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商偉教授

 
　　商偉教授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杜氏中國文化講席教授。商教授於 1982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84年取得碩士學位後留在北大任教；1988 年赴哈佛大學東亞系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1997 年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執教於今。研究方向以明清時期的小說戲曲為主，兼及詩歌研究。參與撰寫《劍橋中國文學史》[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主筆《文人的時代及其終結：1723-1840》一章。主要著作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2]與《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台》[3]等及學術論著多篇。個人之學思歷程參見《雲帆集》[4]。
  
 

• 觀演之間與帝國想像

 　　商教授的研究方向十分多元。近年來，研究重心逐漸從小說轉向詩歌，並計畫跨足戲曲領域。事實上，商教授的視野從未侷限於單一文類。早年，便已發表關於清代小說《野叟曝言》中百歲慶典大戲的文章，從中可見小說與戲曲的互動。如今，他正在撰寫《紅樓夢》與傳奇之關係研究，由此也充分體現了教授對於不同文類交互影響的深入探索。商教授特別指出在《野叟曝言》中，用水氏百歲慶典演出的大戲〈聖母百壽記〉來做結尾，透露出兩種對於戲曲的特別理解：第一，這場百歲慶典有模仿乾隆皇帝 (1711-1799) 為其母崇慶皇太后 (1963-1777) 所舉辦的萬壽慶典的企圖。在觀戲的過程中，不僅隱含了作者夏敬渠 (1705-1787) 僭越的企圖，更直接反應了大清帝國的狂想。第二，在《野叟曝言》的結尾利用大戲慶典，來使中國與歐洲之間產生聯繫，以彷彿戲中戲之不斷回顧、滋生與自我評點的敘事方式，參與建構以儒教為帝國擴張的全球想像。
　　商教授表示〈聖母百壽記〉每一齣題目皆為四字句，以戲曲的方式，將整部小說的內容重新搬演一遍，對主人公的英雄事蹟做了回顧與總結。再透過不同觀眾的分次點戲，每次四到六回不等，將小說內容重新節選和組合，作者與讀者便經歷了同樣的重讀、覆讀過程。作者藉由點戲，來對先前的情節進行「刪節」，而戲曲的觀眾亦參與到對于表演的評論，描寫了這當中人物的演戲、看戲與評點。小說主角文素臣那些與歐羅巴結親的後代，他們的子子孫孫們，也在這觀戲的過程中，從歐洲逐一回來，在接近戲曲尾聲的部分，戲劇的時間跟現實的時間交匯，剛回到中國的子孫，直接又進到了台上所演之戲、台下看戲的關係之中，表演甚至已超前預言了接下來即將發生的場景，當戲曲觀眾與台上演員相會之時，彼此互為鏡像。戲跟觀眾之間十分複雜，觀眾既是台上戲中故事的人物，同時又是台下的評論者，而小說作者與讀者也在同樣回顧、刪節和評點小說，這是一個相當有創意的小說形式。
　　另一方面，商教授也提到在《野叟曝言》裡的大戲如何安放他者，以及小說與清帝國之間的關係。長篇小說能將一切放入敘事之中，而清帝國也同樣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能包容諸多異質的文化、種族、地域等。這與後來所謂的民族國家全然不同，因此帝國與長篇小說，此二者雖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但是帝國與章回小說的內部，卻有一種親和力，從包容性與開放性的角度視之，兩者形成了互為鏡像的關係。有些西方學者評論《野叟曝言》是一部「過剩」的小說，在這部小說之中，一切都是超出常度的、過剩的，正如乾隆時期亦是一個人口翻倍增長、領土擴張而帝國膨脹到極限的狀態，甚至「西洋」也被視為大清帝國天下體系的一個部分。商教授特別提出在圓明園的西洋建築群中，可以看見乾隆皇帝使用了中國多寶格的方式，將西洋景點一一集錦，將之安放在由清帝國所能操控的象徵空間、秩序當中。一如《野叟曝言》對於這些歐羅巴的他者，小說先是通過夢裡的征服，兵不血刃，便讓他們皈依了儒教，這本已是一種幻想。結尾的百齣大戲，更是高度戲劇化的、宏大的視覺狂想，以這樣的戲劇景觀 (spectacle)，呈現萬國來朝，把歐洲給容納進來。在觀戲時有專門給外國使節的區域，這些文素臣在歐羅巴的子孫，還有已經皈依儒教的外國國王及使臣，都被安置在這樣的戲劇景觀之中，而後被這個景觀給折服。小說通過戲劇的戲演，創造出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顯現了作者特別有意識地設計了這樣複雜觀演關係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