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仁恕教授演講「明季黨爭的變形：張漢儒疏參錢謙益、瞿式耜事件」紀要

　　本次近代史研究所講論會，由巫仁恕教授主講「明季黨爭的變形：張漢儒疏參錢謙益、瞿式耜事件」。主持人陳建守教授首先引介巫教授先前曾轉向研究民國史與巴縣竊盜案等主題，近來回歸明史領域。巫教授自述，近年因行政工作與庶務，能夠專心做研究的時間不多，乃選取「小題目」加以耕耘。近來再次關注明清之際江南地方歷史，希望透過區域性視角，嘗試運用非上層士人的材料，由下而上的觀察，陸續處理江蘇常熟縣的一些案例，本次討論主軸也圍繞著上述關懷開展。

　　巫教授注意到，明代晚期地方社會事件與朝廷政治彼此有所關連，但過去較少注意兩者之間的聯繫，因此研究有限。崇禎九年 (1636) 張漢儒疏參錢謙益二人的案例，恰能反映出明朝黨爭已不限於朝廷內部的鬥爭，而是向下擴及到地方州縣社會，且從此案例又能進一步觀察明朝滅亡這一重大問題。過去學界討論這起事件，多認為是當時內閣首輔溫體仁所策劃，但巫教授重新閱讀史料後，發現張漢儒最初的攻擊對象並非錢謙益二人，因此實情更為複雜。

　　此案與晚明黨爭、尤其是東林黨有關，巫教授概述錢謙益與東林黨，以及錢謙益、溫體仁二人結怨的來龍去脈。東林黨的形成，起因於萬曆皇帝欲改立太子人選。雖屬家務，但基於「國本」，滿朝文武有支持者亦有反對者。其中支持原太子者，多被罷官歸鄉，成立書院，是為東林黨，錢謙益便身在其中。後來錢氏應科舉過程，以及被任命考官時，都出現一些風波而罷官。崇禎皇帝繼位後，錢謙益再次被啟用，本來是內閣首輔之選，但其政敵溫體仁利用過去科舉相關事件，打倒錢氏，成為內閣首輔。以上可見兩人敵對之關係，也是引發張漢儒疏參事件的遠因。

　　接著，巫教授根據數種材料重建張漢儒的生平。例如馮舒《虞山妖亂志》提到，張漢儒本名「張景良」，曾為刀筆吏，仗著與鄉紳交往，在地方為非作歹，最後為常熟縣名宦陳必謙所逐，於是懷恨在心。但後續疏參案起，官員審訊張漢儒之子張兆麒時，卻未曾提到陳必謙，反而說張氏是被訟師、衙役與惡鄰所害，呈現截然不同的情節。不過，在這些討論張漢儒上疏背景的材料中，都共同提到兩個人──顧大韶、陳履謙。除了個人經歷造成的動機之外，另一個促成上疏的動機，乃是崇禎皇帝即位後欲了解「下情」而廣開言路，因有人上疏得皇帝讚賞賜官，導致京城告訐之風盛行，也讓張氏有另一個上疏的契機。張氏先找上常熟士人顧大韶商量，顧大韶因科考不得意，又對常熟當地弊病有獨到見解，他將自己所撰的「江南六大害」草稿給了張漢儒，是為疏稿來源。張氏又拜訪孫朝肅與錢裔肅兩位當地鄉紳，得到他們的鼓勵。巫教授梳理張氏生平，發覺可能與瞿家人有些過節，但幾乎找不到他跟錢謙益的嫌隙，其最初想攻擊的對象應是陳必謙。

　　然而，張景良來到北京後，先是冒名張漢儒進入北京城，隨後遇到同鄉陳履謙，陳氏為當時京城四大訟師之一，他建議張氏不要告陳必謙，應改告與首輔溫體仁對立的錢謙益與瞿式耜，較容易被溫體仁接受，張氏才轉告錢、瞿二人。經過四次努力，疏稿終於被溫體仁看到，擬旨要官員捉拿、審問相關人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資助張漢儒把這份疏稿刻印轉發給官員，可以看出當時政治黑函的傳播方式與成本。

