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康教授演講「馮夢龍的《中興實錄》和《中興偉略》」紀要

　　大木康 (OKI, Yasushi) 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專長為中國明清文學、明清江南社會文化史、晚明出版文化、日本漢學，著有《晚明風雅》、《《史記》與《漢書》：中國文化的晴雨表》、《明清戲曲俗曲雜考》、《馮夢龍《山歌》研究》、《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冒襄和影梅庵憶語》等專書，與其他相關學術論文數十篇。

　　大木教授首先談及近代鹽谷溫 (1878-1962)、長澤規矩也 (1902-1980)、辛島驍 (1903-1967) 師徒，對馮夢龍 (1574-1646)〈三言〉版本的發現與考述，接著指出對日本江戶時代的日本讀者而言，來自中國的通俗白話小說仍顯珍貴，因而著意保存所得不同版本。直至今日，明版《古今小說》、《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仍可見於日本內閣文庫、蓬左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

　　明代嘉靖、萬曆、天啟、崇禎時期，中國出版業以江南地區為中心高度發展，其中有不少出版物流傳至日本。如現藏於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有崇禎六年 (1633) 序的科舉用書《四書千百年眼》，刊行不久後即被購往日本（寬永十二年〔1635〕）。有天啟四年 (1624) 序的馮夢龍《警世通言》，則寬永十年 (1633) 傳至日本名古屋。

　　先後舶載入日的馮夢龍〈三言〉與其它著作廣受讀者喜愛。學者伊藤仁齋 (1627-1705) 的日記中，寫下自己在天和三年 (1683) 向中國書進口商唐本屋宇兵衛借閱《醒世恆言》之事。馮夢龍的《笑府》、《智囊》、《情史類略》，都出現日本刻本。《小說精言》、《小說奇言》、《小說粹言》乃經過摘選或加上訓讀符號，編成利於閱讀、理解的〈三言〉選本；也有《英草紙》、《繁夜話》、《雨月物語》等，據〈三言〉情節翻案改編為以日本人名、地名展開故事的日文「讀本」。

　　馮夢龍，字猶龍，號墨憨齋、龍子猶等，蘇州人。因編撰豐富多彩的〈三言〉、《掛枝兒》、《山歌》諸作，而有「通俗文學之旗手」之譽。不止於此，他的著作遍及經（如：《四書指月》、《麟經指月》、《春秋衡庫》）、史（如：《綱鑒統一》、《壽寧待志》、《甲申紀事》）、子（如：《笑府》、《智囊》、《情史類略》、《金陵百媚》）、集（如：《墨憨齋定本傳奇》、《太霞新奏》）四部，涉及科舉、歷史、青樓文化、文學等不同範疇。馮夢龍與出版業的關係密切，在編著之外，他也曾掛名董斯張 (1586-1628) 所編《廣博物志》的校閱人、參與《水滸傳》出版，並鼓吹《金瓶梅》問世。他還與文化名人錢謙益 (1582-1664)、祁彪佳 (1603-1645) 等有所往來。

　　大木教授藉對比明清易代之際文人獲知崇禎帝駕崩之信息內容、時間的落差，凸顯當時讀者對時政新聞的高度需求，以及訊息傳播耗費的時間、內容正確性問題。上海縣鄉紳姚庭遴 (1628-?) 的日記《歷年記》，於崇禎十七年 (1644) 五月五日寫下所見小報刊載「四月二十五日」闖賊攻破北京、崇禎帝自縊，以及其後數日接獲大報對副都南京宗室、臣僚如何應變的報導。反映易代之際消息傳播不僅耗時，且有不少失實之處。鄒流漪 《明季遺聞》卷二搜集流布於明末南京的傳說軼聞，所記獲知崇禎駕崩消息情報的時間為「四月十二日」，可見南京作為明朝副都，能較快速的取得重要政治要聞。

　　面對上述情形，七十一歲的馮夢龍深感「道路既壅，風聞溢言，未可盡信」，著手向自北京出逃者搜集甲申之變前後的時事訊息，並加以編輯刊行。大木教授認為，專治《春秋》學又熟稔出版業的馮氏，編印《甲申紀聞》、《中興實錄》、《中興偉略》並非僅基於商業考量，同時更是根據《春秋》大義的忠勤行動。

　　《甲申紀聞》收錄於鄭振鐸 (1898-1958) 所輯《玄覽堂叢書》所收的《甲申紀事》中，是馮夢龍三部關於明季時事編著中最早成書者，採集崇禎帝殉國至南明福王在南京稱帝期間的時聞、奏疏與相關詩文。

