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ua A. Fogel教授演講「The Origins of the Esperanto Movement in China and Japan: A Comparison」紀要

　　Fogel 教授本次的演講聚焦於討論、比較世界語從十九世紀開始在中國與日本的發展。在探討兩國的世界語運動變化以外，Fogel 教授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即使世界語不含任何東亞語言的要素，卻依然能在東亞引起一波不小的學習熱潮？

　　Fogel 教授首先介紹世界語運動的起源。在十九世紀歐洲的知識圈內興起了創造萬國皆通的人工通用語熱潮，在世界語出現之前，受到矚目的人工語言是沃拉普克語 (Volapük)。然而，由於沃拉普克語過於複雜，加上創造者對沃拉普克語的處置相當專斷，所以很快就沒落，取而代之的就是世界語。世界語的創造者柴門霍夫 (Ludoviko Zamenhofo, 1859-1917) 秉持著將世界語作為共通輔助性語言的理念，希望能藉此打破國界、民族、語言的藩籬，宣揚世界友誼與和平 (Homaranismo)，世界語的名稱也源自「Esperanto」，亦即希望之意。在這個理念之下，與沃拉普克語相反，世界語簡化了格位系統與動詞變化，成為了一種極其簡單的語言。柴門霍夫甚至主動放棄了世界語的知識專利權，只為了真正推廣世界語。

　　在中國，世界語的傳入途徑分為三種：俄羅斯、日本，以及法國。俄羅斯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爾濱或上海等地成立世界語學校、俱樂部來教授世界語，由此管道學習世界語的中國人有陸世楷、盛國城等人。在日本，不少中國留學生則跟隨日本的世界語運動，如劉師培、何震等，其中部分人更選擇成為無政府主義者。世界語運動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之間則是最蓬勃的，知名人物如吳稚暉、李石增、褚民誼等，他們創立了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並在其中宣揚世界語教育。巴黎的建築系學生華南圭則創立《中國語世界語科學文學雜誌》(Ĥina, Esperanta Scienca Literatura Revuo)。儘管發行期數不多，但在其影響下，林振翰、孫國璋等學生也開始學習世界語，孫國璋後來出版了第一本漢語的世界語教科書，並在北京大學教授世界語多年。

　　中國世界語的發展最引人注目的是與無政府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高度連結，其中最為激進的成員，如吳稚暉 (1865-1953) 等，主張完全廢棄漢語，以世界語代替。吳稚暉也因譏笑漢語是野蠻人的語言，與章太炎 (1869-1936) 展開一場激烈的隔空論戰，身處巴黎的吳稚暉在《新世紀》、位於北京的章太炎則在《國粹學報》上撰文，相互抨擊。雖然在無政府主義的想像中，世界語對於無政府世界是再好不過的語言，但廢棄漢語的想法實際上與柴門霍夫創造世界語的宗旨相悖。在柴門霍夫的理想中，世界語不該取代任何一種語言及其背後的文化，世界語應該僅是作為異文化溝通的輔助語言。

　　日本的世界語運動則稍早於中國。1880 年代，日本報紙如《読売新聞》等，就已刊載了沃拉普克語、世界語的信息，在這些最早的新聞上，日本記者稱沃拉普克語為「世界語」，世界語則稱為「國際語」。但直到 1902 年，日本文學家二葉亭四迷 (1864-1909)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學習世界語，日本的世界語運動才算是真正開展。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世界語俱樂部的領袖費奧多爾．玻斯特尼科夫 (Fyodor A. Postnikov) 的財政支持下，二葉亭四迷於 1906 年出版《世界史教科書》，並吸引了一批日本學習者，當中很多人後來成為世界語運動的重要推手，如小坂狷二。這些早期的世界語學習者在 1906 年組成日本世界語協會（日本エスペラント協會）。與同時期的中國世界語運動不同，日本世界語運動是中產階級的休閒嗜好，其中有些人更在政治上相當保守，如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黑板盛美。至於一些極右派人物，如 1930 年代的北一輝，他們不期待外國人會大量學習日語，所以，世界語就成為輸出日本帝國影響力的絕佳工具。

　　包含無政府主義在內的左翼運動，則是日本世界語運動中的暗流。早期他們影響不大，但其中的知名人物如堺利彥等，也在推廣世界語教育，並因此促成了部分中國在日留學生開始學習世界語。對大部分學習世界語的日本中產階級來說，世界語是與不同文化的人交朋友的工具；對左翼運動分子來說，世界語則是聯絡世界革命分子的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的左翼運動開始向民族主義妥協，日本的工人運動則漸趨積極，左翼分子的世界語教育更具侵略性，貶斥日語為不精確的語言，並開始主張早先中國提倡過的想法：用世界語取代日本語。但隨著日本警察鎮壓左翼運動、軍國主義化，世界語運動在日本也逐漸沉寂。

　　在中國，世界語運動很快就遭遇到白話文運動的挑戰。對於世界語運動中想要替換漢語的無政府主義者而言，要從漢語中統一一個全國通用的「國語」，是沒有意義的事情，他們更傾向用世界語擔任各方言群體間的通用語，他們甚至認為，正是漢語這一野蠻語言，導致中國今日的沒落。但國語運動及白話文運動的支持者大多不可能接受世界語取代漢語的想法，以至於吳稚暉、李石增等不少無政府主義者，最終放棄了世界語取代漢語的主張，接受白話文推廣的現實，並成為蔣介石的支持者。一些世界語學校，如蔡元培、魯迅等人主持的學校，也面臨到經營、教學上的困難，而不得不結束授課。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世界語使用者劉師復 (1884-1915) 在華南推行世界語教育，創立廣州世界語會、《民聲》(La Voĉo de la Popolo) 周刊等機構、刊物，推廣無政府主義及世界語教育。但劉師復於 1915 年去世，區生白、黃凌霜等人雖欲延續劉師復的事業，但在世界語推廣上仍遭遇許多困難。

　　Fogel 教授總結，中國世界語運動在早期就富有政治性色彩，許多支持者受無政府主義影響，意圖以世界語取代漢語，並指責漢語是一門野蠻語言；但隨著時間過去，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修改了他們的觀點，不再積極支持世界語取代漢語，而是將白話文和國語看作可以接受的選項。在日本，早期的世界語主要是中產階級的休閒娛樂，但在一次大戰後，日本的世界語運動也走向意圖取代日本語的路徑，最終因政府鎮壓左翼運動而逐漸衰退。兩地的世界語運動共通之處，是他們對大量外國人學習本國語言一事不抱期待，因此若要與世界交流，學世界語似乎更為簡便實際。

　　回歸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世界語這一以歐洲語言為基礎的人工語言，會在當時的東亞掀起一定程度的迴響？Fogel 教授尚沒有定論，但指出一些可能的思考方向。首先，世界語並不直接與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連接，對日本人和中國人而言，他們既然不期待自己的語言會成為世界性語言，那與英語、法語相比，世界語就是與世界溝通時更可接受的選項。再者，撇開受政治革命感召的人不談，柴門霍夫推廣世界和平的理念，對東亞部分世界語學習者來說，仍深具吸引力。最後，Fogel 教授說明，當時中國、日本還處在一個「崇尚西方、貶斥原有文化」的時刻。世界語再怎麼擺脫特定民族、文化的束縛，在這些東亞的學習者眼中，仍然是「西式」的。正是這樣「既西方、又不是一個特定西方國家」的特色，使東亞學習者將世界語視為充滿魅力的溝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