　　巫教授進一步分析疏稿內容，以及控訴錢、瞿不法材料的其他來源。疏稿主要內容是錢、瞿二人所涉及的江南六大害，包括舉薦、錢糧、鹽政、豪奴、騙餉與士習六項。舉薦是指在科舉之外，薦舉人才入仕；錢糧則是家奴充當衙役，侵吞國家邊鎮兵餉；鹽政為放任奴僕販售私鹽，害官鹽滯銷；豪奴又有錢、瞿兩家主之庇護，在外為非作歹；騙餉係指當時江南地方設立哨兵，鄉紳常以家奴佔缺領餉；士習便是生員集體抗議行動。那麼，六大害是否屬實？巫教授從兩方面剖析：首先，在現代學者研究成果中，雖時有引用這份疏稿來論述當時社會問題確有這些狀況，但無法證實有錢、瞿二家參與其中；此外，當時巡撫張國維的調查結果雖不否認部分弊端，卻也難與錢、瞿二人扯上關係。再者，疏稿又加入其他對錢、瞿兩人不法的控訴。《虞山妖亂志》記錄當時有人認為常熟縣的孫林與錢裔肅也參與其中，巫教授認為孫家與錢裔肅和二人各有嫌隙，都有動機提供素材。

　　江南張國維等官員調查後，幾乎都為錢、瞿聲援，認為並無此事。至於錢、瞿二人，據說得到人指點「款曹和溫」與「聯朱」兩大策略：一面透過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取得協助，有不少資料提及錢謙益請人聯絡曹化淳，請求他相助；另一方面，他們也求助曾上疏攻擊溫體仁的撫寧侯朱國弼。不過，這些策略反倒成了溫體仁、張漢儒與陳履謙反擊之手段。溫體仁想利用「款曹」之說，說服皇帝錢謙益與曹化淳結黨；溫氏同時也認為朱國弼攻擊自己是錢謙益的主使，因此動用與自己同黨的錦衣衛主事董琨來取得想要的供詞，坐實錢、朱結黨一事。

　　不過，當崇禎皇帝接獲這份「款曹」的揭帖後，事情未如溫體仁等人的想像發展。崇禎皇帝直接向曹化淳提及此事，曹化淳向皇帝喊冤，皇帝便將此案交付曹氏辦理。曹化淳審訊張漢儒等人後，發現此事是張漢儒、陳履謙與溫體仁結黨而來，於是張、陳二人被判罪，至於溫體仁則企圖稱病來獲取崇禎皇帝慰留，皇帝卻順勢讓他解任，溫體仁從此離開朝政中心。總結這起「疏參事件」，雖屬個案，但從中卻能觀察到晚明官僚體系的問題。做為內閣首輔的溫體仁，非但不關心國政，還致力於打擊異己。而參與其中的人物，亦各自利用人際網絡，上從中央、下至地方家族皆參與其中，更利用公共傳播媒體（如黑函與出版物）攻擊他人或為己方辯護。值得注意的是，傳播黑函的現象，與現代政治黑函有相似之處，可說是具備了「現代性」。

　　演講結束後，評論人楊正顯教授首先指出，過去討論黨爭，往往以中央為主軸，但巫教授重新爬梳史料，說明萬曆朝後期到崇禎朝，不論是中央與地方都籠罩在黨爭之中，即便是中下層士人也得「靠黨」求生。就地方參與這起事件的人來說，留有其他文獻，從中可以再思考一些議題。首先，《虞山妖亂志》的作者馮舒以及另一要角顧大韶都有個人文集，當中也記述了這起事件。馮氏與錢謙益二人關係甚佳，也許《虞山妖亂志》是專為辯駁而寫，正巧能與張漢儒疏稿相互參照，進一步探究時人被他人攻擊時，採取何種反擊策略。又，從顧大韶本人的文集來看，也有兩點值得注意：一、他注意到地方確實有人偵查東林黨人，這可以佐證巫教授認為黨爭擴及地方的推論；二、顧大韶本人的立場究竟為何，是否有自己謀生的策略，也值得觀察。徐兆安教授亦接著對史料問題延伸，詢問過去研究黨爭引用材料，以及溫體仁的評價有何問題。

　　巫教授首先感謝楊教授提供地方士人文集史料為日後擴充之用，並指出此次引用《虞山妖亂志》等材料確實有偏頗，這是晚明到清初這類史料特色，因為撰述多為東林黨、復社角度，他們為對立者標上負面形象，必須盡力辨別、多方比對，設法回歸當下的複雜性。

　　最後討論到「黨」與「黨爭」，謝歆哲教授認為，從本案來說，地方人士雖然不在黨爭中心，卻能獲取許多訊息並為己所用；張寧教授則好奇黨爭起因是否與明代制度結構相關？巫教授同意謝教授所言，並提出晚明中央與地方都籠罩在黨爭的氛圍中，從這種更實際的角度去思考明朝滅亡，或許是一條新的路徑。至於黨爭與制度的關聯，要從科舉名額有限而形成的競爭說起，人們透過文社學習科考文章圖謀中舉，使得熟識者得以相互辨別的角度切入；又如「考成制度」讓官員彼此競爭，加上外在出版興盛，得以出版攻擊他人的文稿，都是明代的「黨」形成的因素。