　　《甲申紀事》錄有《中興實錄》〈序〉，且兩書內容都選錄南明弘光時期南京詔疏、實錄。因為早年不易遍訪《中興實錄》版本的謝國楨 (1901-1982) 在《晚明史籍考》中認為《甲申紀事》卷七至卷十二為《中興實錄》。南京圖書館所藏的《中興實錄》雖然已經以影印出版的形式收錄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馮夢龍全集》中，可惜的是，在後出的江蘇古籍出版社編印《南明史料》、《馮夢龍全集》當中，《中興實錄》（排印本）仍皆據謝國楨的見解，以《甲申紀事》的一部分為《中興實錄》。

　　目前已知的《中興實錄》版本有：一、刻本。南京圖書館藏本，影印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馮夢龍全集》（魏同賢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本（與南京本同版）；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本。二、鈔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日本筑波大學圖書館（張廷濟清儀閣舊藏）；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大學頭〕林家舊藏）；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內藤〔湖南〕文庫藏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本。

　　據德川幕府檔案《華夷變態》記載，明清鼎革後，南明遺民多次赴日乞師，以圖復興。面對南明政權的求援，日本江戶幕府在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 (1604-1651) 的時候，廣泛蒐集相關書籍資料。在此背景下，《中興實錄》與《幸存錄》、《明季遺聞》、《七家集》等書陸續被典藏於幕府圖書館紅葉山文庫中。大木教授比勘宮內廳書陵部藏本（原藏於紅葉山文庫）、南京圖書館藏本《中興實錄》的內容，發現前者較後者多了〈頒行粤東布政司示諭增赦拾款〉、《聖旨批准群臣奏章五月十四日起廿五日止》、〈粤東按院劉示諭勤王捐捧報國〉、〈當道大臣助金護國〉諸篇，加上其版式為每半葉十行三十二字，較南京圖書館藏明弘光本（每半葉七行二十一字）更小，故認為宮內廳書陵部藏本或為福建等地後刻的通俗版本。

　　宮內廳書陵部藏本《中興實錄》可見朱筆圈點的閱讀痕跡，反映江戶幕府對當時中國情況的關心。其末葉以墨筆寫下「弘光統記」四字。大木教授指出，內閣文庫藏本、內藤文庫藏本、蓬左文庫藏本三種流傳於日本的《中興實錄》鈔本末葉，也都有「弘光統記」四字，它們很可能都出自紅葉山文庫藏本（內藤文庫本則出自內閣文庫的林家舊藏本）。

　　1645 年四月，南京弘光政權崩壞，同年六月唐王朱聿鍵 (1602-1646) 監國於福州。由《中興偉略》收錄〈唐王詔書〉、〈監國唐王令諭〉，推知此書可能編輯、刊刻於唐王監國之際的褔州。

　　日本內閣文庫、名古屋市蓬左文庫、神戶市立中央圖書館三處所藏的《中興偉略》，是目前可知唯三的刻本。其中神戶市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吉川幸次郎〔1904-1980〕舊藏），內文較其它兩本多了隆武帝朱聿鍵《登極恩詔》，末葉還有「隆武元年柒月捨五日頒行天下／十五國臣民知悉／福京公署發刻」字樣，可見此本應為《中興偉略》後期的刻本。

　　《中興偉略》刊行次年（正保三年，1646），日本京都林甚右衛門、風月宗知兩家翻刻《中興偉略》。書肆考量當地讀眾的關心，所出版的和刻本《中興偉略》為節選本，並附有訓讀符號。鹽谷溫的〈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中介紹正保三年的和刻本《中興偉略》，容肇祖 (1897-1994) 據此在〈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中為《中興偉略》加上案語，云：「疑當時馮夢龍或在日本，故刻於日本」。大木教授指出，清代陳焯《湘管齋寓賞編》卷三「楊忠愍與鄭端簡書」中收錄馮夢龍〈題楊忠愍贈養虛先生詩冊三絕句〉，末尾署名「吳門後學七十二老人馮夢龍書於天寧僧舍」，可知馮氏當時客居浙江台州天寧寺。加上沈自晉 (1583-1665)〈重訂南詞全譜凡例續紀〉追述與馮氏晚年的交往，推知馮夢龍約於南明隆武二年 (1646) 春逝世。因此，容先生所持馮夢龍到日本來刊刻《中興偉略》一說難能成立。可是，現在看來，馮夢龍來日本一說乃研究史上很有趣的見解。

　　演講後的綜合討論中，主持人楊玉成教授，以及胡曉真教授、劉瓊云教授、賴信宏教授、劉柏正教授與諸位與會學者，熱烈地就江戶時期京都的商業出版文化、《甲申紀事》和《中興實錄》刻本的編碼、《中興實錄》和《中興偉略》篇目差異與順序等問題，與大木教授進行對話。大木教授針對上述問題，逐一進行回應，演講於師友們的對談中圓滿結束。

（照片由文哲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