有《三国志演義の世界》(1993)、《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2010)、《能と京劇：日中比較演劇論》(2011)、《李白：漂泊の詩人その夢と現実》(2012)。與研究社群共同校注《花關索傳の研究》(1989)、《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研究》(1998)、《老乞大：朝鮮中世の中国語会話読本》(2002)、《邯鄲夢記校注》(2004)、《至正條格》校註本(2007)，並整理稀見文獻如《広東木魚書目録》(1995)、《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2006) 等。[1]

一、求學歷程：在臺灣的另類中國體驗

　　金文京教授說自己從小就喜歡古老的東西，時常流連古書店，特別喜歡《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高中時，適逢吉川幸次郎先生 (1904-1980) 全集出版，他就這麼一本一本地閱讀，一步一步被牽向中國文學研究之路。

　　1970 年，金教授考入慶應義塾大學。當時第二次安保鬥爭的學運風潮仍餘波盪漾，學校幾乎無法正常上課，只好一邊讀書自學、一邊在家附近的華僑學校學習中文。大一那年暑假，在華僑學校老師建議下，金教授乃孤身搭船經過沖繩抵達基隆，開啟一趟徹底改變其中國想像的旅程。

　　基於過往閱讀吉川先生作品的經驗，金教授印象中的中國，是一個以士人文化為主，理性、沒有宗教、沒有虛構的國度。因此，臺灣四處可見的廟宇讓他感到十分意外，而在國軍文藝中心上演的京劇，更與吉川先生筆下所描繪的中國展現出全然不同的風情，進而引起他對戲曲的興趣。

　　日本的中國戲曲研究有其悠久傳統，早在江戶時代，對能劇、歌舞伎感興趣的學者便已注意到雜劇的存在。明治初期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幸田露伴 (1867-1947) 和森槐南 (1862-1911) 開始對元雜劇的譯介，其後狩野直喜 (1868-1947)、鹽谷溫 (1878-1962)、青木正兒(1887-1964) 等更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事實上，對金文京教授影響深遠的吉川幸次郎先生，其博士論文正是《元雜劇研究》(1947)。只由於地理條件限制，傳統日本學者對戲曲的鑑賞與研究往往限於案頭文本，而在臺灣實際觀賞表演的經驗，則讓金教授發現更豐富多樣的世界。

　　金教授大學畢業後考入京都大學的研究所，在田中謙二先生 (1912-2002) 的指導下以元雜劇為題完成學位。其後參與田中先生創立的「讀曲會」，與同學赤松紀彥、井上泰山、小松謙、佐藤晴彥、高橋繁樹、高橋文治、竹內誠、土屋育子、松浦恆雄等共同研讀「元刊雜劇三十種」。「讀曲會」持續近三十餘年，透過悉心的整理校注，還原明人改編前雜劇的樣貌，[2]並出版系列研究成果：《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研究》(1998)）《元刊雜劇の研究 (1)：三奪槊．氣英布．西蜀夢．單刀會》(2007)、《元刊雜劇の研究 (2)：貶夜郎．介子推》(2011)、《元刊雜劇の研究 (3)：范張雞黍》(2014) 等。這次金教授也把握研討會的空檔，調查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嘉靖辛卯年（嘉靖十年，1531）刊刻的《雍熙樂府》。

　　金教授在臺灣獲得的「另類中國體驗」不止於傳統文化，還有金庸 (1924-2018) 和張愛玲 (1920-1995)。1980 年代於臺大短期訪問時，金教授曾被問及是否讀過金庸和張愛玲的作品。當時這兩位作家的著作在中國大陸都是禁書，在日本也尚未受到注意，因此金教授不曾聽聞。不料對方得知後卻說：「沒讀過金庸還算中文系？」

　　「受此譏笑，我也不甘心，買了全集閱讀，就通宵達旦，成為金迷」。1994 年，日本德間書店開始籌畫金庸作品的日譯本出版，而其中的《射雕英雄傳》(1999)，就是由金文京教授操筆。為了避免被學校批評不務正業，金教授使用紀念父祖故鄉韓國全羅南道海南的筆名「金海南」[3]， 也為這段結於大海之南的緣分留下詩意的呼應。

