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演講「翻譯的危險：清朝與大英帝國兩位翻譯家的非凡人生」紀要

　　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教授，牛津大學東亞研究博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現為英國牛津大學亞洲與中東學系中國近代史教授、彭布羅學院何鴻燊中國歷史講座教授，專長為清代以來的社會文化、中西交流史、華北鄉村與宗教等。重要專著有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中譯本：《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 (1857-1942)》）、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中譯本：《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 (1640-2000)》），以及新作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暫譯：《翻譯的危險：清朝與大英國兩位翻譯家的非凡人生》）等。

　　演講伊始，沈艾娣教授提及本書是為回應英國人對馬戛爾尼使團覲見乾隆帝的認識，尤其是十九世紀初英國製造磕頭 (kowtow) 的歷史論述：將中英第一次外交爭議歸咎於英使拒絕磕頭，致使清方回絕英方要求。這個論述影響了費正清、蔣廷黻等歷史學者，在建構朝貢體制、中國現代化學說時，強調清朝的朝貢體制無法適應現代外交關係，以及清朝輕視英方帶來的現代事物，導致日後鴉片戰爭爆發。甚至在今日的英國政論報刊中，仍有英國是否該向中國「磕頭」的論調。為此，沈艾娣教授在本次演講中以馬戛爾尼使團中兩位口譯的生平故事，從文化交流者的角度試圖破除過往人們對英使覲見乾隆帝的迷思，再透過兩位口譯的跨文化經驗，思考十九世紀中國對外「無知」的議題。

　　首先，沈艾娣教授展示新書封面使用隨同使團的繪圖師威廉．亞歷山大 (William Alexander) 所繪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畫作之一，該圖是他憑空想像使團成員覲見乾隆帝的場景，畫中正描繪出本書兩位主角的樣貌——一位是單膝下跪、接受乾隆帝贈與荷包的童子小斯當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另一位是站在皇帝與小斯當東之間頭戴假髮、身著洋人服裝、擁有男性漢人面孔的口譯李自標。

　　簡述完兩位主角生平後，沈艾娣教授接著從他們的經歷探討中國人為何對外界「無知」。以林則徐奏稱英國人無法彎曲膝蓋為例，林則徐為何會對已在廣州活動近兩百年的英國人如此無知，以及這類荒誕的資訊為何能上奏道光帝？沈艾娣教授表示此問題不該只從中國人身上找答案，如上述李自標的例子即證明部分中國人對西方的理解遠比人們想像得多；因此，得將問題核心轉向究竟是中國的「誰」，以及為什麼「無知」。

　　換言之，沈艾娣教授試圖探討的，是中英衝突日益加劇的背景下，這些知識為何沒有被決策者們善加利用。沈艾娣教授推論，除了學者認為中國人性格傲慢、輕視英國，還有在滿漢矛盾的背景下，統治者對知識的壟斷，以及兩國人才培育的差異，使得知識分子透過書籍學習時，能否留意「世界」等諸多原因。此外，或許也跟身處跨文化的中間人，到底扮演何種角色有關，因此她試圖從口譯身上找尋答案。

　　以使團與清朝官員商談條約為例，沈艾娣教授表示，承蒙賴惠敏教授《乾隆皇帝的荷包》啟發，使她不同意過往學者認為使團覲見時，因禮儀爭議使雙方毫無機會商討貿易條約的說法。她指出《荷包》提及中俄恰克圖邊境貿易談判，事實上與廣州通商活動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因此，或可推論在覲見禮結束後，中英雙方有機會商談條約內容。在馬戛爾尼的筆記中，就記載了 1792 年辦理中俄重開互市的松筠，如何引領使團遊覽御花園，並與他談論當前俄羅斯的政局。而當使團收到皇帝逐項反駁使團的六項要求，且額外以「不准妄行傳教」反駁使團未提出的傳教要求時，馬戛爾尼還向松筠解釋，對英國信奉新教來說，傳教並非他們的訴求。為此，沈艾娣教授在李自標寄回羅馬的信件中，發現條約被添加的內容是李自標所為，李坦言此舉是為了讓教徒們不再被視為非法。沈艾娣教授認為，此案例正好能作為口譯介入外交文書內容的線索。