二、從《花關索傳》重讀《三國》

　　雖然金文京教授的「本行」是元曲研究，但中文世界的研究者可能更熟悉他關於《三國演義》和東亞文化的研究。金教授笑著說，他的研究幾乎全部始於偶然的契機。

　　1967 年，上海嘉定縣發現了明成化年間 (1465-1487) 北京永順書堂刊行的十六種說唱詞話，這些作品以韻文唱詞和散文道白交替敘事，其中之一為《花關索傳》。1973 年，上海博物館影印本問世，但流傳未廣。直到 1979 年，金文京教授才得到由臺灣出版社影印的上海博物館藏刊本。那一年，他剛好畢業，遂與古屋昭宏、大木康、冰上正、井上泰山等友人一同組織讀書會，閱讀《花關索傳》，從而投入少時鍾愛的《三國演義》的世界。

　　今日恐怕只有極熟悉《三國演義》的讀者，才對關索這位在諸葛亮 (181-234) 平定南中前突然出現的「關公第三子」有些印象。但他在宋元時期實為家喻戶曉的名字，許多軍官、盜賊，都以關索為號，如《水滸傳》中的天牢星楊雄，便有「病關索」之稱。西南地區也有不少以關索為名的城寨山嶺。事實上，雖然在今日通行的毛宗崗本《三國演義》中，關索僅於第八十七到八十九回突兀閃現五次。但從流傳海外的其他系統明代刊本可以看到，曾有另一系統收錄了關索荊州認父的橋段。在這些版本中，關索取代了不少通行本中歸諸關平的故事，且為一名驍勇善戰又富謀略的將領。[4]

　　小川環樹 (1910-1993) 早在 1965 年便指出，最早的弘治本（嘉靖本）《三國演義》中沒有關索，其後才在周曰校本（卷九〈孔明興兵征孟獲〉，約為毛本八十七回）和鄭少桓本（卷九〈關索荊州認父〉，約為毛本五十三回）兩種不同系統中出現關索故事。此一發現打破學界長期以來認為嘉靖本是明代後期各種版本之祖本的說法，對《三國演義》版本系統研究有極大的啟發。[5] 但當時受限於材料，未能進一步展開。

　　金教授詳細比較相關情節，將周曰校本隨諸葛亮南征的故事稱為「關索故事」，將鄭少桓本荊州認父的故事稱為「花關索故事」，由兩者在關索生命史上的矛盾，指出它們源於不同故事系統：後者受到《花關索傳》的影響，而前者則與元代的《三國志平話》相似。在此基礎上，金教授進一步以關索相關故事為線索，透過比較大量海外新發現的版本（尤其是過去不受重視的福建建安刻本），將《三國演義》的版本分成五個系統：1. 非關索．花關索系統（嘉靖本、葉逢春本）、2. 福建本花關索系統（余象斗本等 7 種）、3. 福建本關索系統（誠德堂本等 17 種）、4. 江南本關索系統（周曰校本等 20 種，含李卓吾、毛宗崗本）、5. 關索．花關索系統（雄飛館刊本）。奠定今日《三國》版本源流考論的重要基礎。[6]

　　在《三國演義》之後，金教授也順勢研究《西遊記》與《水滸傳》，並從 2003 年開始定期參加周文業先生舉辦的「中國古代小說數位化研討會」，與中國學者建立交流。

三、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合與分

　　作為出生於日本、受中國文學研究訓練的韓國人，金文京教授往往以「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靈活比較視野，發前人所未發。但他的東亞文化研究之路並非一開始就如此順理成章。

　　在金教授求學時，文學研究風氣整體仍受西方影響，重視國別概念，因此日本文學、韓國文學的研究者，都傾向將以漢文寫作的作品排除於本國文學傳統之外。而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也認為，應該比照研究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的作法，將中國文學視為單純的「外國文學」；同時，他們也判定帶有和習（和臭）的日本變體漢文是不成熟的漢文，不鼓勵學生閱讀。因此，金教授早期未曾以東亞視角出發從事研究。

　　上個世紀 90 年代開始，由於各國之間交流日益頻繁，對於域外漢籍、東亞文化圈的意識也逐漸提高。而金教授特殊的成長背景，再加上對日本古書收藏狀況的嫻熟，自然「剛好偶然」為朋友邀請參與研究。於是順著時代進入新的學術潮流，又推動潮流向更遠處前行。

　　金教授指出，東亞漢字文化圈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歐亞伊斯蘭文化圈不同，沒有一個受到廣泛認同的代表性精神文化。各國雖然都使用「漢字」，但讀音、讀法與使用習慣各不相同。再者，語言形態上漢語屬於孤立語（分析語），而鄰近民族的語言，如日語、朝鮮語、蒙語、滿語都屬於黏著語，導致語言學習十分困難。再加上古代交通不便，實際交流較少，因此雖然都使用漢字，但周遭民族往往依照自己母語系統的文法、發音訓讀，而產生種種變體漢文，如日本的「侯文」與朝鮮的「吏讀文」。若僅從中國正統的價值觀看，容易將視野局限於上層階級使用的正規漢文，對「交流」的觀察也難免更偏向影響與接受史。但若將視野擴展到東亞各種由漢文與非漢文字體構成的混合文體，就能看到更多層次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也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東亞文化圈這個集合的共相與殊相。[7]

四、我們都是山外人

　　金文京教授謙虛提及的「偶然」，毋寧是長久累積的水到渠成。如關於山人的系列研究，就是大量閱讀唐宋詩文筆記與元雜劇，貫通古今，與當代對話的成果。

　　山人本為避世隱士的稱號，時或往來山內山外賣藥謀生，在杜甫、王維詩中都有出現不少賣藥的山人，如杜甫寫下：「採藥吾將老」、「種藥扶衰病」。[8] 明代中晚期，「山人」之號蔚然成風，形成龐大群體，遊食於縉紳權貴間，從事商業性文化活動。時或干涉朝廷政治或邊境軍事，頗為時人詬病，故有「昔之山人山中人，今之山人山外人」之譏。[9] 歷來對此現象的研究不少，但明代以前的山人卻相對乏人問津。

　　金教授指出，雖然自唐代便不乏意在終南捷徑的山人，但山人群體形成，更多反映的是隨都市經濟發展，在知識階級擴大、科考不易的情況下，具有特定知識技能的中間階層走出山林，自食其「藝」。不少出身中層階級的山人，憑著醫藥卜筮、下棋作畫的能力，與上層士人平起平坐。宋元時期「山人」更多是他人對星相醫卜等江湖技藝從事者的職業稱呼，而非附庸風雅的自我標榜。

　　金教授半開玩笑地指出，傳統理想中官員工作是為了人民而不是為了賺錢謀生，月俸的邏輯是「養廉」；山人不一樣，山人用自己的知識技術謀生，是我們現代人的生活方式。

　　傳統中國文學、歷史的敘事皆以士人階級為主，20 世紀後隨著政治環境改變，開始提倡人民的文學與歷史。透過對山人群體的研究，金教授希望提醒大家將目光投向在上述二分法中被遮蔽的中間階級，並注意知識階層的不斷擴大與分化，如何構成中國近代社會變化的重要動力。[10]

五、寄語青年學子：重視自己的興趣

　　訪談最後，金文京教授委婉表達對現行學制的惋惜。過去日本的學制在修完博士課程學分後，不必提交博士論文，即可以「單位取得退學」的資格投入教學與研究。金教授的師長多以學生在年輕積累不足的狀態下寫論文是「浪費時間」，而金教授也認為古典人文研究必須仰賴大量閱讀和廣闊的眼界，若被迫太早選定可操作主題鑽研，雖能在小範圍內得心應手，但容易導致整體知識不足，難以觸類旁通，最終將對長久發展造成限制。