　　不同於今日談判雙方都會準備己方同步口譯的模式，十八世紀多半以一人擔任雙方的逐步口譯；同時，口譯員也必須選擇性的翻譯，以應對各種語言各自的表達方式。例如覺羅長麟在口傳上諭時，李自標為避免引起麻煩，選擇將「貢使」譯為「大使」（legatus，文中拉丁語皆用斜體）、「貢」譯作「禮物」(munera)、「夷」則翻譯成較為中性的「外國人」(externi)、「悅服恭順」譯成「滿足平和」(animo contento et pacifico)；又將制度、風俗等詞彙冠上「中國的」(sinica)、(sinicis)，以強調文化相對性；抑或是把英國國王的「至誠」，譯為「偉大善意」(magnam benevolentiam)，雖然這個拉丁詞意思是「善意」，但它與英語中「仁慈」(benevolence) 同源，而英文語境中有居高臨下的意涵，藉此平衡使團面對乾隆帝時的屈尊姿態。

　　雖然口譯能調用語言以避免麻煩，但如果牽扯到當權者對於口譯的信任問題時，口譯便身陷危險的境地。例如耶穌會士聽聞福康安曾私下警告李自標不許出錯，否則他的家人可能會有危險。事後回到羅馬的李自標坦言不後悔，但他認為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不會想擔任口譯這種工作。另一方面，危險則來自跨文化友誼的影響。由於口譯遊走在多個文化之間，使任何一方皆不能全然相信口譯，但口譯若想深入理解他者文化，又需要異文化的朋友，這又再次強化了人們對口譯的不信任感。

　　接著，沈艾娣教授將焦點轉向小斯當東在廣州認識的朋友通事李耀。在十九世紀初國際局勢的變化下，英國人對亞洲態度丕變，這點也影響了英人對中國官員的觀感。像是 1816 年阿美士德使團看待清朝官員時，帶有他們很臭、不能接近等種族性的歧見；這與之前 1793 年馬戛爾尼使團看待中國官員的態度很不一樣，像是在法國受過教育的大斯當東就認為中國官員與法國革命前的貴族散發出類似的氣質，他們都善於溝通、持禮而有節度、以華夏文明教養為傲。另外，此時正值拿破崙戰爭，英國船艦在廣州內海攻擊法國、美國的船隻，以及派軍占領澳門，這些軍事活動也引起清朝方的密切關注，而以上種種原因亦促使中英兩國關係愈發緊張。

　　在硝煙味如此濃厚的背景下，站在被動方的清朝，只能以控制中間人物的方式減少危機感，結果讓口譯的處境更加危險。例如小斯當東曾在嘉慶十九年 (1814) 的阿耀事件中，以貿易衝突為由，創造能在中、英兩國之間斡旋談判的機會，試圖解救因奸民勾串而被捕入獄的李耀（當時李耀甚至還私下寄信給小斯當東，指導他與清朝官員談判的技巧）；另一方面，小斯當東也得回應東印度公司的施壓。公司認為小斯當東為了解救他朋友的談判，導致清朝持續封禁英國商船開倉，令公司在經濟上蒙受損失。隨著嘉慶帝得知小斯當東參與此案後，要求官員「斷不可驅令（小斯當東）歸國」，對小斯當東而言，此旨很可能是要將他流放新疆等地的前兆。總之，這個案例展示了在中英關係緊張的情況下口譯的危險處境，並影響到此後阿美士德使團的談判。

　　關於兩位口譯的後半生，由於嘉慶帝見識到英國侵佔澳門之舉 (1808)，又經歷了天理教事件，於是施行更嚴厲的禁教政策，從而導致李自標這位精通拉丁語、義大利語與希伯來語，並對當時世界有所認識的中國人，只能選擇藏匿在山西趙家嶺村中。從此案例來看，當時的中國人並非全然對於西方無知，而是他們不願說話。而在英國成為議員的小斯當東，則須直面十九世紀起英國社會對於東方異文化（包括中國）的種族歧視，他本想利用對於中國的理解與漢語能力，試圖緩和英國對中政策，但一般英國人只在乎他曾經是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的經歷。他在議會中並不受歡迎，比如在 1834 年選舉傳單上，以類似廣州行商的英文名字 G. Stan-Ching-quot（quot就是官）來拼寫他的名字，譏諷他像個中國官員；又或是在國會辯論中英關係時，因為他發言聲音小且拙於演講，以致於其他議員以魚貫而出會議室的方式來羞辱他。即使小斯當東寫書冊子來反對英國的好戰政策，並提出如果法國將護衛艦強行駛入泰晤士河，我們將作何感想；同時他也反對具有挑釁意味的翻譯，比如將「夷」譯為「野蠻人」(barbarian)，或將「夷目」譯為「野蠻人之眼」(barbarian eye)。他認為這種翻譯既不精確，也缺乏道德，會擴大中、英之間的分歧。但在鴉片戰爭前夕，為了得到首相的認可他還是在國會辯論中支持對華開戰。另外，小斯當東在自家花園中展示自己的政治意見，先是放置虎門炮臺強調中國有抵抗戰爭的權力，而戰後放置維多利亞號軍艦的模型，則是英國勝利的表現。