　　雖然個人難以自外於制度和社會氛圍，但金教授仍鼓勵學生要將眼光放遠，並重視自己的興趣。「人的興趣不可能持續一輩子，興趣的轉移是很自然的。所以如果偶然看到什麼，聽到什麼，覺得關心，不妨就去看看那方面的書，蒐集那方面的資料。現在很多人會限制自己，覺得自己是做什麼的，不能旁騖。但應該要把眼光放寬，趁著年輕盡量接觸，聽從自己的興趣。」

　　就像以賽亞．柏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的刺蝟和狐狸比喻一樣，金教授認為研究者基本上分成兩類：一種人一開始就設定好目標，一門深入，成績斐然，成為該領域大家公認的專家。另一種則沒有固定的目標，興趣廣泛，時常轉變。二者沒有絕對的優劣，只是個性使然。金教授自認個性比較接近後者，因此研究生涯中幾乎沒有預想過未來要研究什麼，最多只有一年的計畫。

　　「別人往往說金文京很博學，其實不是博學，也不是興趣廣，只是逢場作戲。我的研究都出於偶然，偶然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或者被朋友慫恿，覺得很有意思，就去研究。我本行是元雜劇，理當有關於元雜劇的專著，但我沒有，連論文都寫得很少，《三國演義》和山人反而多些。但即便沒有所謂代表作，我也不後悔。我覺得很愉快。」金教授說：「我研究最大的動機，就是從小喜歡這些。我這一生都研究得很快樂。」

^[1]日本古籍校注整理往往採集體合作形式，以期透過眾人集思廣益，反覆切磋琢磨，取得最穩妥的解釋。如金文京教授與同學研究《花關索傳》時，每周定期聚會一次，每次約持續五、六個小時，逐字考釋。如此持續三年，才完成最終的《花關索傳の研究》。

^[2]小松謙、金文京著，黃仕忠譯，〈試論《元刊雜劇三十種》的版本性質〉，《文化遺產》，2008 年第 2 期，頁 1-14。

^[3]金文京教授以「金海南」為名撰寫的著作尚有《水戸黃門「漫遊」考》（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9），此書於 2012 年由講談社出版時改署以金教授本名。

^[4]注：周紹良，〈關索考〉，中華書局編，《學林漫錄．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100-113。

^[5]小川環樹，〈關索の傳說そのほか〉，《中国小説史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68），頁 162-172。

^[6]金文京，〈『三国演義』版本試探——建安諸本を中心に——〉，《集刊東洋学》第 61 卷（1989年5月），頁 43-64。中譯本由陳西中譯，〈《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收入周兆新主編，《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26-54。

^[7]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東京：岩波書店，2010）。本書以「訓讀」為主軸，透過東亞不同國家的訓讀，展現「漢字文化圈」如何在表義漢字的基礎上開展出花爛映發的多樣性。金教授於 2022 年親自翻譯了中文本《漢文與東亞世界：從東亞視角重新認識漢字文化圈》（衛城出版社）。另有由 Ross King 翻譯的英文本 (Brill, 2021) 與김용태翻譯的韓文本（成均館大學校，2023）。此外，金文京教授近年關於東亞文化交流的論文，多收入 2022 年關西大學文化交渉學博士學位論文《東亞典籍文化交流論考》。

^[8]金文京，〈山人としての杜甫〉，《中國文學報》第 83 卷（2012 年 10 月），頁 141-159。

^[9]金文京，〈明代萬暦年間の山人の活動〉，《東洋史研究》第 61 卷第 2 號（2002 年 9 月），頁 257-277。

^[10]可另參見教授相關專論：金文京，〈晚明山人之活動及其來源〉，《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 年第 1 期，頁 37-42；〈晩明山人兪安期的活動〉，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都市繁華：一千五百年來的東亞城市生活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70-181；〈山人考——東亞近世知識分子的另一形態〉，《中國文學學報》（香港中文大學）第 6 期（2015: 12），頁 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