　　最後，沈艾娣教授總結，在外交過程中口譯的作用十分重要，像是十八世紀的口譯運用寬泛的翻譯，消弭雙方爆發直接衝突的可能性。不過伴隨著雙方關係日益緊張，口譯的處境也越發危險。其次，關於「無知學」(agnotology) 的重要性，使人們意識到知識並非直接的傳播。在英國，無知是對於中文的「失憶」，由於十八世紀的英國沒有延續早年歐陸耶穌會等傳教士學習中文傳統，從而產生對中文語境的「失譯」。而在中國，對於外界的「無知」是更大的問題。在拿破崙戰爭之後，英法發展成極具戰爭能力的國家，而中國官員卻對現勢渾然無知。同時，中國的社會階級是決定「無知」與否的鴻溝，即使中國有水手、通事等身處對外前線的人群，能夠接觸外部世界的新資訊，卻因為國家缺乏管道，無法將這些資訊轉化成統治者決策時所能參考的知識。

　　演講結束後，近史所賴毓芝教授首先提問，林則徐何以對英國無知？又以十八世紀自稱福爾摩莎人的喬治．撒瑪納札 (George Psalmanazar, 1679-1763) 為例，詢問時人如何辨識李自標是「中國人」。沈艾娣教授回應，林則徐無知的癥結點，在於為何他能夠將那些錯誤知識呈給皇帝，因此需要考量奏摺的真實性；至於辨識外來者的問題，以明朝為例，當時朝廷知道南洋的通事是中國人，但多數不會特別干預。

　　史語所張谷銘教授好奇李自標與小斯當東是如何認識與交流；另外，本書的標題與其說是翻譯帶來的「危險」，不如說他們本是身處兩個權力中心之間的中介者所致。沈艾娣教授回應，時年三十幾歲的李自標與十二歲的小斯當東是在前往中國的船上認識。小斯當東在五歲的時候已經開始說拉丁語，使他能與受過天主教教育的李自標口頭交流，不過當時教授小斯當東漢字的口譯員是柯宗孝。關於第二個問題，沈艾娣教授同意口譯的危險確實是來自於外交場合本身，尤其是遊走於兩個強權之間。

　　臺大歷史系宋家復教授則詢問，兩位雙語使用者一生都活在翻譯當中，那麼在他們翻譯生涯是否有較愉快的翻譯經驗？並進一步提問這兩位雙語使用者在以語言進入他者文化時，是否會出現在他者語言中迷失自我與認同的情況。沈艾娣教授回應，在材料中雖未見兩人對於擔任口譯時是否感到愉快，但從小斯當東的個人筆記或信件中，可發現他在學習中文時具有成就感，例如他會因為能直接聽懂中國商人的話而感到高興，或是他經常埋首於他的書室翻譯《大清律例》等中文書籍。再者，沈艾娣教授認為這兩人並沒有迷失自我的問題。雖然人們會譏諷小斯當東過於中國化，但對他而言，此事並未影響其身為英國人的認同。另外，雖有些翻譯史研究指出，李自標太過於歐洲化，但沈艾娣教授認為，李自標一直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有趣的是，當李到趙家嶺村傳教時，化名 May（乜）神父，即「某」神父，卻在趙家嶺村日後的歷史記憶中，變成一位外國神父。

　　成大歷史系陳計堯教授提問，英國人會選擇天主教徒作為對華交流的中間人，那麼為何會選擇來自內陸的李自標，而非沿海廣州的天主教徒？而小斯當東又是如何將清朝的碉樓移動到自家花園中？沈艾娣教授回應，由於天主教在全球的活動，使學習拉丁語成為當時西方國家菁英交流的語言，進而成為大斯當東與李自標能相遇的遠因；又因使團需要會講北方官話的口譯，因此最後選擇李自標。關於碉堡的部分，或許得從地方史研究、官方檔案等，才能找到相關路徑。

　　史語所童永昌教授則回應演講中清朝統治者無知的問題，或從知識本身的流傳與訊息如何傳到決策者的角度來理解，並提問能否探討翻譯者的判斷。沈艾娣教授說明，李自標雖然擅自添加了條約內容，但他翻譯的首要目標仍是讓使團成功與清朝達成和諧的交流，同時讓自己全身而退。而小斯當東則是在擔任阿美士德使團的口譯時，面對該如何權衡清朝的威脅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利益之間的利弊。近史所喬舒亞教授則詢問此過程中的滿洲因素，像是理藩院是否介入等。沈艾娣教授認為，此過程雖有蒙古人松筠參與，但較難看到滿洲因素存在。最後，今日的講座在學者們熱烈交流中進入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